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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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5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接近结尾处，亚里士多德谈及了那种人们可能会称之为智术师的政治哲学的东西。他的主要观点是，智术师将政治等同于或几乎等同于修辞术。换言之，智术师相信或倾向于相信言辞的全能。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不能被指责为犯有这种错误。色诺芬谈到自己的好友普罗克赛斯，他在居鲁士征讨波斯王的远征中指挥过一支分遣部队，而且他是最著名的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学生。色诺芬说普罗克赛弩斯生性正直，并有能力指挥贤人（ gentlemen），但却不能使土兵对自己充满畏惧，他没有能力惩罚那些不是贤人的人，甚至没有能力训斥他们。但色诺芬，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却被证明是一位最为成功的统帅，而这恰恰是因为他既能驾驭贤人，又能驾非贤人（ nongentlemen）。色诺芬，这个苏格拉底的学生，对政治的苛刻与严酷，对那种超越言辞的政治的要素不抱任何幻想。在这至关重要的方面，马基雅维利与苏格拉底结成了一条对抗智术师的共同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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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5
  当一个人公开地发出或喷吐出一种渎神思想时，所有好人都会战栗并远离他，或者会给予他应得的惩罚，罪完全是他的。但是一种隐藏的渎神思想是如此诡诈，这不仅是因为它保护了神者免受按照法律程序应受的惩罚，而且首先是因为它实际上强迫听者或读者自己想到渎神思想，并由此成为渎神者的共犯。由此，通过诱使其思考禁忌或犯罪的思想，马基雅维利与他最为出类拔萃（ par excellence）的读者——他称之为“年轻人”——之间建立起某种亲密关系。这样一种亲密关系似乎也由每一位起诉人或法官建立起来，为了证明罪犯有罪，他们必须思考罪犯的思想，但这种亲密关系是被罪犯所憎恶的。然而，马基雅维利却渴望它。这是他对青年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或用一种确立已久的说法，这是他败坏青年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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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05
  此世的一切都有其进程的限度——由天国所设的限度。但是，只有当它们保持良好的秩序时，它们才能达到这一限度，而这意味着它们必须经常被带回其开端，因为在它们的开端之中，它们必定曾具有某种善（ goodness），否则，它们就不会获得最初的声誉，也不会获得增强。通过罗马人在被高卢人击败之后重获新生命与新德性的例子，马基雅维利首先证明了他的命题中与共和国相关的部分：罗马人由此恢复了对宗教与正义的遵奉，即恢复了对旧秩序特别是对宗教的遵奉，正是由于对宗教的疏失使罗马遭受了灾难。古代德性的恢复由对恐怖与恐惧的重新施加（ reimposition）构成，正是它们曾使人在开端变得良善。马基雅维利由此解释了，在他对古代方式与秩序的恢复的关切中，什么是根本性的：人们之所以在开端时是良善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清白纯真，而是因为他们受到恐怖及恐惧的掌控——受原初的和根本的恐怖及恐惧掌控，在开端中没有爱（Love）只有恐怖（ Terror）。马基雅维利全然崭新的教诲正是基于这一断言的洞见（它先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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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31
  当你说祖国正处于危险中的时候，你并没有区分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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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29
  自由民主的核心是尽职尽责的个体，而放纵平等主义的核心却是欲望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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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31
  如果幸福完全是主观的，那么，幸福就跟决定共同的善不相干。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我们的政治方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们如是回答：虽然幸福根本上是主观的，但幸福的条件却不是主观的。无论你怎样理解幸福，为了获得幸福，你首先得活着；其次，你必须能到处蹓跶；第三，你必须能够按你自己理解的幸福去追求幸福，即便是你一时兴起的幸福。因此，无论你怎样理解幸福，幸福的条件都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这些构成了幸福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具有幸福本身所欠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此，政治社会的功能不是关注公民是否幸福，也不管他们是否能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举止高尚的君子，而是去创造幸福的条件，去保护他们，或用行话来说，要保护人的各种自然权利；因为在现代意义上，人的各种自然权利就是指对上述幸福的条件的权利。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治社会也不能将任何幸福观念强加在公民头上，因为任何幸福观念都是主观的，因而也是随意的。人们都将按各自的理解去追求幸福。他们都在为幸福而奋斗。这种奋斗部分是合作性的，部分是竞争性的。这种奋斗产生了某种网络。我想，这就是那个与国家相对的词、即社会的最初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