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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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247332632021-06-02歌德曾经一直在判断,是否将法国的主张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声明来接受。1830年8月2日,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魏玛。经过三天的动乱,即所谓的“光荣三日”——7月27日、28日和29日——终结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查理十世流亡英国。来自日内瓦的自由共和人士弗雷德里克·让·索雷与一位受到歌德高度称赞的矿物学者在一个下午拜访了诗人。歌德情绪高昂地说:“对这个伟大事件,你们做何思考?火山就要爆发,一切都燃烧起来,我们不可能再关起门来做事!”索雷回答说:“一个可怕的故事。不过,在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恶劣环境之下,一个这样的政府,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除非将皇族驱逐出去,一切才会有个了断。”歌德的回答令人费解:“我的朋友,似乎我们都误解了对方。我说的不是那些人,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我在谈论法国动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和若夫鲁瓦·圣伊莱尔之间的论争,这是科学界极为重要的事件,导致了学术界坦然率真的狂喜。”这个回答对索雷来说太出乎意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几分钟,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完完全全停顿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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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247332632021-06-011935年7月,当哈里·凯斯勒伯爵在巴黎遇到德国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时,他把希特勒的政治比作理查三世的执政策略。这位前总理回应说:“比它糟糕得多,因为戏剧性的、多愁善感的浪漫情怀,即瓦格纳的因素融入了其中。”希特勒总是坚持认为,他成为政治家、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元首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真正希望的是认真做一位艺术政治家,摆在他面前的最重要任务是把德国转变成文化国家。慕尼黑的德国艺术馆成为纳粹时期第一座伟大新建筑绝不是偶然。希特勒占领巴黎后,在城内只参观了几个小时,却在加尼耶歌剧院逗留了很长时间,并且要求雕刻家布雷克尔和建筑师施佩尔陪同,不要政治家或将军们相随,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了。甚至在希特勒最后的日子里,在他自杀前,在柏林的地堡里,希特勒还要确定他离开世界的方式要尽可能地像歌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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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川2021-01-20今天,“魏玛共和国”依然遭受重重指责,而“魏玛文化”却被人们向在怀念,依然把它看作未能实现的伟大承诺。“波恩不是魏玛”是20世纪50年代“德意志第二共和国”的吶喊,是旨在对抗政治激进主义、保证民主政权的平稳实施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政治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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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川2021-01-20机务人员包括一个飞行员个观察员、一个机枪手,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员。当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电的一个节目,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名成员有博士学位——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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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水族馆2014-06-17很明显,他(托马斯·曼)不希望提醒自己,正是惠特曼对男性之间友谊的赞颂,使他在深怀民族主义与独裁主义思想的德国青年面前得以表达对民主与共和思想的拥戴之情。他甚至可能想到,男性之间的友谊也许会像糟糕的浪漫主义一样,不可能继续在政治领域发挥什么作用,于是托马斯·曼在给艾格尼丝·迈尔的信中表示言听计从。他的早期演讲也需要清理,因为提及同性恋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言论都会使信奉清教的美国人深感不安,尤其是在当时“标准的反纳粹的比喻就是所谓的反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反常性取向”。这些出色的哲学家中包括康德,他著书立传传送永久的和平;这些杰出的十人众包括诺瓦利斯,他不仅尝到能把欧洲统一起来的“诸国之国”,而且期望建立世界通行的律令,以使世界最终走向大同。这不仅是民主,正如托马斯·曼所言,这是政治启蒙。这种启蒙在惠特曼和诺瓦利斯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启蒙的基础不是理性思辨,而是与身体政治有关的涵盖一切的情感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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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播列2013-12-24一旦崇高的道德姿态成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就能够以清醒严肃、冷静务实的态度为民主服务。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阁楼,不再只会带着某种轻蔑和傲慢看待地下室中的现实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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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播列2013-12-24对文化这种梦幻般的过高估价在德国的历史上扮演了极为危险的角色。当文化被视为政治的替代物时,公共范围内的道德缺失也就很容易被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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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娃迎迎2013-11-09曾经流亡到法国巴黎的德国作家海涅曾做过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似乎变成了现实。1833年,仅仅距七月革命几年之后,海涅曾对法国和德国的革命斗争做过最为生动细致的描述,并指出了革命最后的走向:“在我看来,一个像我们一样有条不紊的理性民族,肯定会以改良为开端,之后必然会投身于哲学体系的探讨。我认为这个顺序非常明智合理……然而,德国的共和党人,不要因此而焦虑,德国革命绝不会是适度而温和的,因为在德国革命之前,有康德‘批判’思想的铺垫,有费希特‘超验的唯心主义’的铺垫,甚至有自然哲学的铺垫。这些学说会促使革命力量的生成和发展,只要时间一到,这种力量便会爆发出来,让整个世界充满恐惧与景仰……革命之前的思想储备恰如惊雷之前的闪电。德国惊雷理所当然会带有德国特色:它虽然不那么敏捷迅速,却缓缓地前进,一路隆隆之声震耳,但它必定会到来。当你听到世界历史上从未听到过的震耳欲聋的爆裂之声,你就会知道德国的惊雷降临人间了。在这场喧哗与骚动中,雄鹰会从碧空坠地而死,远在非洲荒野的雄狮会咬住它们的尾巴,小心翼翼的爬回自己高贵的巢穴。届时,在德国将会上演一出壮观的大戏,相比之下,法国革命不过是一首天真无知的牧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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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C2013-08-01思想的历史只是社会历史与政治历史的附属物,而非替代物。在很大程度上说,思想历史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历史,即知识分子的历史。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才把知识分子对历史过程的影响视为理所当然;而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播给更多的公众,以及他们最终会对历史施加何种影响等问题,则一直悬而未决。人们也许把思想史或观念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这座壮观建筑物上的一件装饰,可以轻易地被清除干净。不过,在清楚之后,这座建筑虽然不会坍塌,但却不再是从前那座建筑了。可见,思想史并非华而不实、可有可无,而是政治与历史的有益装饰。它提醒我们,人类不仅仅是由人们的所作所为构成的,还包括人们的所言所说、所思所想。历史关心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历史还包含着意义与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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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C2013-08-01文化和社会不可能彼此分开。政治是一个自足的领域,是不确定的艺术,妥协与折衷是其主导。它不应该与精神艺术的王国混为一谈,因为在精神与艺术的王国里,纯粹与绝对才是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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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J2012-11-11在东德,道德的懦弱在大张旗鼓地继续着,令人很是痛心 :非暴力反抗已无迹可寻。对受压迫的人们缺乏应有的同情,处处见风使舵、自欺欺人,要么就躲进内心的世界中逃避现实。 这些都是从 1933 年直到 1989 年的漫长时期内 ,东部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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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hesis2011-05-06本書考察了德國人對於文化的態度,他們將文化視為政治的替代物,同時對政治嗤之以鼻——這裡首先把政治理解為議會政治,他們認為政治就是思想狹隘的利益集團進行討價還價、相互妥協的競技場。……然而,我卻堅持認為,對文化成就的過高評價,以及‘對政治表現出的奇怪的冷漠態度’(古奇語),在德國所起的作用比在其它國家要大得多,其表現程度也比在其它國家要強得多。文化是政治的替代物,這是貫穿在德國歷史中的普遍思想……(Ibid.,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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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hesis2011-05-06諾貝特•埃利亞斯在他的著作《德國人》中寫道:“鑲嵌在德國詞彙‘文化’中的含義也許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見,這是反復出現在德國中產階級精英中的徵候,即政治與國家事務代表他們引為羞恥、缺乏自由的領域,而文化則代表了他們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們的尊嚴與驕傲。在18世紀與19世紀的一些時期中,中產階級‘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偏見將矛頭指向了王公貴族的獨裁政治……在之後的時期中,這種反政治偏見的矛頭則轉而指向民主國家的議會政治。”這裡,埃利亞斯描繪了‘文化’在德國‘民主政策’中的角色;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則認為,文化在‘對外政策’中的角色是以德國人不由自主地要將文明與文化區分開來的意象為特點的。“在德語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無論如何,這種用途的價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類的外部表現和人類生存狀態的表象組成的。最令德國人引以為豪的、用以闡釋他們自身成就與自身存在狀態的詞彙則是‘文化’。”法語和英語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經濟、技術和運動、道德與社會現實,德國的‘文化’概念則在本質上指向思想、藝術和宗教,而且有一種傾向,就是在這類事物和另一類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之間,劃出明確的分界線。從根本來說,不僅德國的中產階級,而且整個德國都因其文化成就及文化渴望而引以為豪、沾沾自喜。德國人對文化的興趣和熱愛,加上與日常政治打著官腔的嘲諷,形成了“德國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質。”(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劉春芳、高新華譯,譯林出版社,2010,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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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247332632021-06-05在给托马斯·曼的信中,阿多诺继续对他所看到的战后德国漠视政治的氛围同普鲁士在解放战争前夕的情况进行比较。战后,在大学中,德国青年们再次谈论起逻辑问题和玄学问题,就好像他们在谈论政治。阿多诺以一种近乎洋洋得意的口吻写道,年轻的德国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他们的祖国已经不存在了。德国不再是个政治主体,将来,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不会对世界政治施加任何影响。那么结果就是,德国人便会以如何在强权的阴影下生存为主要目标。于是,他们再一次变得思想丰富而行动匮乏,正和他们的祖先在1800年左右的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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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247332632021-06-04阿隆在1983年发表他的《回忆录》时,描述了年轻时他对德国文化是怎样的着迷。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什么也不做,专门攻读康德的作品,对德国哲学思想的丰富性了解得非常深入。在法国,只有文学才会让他产生同样的兴趣。最后,在德国哲学和法国文学之间,在康德和普鲁斯特之间,再也没有涂尔干的社会学生存的土壤。与康德著作中可被理解的特性和普鲁斯特作品中的阿尔贝蒂娜相比,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自杀》都无法触动阿隆的神经。因为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对现代社会非常了解。假若他是涂尔干的信徒,倒不一定能够了解得如此深刻。在许多德国人把文化看作逃避政治的避难所时,文化却给阿隆打开了博大而深奥的政治视野,使阿隆在日后得以成为法国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