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性的理性动物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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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means?2024-06-02毫不奇怪，自我认识具有相同的双重性。说它毫不奇怪是因为我们的自我认识既预设了对身份的自我归属，也被这种自我归属预设。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与那些非常了解我的人对我的判断一致，我才可以大体上对这些判断怀有信心。如果我对自己过分保护，拒绝向这些人敞开自己，那么我就很容易变成自己幻想的牺牲品。当然也有某些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它们不仅没有防止我们被自我欺骗的幻想囚禁，反而导致或加强了这一结果。但是，社会关系有时也能提供自我判断亟需的修正，真正的和深刻的自我认识只有作为那些社会关系的结果才有可能实现。实现充分的自我认识永远是一个共同的成就。如果我要现实地想象不同的未来并做出选择，充分的自我认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象力的质量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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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means?2024-06-02这两个问题是：“对我们来说，关注并理解人类与其他智能物种之间的共同之处为什么重要？”和“对道德哲学家而言，关注人类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残疾（或无能，disability）为什么重要？”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后者，迄今为止在道德哲学领域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我似乎正在从事一项修正性的工作，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那个未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急于纠正其错误和局限的哲学家怜恰是我自己。因此本书不仅是《追寻德性》、《谁的正义？何种理性？》以及《三种互竞的道德探究观的延续，也是对我在这些研究中一些观点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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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means?2024-06-02在《追寻德性》中，我曾试图按照亚里土多德理解德性的方式，对德性在社会实践、个人生活和共同体生活中的地位给出我的论述，同时又使这种论述独立于我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尽管我们确实有很好的理由拒绝亚里士多德生物学中的某些重要成分，但是现在我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该认为有可能存在一种独立于生物学的伦理学，我很感激那些在这一问题上反对过我的批评者。之所以不可能有这种伦理学，是因为两个不同但却相关的原因。首先，如果不能给出有关我们如何发展成现在这种生命形式的论述，从而解释（或至少将我们指引向某种解释）对于在生物意义上像我们这样构成的存在而言，这种生命形式如何可能，那么任何对我们的道德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关于好、规则和德性的论述都必然是不充分的。而那种发展正是以我们最初的动物状态为起点的。第二，如果没有理解这种状态，如果没有通过在人类和其他智能物种之间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对这种状态的了解，那么就会模糊那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特征。我们没有理解的问题之一就是人类脆弱性和残疾的本质和程度，这一点本身就极其重要。由于未能充分考虑人生的这一核心特征，我之前也必然未能注意到德性在人生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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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means?2024-06-02在《三种互竞的道德探究观》出版九年之后，麦金太尔才出版了他的又一部专著，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1999）。这部著作至少在两个方面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是对麦金太尔本人和麦金太尔的研究者而言，《依赖性的理性动物》无疑标志着麦金太尔的一次重大转向和对自己此前思想的修正。在较早的《追寻德性》中，麦金太尔明确拒斥作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基础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生物学，而试图将他的德性理论建立在社会建构的基础之上。但是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麦金太尔不仅回到了人类的生物学基础这个问题上，而且明确承认自已在之前犯了错误。在这里，他转而强调人类与其他智能动物共有的特征，并且认为这些才是我们认识德性、认识伦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到底是一种理论进步还是理论倒退，这种将伦理学奠基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的努力是否能够像亚里士多德的类似理论那样成功，最好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审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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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means?2024-04-07无论对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存在一个裂隙（gap），一边是对他们来说有好的理由去做的事情，另一边是可以满足当前欲望或满足伯纳德·威廉姆斯所谓的“行动者主观动机集合”（the agent's subjective motivational set）①中其他元素的事情。威廉姆斯给了“行动者主观动机集合”一个宽泛的定义，包括“评价的倾向、情感反应的模式、个人的忠诚”，以及对不同计划的承诺（commitments）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