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

• 湖山

  2020-12-04
  但是我认为，地方精英们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一扇观察基层社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民间秩序如何存在于官方司法系统之外的窗户。人们把公平、正义和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掌握在自认可的人手中。当然我们可以指出这种所谓调解是很有局限的，也没有一种力量保证其公正，更何况政府对此加以控制或取缔，在国家的权力之下，这种社会力量显得是那么脆弱。的确，这种怀疑态度可能便是我们经常忽视和低估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将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刷下，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茶馆讲理”出现的问题，经常被政府放大，并借此压制这种自发的调解活动。现代国家机器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试图瓦解民间存在的任何能够与其抗衡的力量。其实这种民间的调解活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形成西方那种与国家权力抗衡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国家仍然竭力压制，企图将一切包揽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不过，政府并不能彻底控制这类活动。从晚清到民国，“吃讲茶”活动直都在进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存在及其社会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权力。社区居民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利益，社区邻里仍然可以利用茶馆作为“民事法庭”。虽然政府颁布了不少规章，但各种社会组织仍然利用茶馆进行活动，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权力竭力深入社会基层，其目的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然而从实际结果看，国家不但不能填补社会自治被国家削弱后留下的真空，而且随着这种真空的日益扩大，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与其初衷相违背的。
• 湖山

  2020-12-04
  袍哥的这些信仰，是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重要支柱。在清代，这种信仰是民族主义的支撑；辛亥革命以后，反满不再是他们的目标，那些早期的革命信仰，转换为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这种革命信仰，和大众宗教崇拜（特别是关帝崇拜）结合在起，成为非常有效的黏合剂，保证了他们对自己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无条件忠诚。
• 湖山

  2020-12-04
  川西平原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川西农村基本上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们看到从1920年代以来，在两湖、两广、江西等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却都没有在川西平原出现。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更远，也很难看到从成都平原掀起的农民起义。其原因当然与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使人们不肯轻易铤而走险有关；不过这种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既定制度合法性的认可，以及乡村惯习的制约，也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湖山

  2020-12-04
  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 Breadhead

  2020-05-17
  正如M·德·塞尔托所指出的：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
• Breadhead

  2020-05-17
  十条三要：父母要尽孝，尊敬长上，莫以大欺小，兄宽弟让，乡邻要和好，敬让谦恭，忠诚，行仁尚义，上下宜分晓，谨言慎行。若逢弟媳和兄嫂，俯首潜心莫乱瞧；见着妇女休调笑，犹如姊妹是同胞；寡妇尼姑最紧要，宣淫好色要挨刀。
• drunkenstain

  2019-06-19
  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有天下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 麦麦

  2019-04-29
  历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观和微观的视野。有一句英语俗语：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
• Ethel

  2018-10-26
  虽然李姆姆的死再次勾起半年前雷明远杀女的悲剧记忆，但人们最多议论几天而已，一切还是归于风平浪静。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 egg-white

  2018-05-26
  When we revisit this tragedy almost eighty years later, using modern ways of inquiry and scholarship, we want to know why it happened and what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oil may have engendered it.
• egg-white

  2018-05-22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movements that promoted modernization had gone on for more decades—for exampl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0s and 1920s),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1920s and 1930s), and the New Life Movement (1930s and 1940s). China’s rural society may have seemed to some (the intellectuals perhaps) to ha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but it had really changed little. Rural people in the Chengdu Plain were, to a certain extent, still cloaked in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Moreover, since the killing of Shuqing happened in the outskirts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a place held up as a center of trends—the elite no doubt imagined even worse things deeper in the hinterland.
• Hazsco

  2019-12-17
  根据征粮组组长曹云生的回忆，征粮工作是一场“政治运动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作组在深入农村征粮时，依靠基本群众，“征粮对象绝大多数是地主、大豪绅、富农，一般农民的粮赋早已交清。因此征粮工作十分困难”。正如我在第二章中已经研究过的，川西平原实际上很少有大地主、大土豪，因此，在征粮过程中，一般自耕农有时也成为对象。所以才出现了“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地主、恶霸、豪绅、土匪、炮哥勾结一起，阴谋组织叛乱，破坏征粮”。所谓的“暴乱”其实就是武装对抗征粮。……我们对崇义桥征粮的细节缺乏了解，但是根据一项对1949年底和1950年初四川江津的所谓“大户加征”的研究，江津县人民政府当时按照当年征粮配额，“增加六成普征”，主要针对所谓的地主和富农“大户”，而实际加征率是江津80%。因此造成有些地主拿不出粮食，“用地来抵公粮了”。当地主无法承受高额加征时，“普通农民被要求增加税额”，不少所谓“富户”，只好通过“借贷”来“完清公粮”。而且完粮的运输也是他们自己承担的，“纳税越多，运输成本越高”，有的家庭“连六十岁老头，十二岁小女、太太、小姐都参加了运输”。那些没有存粮且无处借贷的“大户”，情况更为糟糕，征粮人员到这些人家坐催，交不上粮就不走，甚至“开大会批评”，或“送政府暂时扣押”，乃至“处罚打骂”，成为实际上的“暴力征粮”，他们面临着“经济与肉体的双重打击”。
• Hazsco

  2019-12-16
  四川大量种植鸦片是在道光之后，1869年据上海总商会代表报告，四川的物产中鸦片已居首位。迄光绪末，四川鸦片产量居全国之冠，140多个州县都有鸦片种植。1906年全川产23.8万担，当时全国产量约58.48万担，川省占40.7%。鸦片亩产一般在50两左右，那么鸦片种植占有川省耕地约761.6万亩，相当于全川1.02亿亩耕地的7.4%。鸦片成为清末川省出口商品的最大宗，根据日本人根岸佶的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省出口商品价值约3000万海关两，而其中鸦片就达1200万海关量，占40%。
• Hazsco

  2019-12-14
  ……虽然袍哥在地方上已经有一定的势力，但是却仍然无法逃脱被剥削的处境，正如沈所指出的：“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形即使是在一个袍哥的家庭也依然没有例外。”这种情况应该是超出了我们过去对民国农村的一般性认识，我们似乎难以相信，地方上像袍哥首领这样的有权有势者，怎么会仍然在经济上出于被剥削的地位？难道他们不可利用暴力迫使地主做出让步？这种情形，倒是提醒我们过去川西乡村契约关系的重要，遵守契约，是维持地方秩序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川西平原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川西农村基本上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们看到从1920年代以来，在两湖、两广、江西等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却都没有在川西平原出现。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更远，也很难看到从成都平原掀起的农民起义。其原因当然与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使人们不肯轻易铤而走险有关；不过这种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既定制度合法性的认可，以及乡村惯习的制约，也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Hazsco

  2019-12-14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也在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估计，四川男性成年人70%以上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现存的档案资料似乎支持这些说法，以民间艺人为例，据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3人空白，1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这一个案的比例也是在70%以上。……除了人数众多，四川袍哥势力和影响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以1946年重庆第一届参议员的选举为例，参加竞选者，“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均为袍界人物领袖”。而不是袍哥的候选人，觉得获选机会渺茫，为了竞选成功，“大肆活动，临时要求参加袍界组织”。曾有某人平时“自命清高，看不起袍哥”。但是此时“以千万元之代价，要想入门拜某堂社，请求支持其竞选”，但是数次被拒绝，被拒的理由是“袍界不为利诱”和“袍哥不为人所利用”。后来经过各方面的“恳请”，才答应协助，而且并不要金钱，说是“袍哥们都是够朋友有骨气的，以利诱之，反而要遭拒绝”。
• 湖山

  2020-12-05
  本书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区最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的一个首领和他的家庭，观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错盘结和内在关系，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中国的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作为一个反清的政治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斗争过程中，袍哥形成了一整套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这个组织既断了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也给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所以大量民众加入这个组织，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的社会之中（图18-3）。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要懂得中国的农村、农民和民问题，必须了解过去他们在怎样一个政治生态下生活。透过雷氏家庭这个微观世界，我们进入到川西乡村社会复杂的内部，揭示了这个社会隐藏的秘密，看到了一个内陆地区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暴力和秩序，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和地方政治、对一般民众的深刻影响。这样一个暴力团伙一度是具有远大抱负的“革命”组织，貌似建立了坚固的地方秩序，但是无论它多么强大成员数量多么众多，所掌握的资源多么丰富，却可悲地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 早起的臭臭猫

  2020-05-23
  微观历史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一是方法论的问题，正如我在一篇讨论“碎片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史学传统过于讲究宏大叙事，历史学家认为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二是资料的缺乏，中国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再加上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资料非常之少。三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往往被忽略了。
• 邹黑金

  2020-04-18
  有好心的街坊邻居着急呼叫：“能救起大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央求雷明远的小兄弟们做做好事，赶快将这对年轻人救上。
• nolix

  2019-01-17
  ——《在其香居茶馆里》
• nolix

  2019-01-09
  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正式诉讼代价高昂，以及当时地方县城的官方“衙门”是不是可信等诸多因素，尤其在清末至民国的局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