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故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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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aine2024-06-17随着暴力演愈烈，双方采取的报复手段都越来越相似。在克尔涅乌沙村，起义者烧毁了几乎所有房屋，把当地的天主教神父杀死分尸，还杀害了其他几百名村民。不久后，乌斯塔沙分子回到这里，抓住了一对东正教徒兄弟，带他们到附近的森林里，割掉耳朵和鼻子后扔进深坑里。这种做法跟起义者处置该村天主教徒老百姓的手法很相似。乌斯塔沙分子到附近的夫尔托切村发动反击时，也是把东正教徒村民（大部分是女人、儿童和老人）集合到房子里，再把房子点燃，看着这些受害者被烧死，就像起义者处置克尔涅乌沙天主教居民的方法一样。他们还抓到了少数几个达到参军年龄的男子，剃掉他们的胡子，割掉舌头，然后要求这些受害者唱歌颂克独国最高领袖安特帕韦利奇的歌曲。乌斯搭沙分子抓到的个小孩遭到了跟本地乌斯塔沙领袖米罗斯拉夫：马蒂耶维奇的父亲约瑟普马蒂耶维奇相似的命运二被起义者砍下脑袋插在棍子上。乌斯塔沙分子把这个孩子钉在了房墙的杆子上等着起义者来找，以示报复。这种在暴力手段上的模仿行为成了冲突各方的一种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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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aine2024-06-14可能有点自相矛盾的是，针对其他族群的大屠杀反过来导致了族群成员之间的暴力威胁。部分起义者想要强行推动对抗性的族群归类，以此作为对抗乌斯塔沙暴力的动员工具。这似乎也是各类起义的普逼特征：要成功向“敌人”发动战争，对所谓“自己人”施加规训是一种必要手段。很多研究政治暴力的著作（比如对拉丁美洲的研究）都显示，起义者会对他们自称为之而战的群体使用暴力，以此来实现对他们的管控。这在很多叛乱、起义和内战中都是重要的机制，却经常得不到充分的重视。而当这种过程发生在多族群冲突中时，它也能帮助我们发现一种行动者用来制造对抗性族群归类的核心机制。在此类历史背景中，人们即使面对着族群间极端暴力的背景，也不会自动就接受这种将“异族他者“和“同族兄弟”区分开的强硬观念。事实上，要制造这样的情绪，需要有人为的、持续的、自觉的投入，特别是需要暴力恐吓和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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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aine2024-06-12一小部分人身上本来就存在促使他们施暴的基础，包括地方性的个人冲突、复仇渴望和劫掠倾向。这些倾向在社会稳定的时候不会公然表现出来，但遇到1941年初夏这样的天赐良机就会爆发。要推动这样一些人去动手杀人、劫掠和毁灭，事实上不需要任何训练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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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aine2024-06-12所有这些洞见，都可以归结到同一个发人深省的大词下面：权力私有化。这个说法是历史学家扬：格罗斯在他对东欧地区苏联化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的，指的是人们在动乱时期利用意外到来的机遇发动的“清算”。布巴尼村袭击事件不仅给了当地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前所未有、平时不能轻易进行的大肆盗窃牲畜等财物的机遇，还给了他们以暴力手段迅速清算过往恩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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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2023-12-01不过，这种所谓同一族群的战士起来发动族群复仇的“塞族起义”式画像，虽然肯定是反映出了当时这些事件的一个重要侧面，但还是有必要用现实的另一面来对这种说法加以平衡。对一部分起义者来说，针对族群的对抗性区分并不是他们的指导原则。夫尔托切村的斯特沃·阿特拉吉奇（Stevo Atlagic）和乡邻们一起躲在森林里时曾如此说道：“他们杀害了我的父亲，但我不会找他们所有人报仇。我们也不要把武器给想这么做的人。我们该杀的是那些杀害我们的人。”起义指挥官斯托扬·马蒂奇的想法也差不多，他来自内布柳西村，是一位26岁的前南斯拉夫军官，曾就读于贝尔格莱德军事学院和萨格勒布法学院。当地的乌斯塔沙分子杀害了他的大约70名乡邻和亲属，把尸体扔进博里切瓦茨的坑洞里，其中包括他的母亲。不过，他并不主张要对全体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发动集体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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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2023-11-271877年叛乱期间，阿瑟·埃文斯爵士在库伦瓦库夫地区徒步旅行，他发现：“今天，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我们无论看向哪里都只见到分裂———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宗教的隔阂。但是后退一步的话……我们无论何时转过目光，都会看到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仍然存在。”在很多方面，他的观察都同样适用于1914年初的几个月，当时该地区的居民还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南斯拉夫王国只有几个月的存活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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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2023-12-02在这里，我们要格外仔细地观察促成这种暴力的历史背景，拒绝用完全去历史化的理论模型来解释极端行为的冲动。比如说，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重要观点就很诱人，他认为人们有能力“放弃人性”。他观察到，多数人对权力的顺从都轻易到了令人不适的地步。在他看来，驱使人们给他人制造痛苦的，并不是仇恨、复仇心理和愤怒。在他的实验中，当一个人把个性融入到更大的权力制度结构中时，他就拥有了对他人施加巨大痛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