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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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前几年，学界流行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中国历史研究，结果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原因即在于，西方的所谓“公共领域”首先培育的是从事“私人”活动的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市民阶层”对大众舆论的导向作用。或者说，“公共领域”强调的恰恰是“私人”与“公共”事务之间应该保持泾分明的界线，这样才能促使“市民社会”拥有捍卫个人自由的条件。这完全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公”的意义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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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总结而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后五四边缘群体的崛起，逐渐改变了五四时期原有主流思想的垄断格局。同时，边缘意识的形成与拓展，通过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潮与区域传统的唤起相结合，为边缘知识群体抗衡五四核心圈的学院派文化启蒙意识形态积累了相当深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网络力量又通过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组织得以强化，最终使区域意识放大为足以和主流思想抗衡的强势力量，历史传承的影响和文化论辩的功能也渐渐为无孔不入的组织力量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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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如果从观念史的角度观察，“个人主义”在五四以后的奥论中遭遇冷落并慢慢销声匿迹，大致不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典认知知体系本身就不具备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个人主义”是纯的西方舶来品，尽管时人在转译过程中对其含义不断做出修正，量适应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但其西方思想的本义却明显离中国是人的处事原则，终究难逃水土不服、昙花一现的命运。二是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几乎时时刻刻受到外来压迫的威胁，始终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被肢解分的恐惧感一直盘旋在近代知识分子的脑际，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持续的心理焦为势必影响他们对西方思想输人的选择取向。“个人主义”鼓吹个性解放虽然对年轻人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却最终难敌“集团主义”图强御侮方面的强大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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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无政府主义者率先发现了现代国家在进行民主制度建设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并构想了一系列的举措加以弥补。他们把眼光投入基层社会，试图通过厘定“社会”的内涵界线，构造新的基层组织，努力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依赖“国家”建制以达改革目标的新路。五四前后，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纷纷脱离书斋走向工厂和农村，尝试推行各种改造底层的计划，这些人都不同程度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早期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构想出的变革蓝图大多带有托邦的性质，作为一个新兴党派也缺乏具体的实践步骤和行动能力，但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作为20世纪初改革历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团体，在建立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体系方面做出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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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我个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最初根由，正是针对“民族一国家”理念的整合作用发出反叛声音的一种表述方式。五四启蒙者认为，“民族一国家”的整体认知框架，过于凸显了“国家对社会文化的支配作用。他们并不否认，国家的总体目标作为公共意识对文化社会现象的制约和影响，但是他们更为迫切地需要使“民族”概念中包含的复杂内容剥离出“国家”单一观念的限制，而赋予其独立的意义。诸凡“个体意识”“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教育问题”均可放在一种独立的语境下加以探讨，而不宜视为国家理念支配下的工具性程序。《新青年》的早期作者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使“个体”疏离于“国家”控制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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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其一，由于国家与民族的内涵被分离开来，那么由国家对个人生活、家庭和经济领域所保持的外在支配的必要性就不会是自明的了。国家仍是“公共意志”或真实意志的化身但这种“公共意志”已不会像以往那样对“民族”概念中所包含的文化与社会内容无条件地实施暴力性的干预与统摄，起码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头脑已开始摆脱这种观念。其二，与此相联系，“民族”概念中的内容相对而言可以独立于国家“公共意志”的控制之外，以发展出自己的空间。尽管在此之后，任何文化社会活动实质上仍与国家兴亡的普遍话题相联系，但知识分子同样可以把“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来单独进行讨论和析，而不必使之在逻辑论证过程中从属于政治性的公共意图。因此，“国家”与“民族”概念的分离，首先使“民族”中的文化内涵有可能独立出来，进入知识群体的讨论视野，并一度在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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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在反思之余，民初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意识到应把“民族”与“国家”概念做出界定与分离。当代政治学研究显示，所谓“民族”是指基于共同语言、宗教、种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或共同特征的共识而结合的一个“社群”（ a community of people）。“国家”指谓拥有一定领土、人民、政治结构、法律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政治实体。两者的不同在于，民族是心理、文化、社会概念，而国家则是政治与法律概念。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主题多倾向于研究知识分子如何从崇信华夏中心观念过渡到接受现代国家理念这一繁复的现象，我以为，更应注意的是思想家如何把一个个文化与社会问题置换成了政治制度问题，并预想只要政治制度设计得完美，即可解决其他的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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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是否把社会、文化问题浓缩为政治问题乃至国家主义题，是当时政论分歧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衡量思想是否激进的标志。孙中山在建立同盟会时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时，力图在纲领中兼顾种族、社会与国家的全面变革，就遭到了梁启超等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在同盟会内部对“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主张也争议最大。任公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的首先是中央政府机构的极度软弱，清政府根本承担不起西方国家所谓“公司”式的管理职能，故而如果马上实行“大社会、小政府”的策略肯定是操之过急。社会革命的前提，必须是国家作为核心力量强大到足以控制社会局面来推行自己的计划，所谓“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涉之而其责任”。任公提出的疑问是：“我国人民程度已十分发达，而此等政府，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オ有之乎？”结论自然是：“今日欲教中国，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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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实际情况业已显示，中国近代知识群体提出问题的方式，往往受制于中国自身卷入世界体系中的具体形式。与之相关，中国知识群体提出各种命题具有相当大的时间性，而且其是否能成为当时的“中心话语”，也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之位置变化所认定的时间表。20世纪初的局面是，中国正在被迫摆脱华夏中心的心态，力图在政治实体意义上谋求与西方相抗衡的能力，政治实体的建构设想自然成为中心话语。与此同时，这种建构又是紧紧围绕着国际竞争与对抗格局的要求而设计的，重点自然会放在体制上层的改造与如何凝聚国民参与等动员模式上，而无暇顾及社会财富如何合理分配及相关的社会权力平等的正义论问题。梁启超等人在早期变革中，曾偶尔提及社会改良和教育问题，但很快就被淹没在国民参政与政体转换之类的急迫呼声中。刘师培于1907年已发表《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一文，其中论及资本家与佣工之间和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主张“废灭国家，不设政府；破除国界、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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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无政府主义者在面对乡村社会的固有网络时，表现出更加决绝的态度。他们希望越过传统的地方构造，创造一种新型的人际网络关系，他们称之为“社会人”。这种“社会人”既能够摆脱由现实利益的驱动去盲目参与国家政治，最终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牺牲品的悲剧命运，同时又能摆脱原有的基层社会网络的控制，拥有一种自性无染的理想人性状态。这种既不依国家的制度安排，又不打算尊重和开掘传统基层社会资源的做法，很容易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他们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建立“社会组织”作为新的人性成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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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二程全书》中“乡民为社会”ー句。“社”本指土地之神，“社会”为祭神而举行的集会或集合。但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当象孝通先生提出一个看法，他说“社会”还包含着以地方精英统率乡民，维系一种基层秩序的含义在里面。因此，帝国的体系实际包括上下两个层次，上层的行政化与下层的自治格局处于同雨又异质的状态，只不过现代国家的建立摧毁了这一“双轨制”的原则。当时的“社会改造”运动在如何面对传统乡村治理网终的时候，尚处犹疑不决的阶段。早年“乡重建”论者如梁任公在湖南策动维新运动就提出依赖地方士绅完成政治改革的设想，主张先伸绅权以作为兴民权的基础，并说“采西法”与“重乡权”都是在“复古意”，隐约有借助乡土组织嫁接西方民主的构想。不过，在以后的变革中，任公始终没有提出重建“乡绅阶层”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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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其实，五四时期活跃着一批边缘知识群体，这批人没有如五四核心圈那样显赫的留学经历和名牌学堂的出身背景，却逐渐在边缘地区集聚起了不小的舆论和行动能量，最后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稍加注意，我们就会看到，从五四到后五四阶段，知识群体一直呈现一种“核心一边缘”的不均衡分布状态。最初是一批辛亥的老革命家在厌弃民初政治变革失败的悲观气氛里，开始转向了文化讨论，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人随之把五四运动烙上了思想文运动的色彩，他们以北京为中心，活动位置处于五四的核心地带。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段时间内，则一直游离在边缘的位置，“社会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后，他们才渐趋活跃。但由于其对“社会”内涵的理解混乱不清，导致其组织新型社会的行为缺乏可操作的实践功能，最后难免流于失败。而另外一批身处核心圈外的知识人则开始在边缘地区集聚起了力量。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第一师范群体就是五四知识圈辐射范围之内最外围的网络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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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设由憧憬幻想到绝望厌弃的悲观情绪：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本来被奉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的劳资纠纷与贫富分化现象，使得中国知识子民主国家的崇拜心理发生动，与上层“国家”改造相对峙的“社会”变革概念日益渗透进知识界并迅速扩大其影响力。民初知识人有一个从迷信国家制度的创生能力到崇尚“社会”改造的转换过程，原先企图通过国家政体设计顺利实现社会、文化心理变迁连带反应的期昐完全破灭。表现：1）陈独秀至写出了《偶像破坏论》这样的文章，把国家列为“骗人的偶像”，攻击它不过是要维护贵族地主的权利。2）在五四前后的几年里，梁启超这样的“制度主义”爱好者政治党魁都开始产生厌恶政治的情绪。3）1906年，任公与孙中山辩论时还坚持救中国唯有“国家主义”有效，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在其之下的观点。2然而，1915年1月，任公忽然发表了一篇感言式的文章，题为《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修改了自己拟定的国家变革一定优先于社会变革的时间表。在这篇文章中，任公检讨自己20年的政治生涯，得出了自己从政以后皆“败绩失据”的悲观结论。可能是出于对民国党争的失望，故认为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又发现攻治之基础恒在“社会”，要实现健全的政论，必须在“社会”领城里有所作为，否则政论不过是徒供感情之用，或成剽窃干禄之资。陈独秀：《偶像破坏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见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7页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之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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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鉴于对五四进行过度的“思想史”分析容易出现上述问题，我提议用一种方法对此予以补救。我暂且把它命名为“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所谓“社会史化”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二是要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我们无须否认五四曾经以反抗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姿态掀起过民族主义抗议风暴，从此被打上了政治运动的明显印记；也无可否认，五四知识人曾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提示了“人的觉醒”的极端重要性。故而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与挣扎的张扬表演都有充分的理由。五四运动从其爆发的一瞬间来看很可能只是展示出一个抵抗外侮的“广场故事”，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政治事件。可是五四的意义绝非如此单薄，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变革活动的延续，同时其思想遗产又暗暗启迪了后来的“社会革命”风潮，更被看成传统与现代思想对较量的文化培养基。我的主张是，把五四看作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爆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当然，这样的阐释必须与政治党派的合法性历史叙述区分开来，更应有别于已被定性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史表述。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五四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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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自由主义式的“五四解释学”把五四的解释缩挤到了“个人主义”的发现这个单一的主题上，实际上逼窄了五四的精神含义。这种“思想史”式的解读没有意识到，五四除了是一场知识精英操持的“思想运动”之外，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造”运动。这场运动虽由精英发起，却弥散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形成了各个阶层共同参与的广泛社会动员。五四以后，如何改造“社会”已经逐渐成为时代主调，从此变成了各种变革运动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社会改造”这个层面，都等于无视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的变化在知识精英思想之外所造成的重大后果与当年思想探索的历史联系，五四的真相绝非仅仅是几个精英人物发表刺激舆论的表演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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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如前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四解释学”的最大特点是把“个人解放”或“个人觉醒”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最重要前提，是否认人同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变成了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成败与否的关键。如此言说其实是有意避开把五四简单处理成政治事件的叙述方式，也有意回避把五四作为国史叙述链条之一个环节的官方叙事，以凸显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人性解放的独特价值。这无疑是针对在集体意识支配下，服从于民族主义救亡目标的五四政治解释所采取的一种反拨姿态，因此具有鲜明的“思想史”特征。但是一且由此路径发展下去，却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把争取“个人觉醒”或“个人解放”看作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以至于凡是与这种诉求不一致的其他追求都被视为对五四价值的背叛或至少是对五四核心价值的伤害，也因此造成五四运动悲剧式的结局比如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种看法：面对国难与内乱的复杂局面，由于缺乏一种安谧的治学环境和冷静的思索氛围，个人主义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五四人只好放弃对个人觉醒的追求，个人解放的启蒙任务被迫让位于救亡的残酷政治抉择。与强调五四人受到“思想文化优先于政治”的传统思维支配的思路恰恰相反，这种解释过度强调了现实政治选择策略的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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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党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一直大受热捧外，“德先生”和“莫小姐”每回上台虽粉妆依旧下却仍觉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莫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乱世狼烟中惊骇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见登台；“赛先生”则被持续追捧，终获升格为治国要策。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忽然发现，没了“德先生”和“莫小姐”的帮衬助演，“五四解释学”就如双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两只，成了瘸子。因为过度提倡“科学”以致到了崇拜至极的程度往往都是以反传统为代价的。“科学”救国的口号人人能喊，可无论精英还是大众，对人文的悟解和感受能力却在普遍退化，又何谈人的觉醒恰在此时，台湾五四研究的观点被高速引进大陆史学界。台湾史学界秉持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传统，即把个人的觉醒看作五四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想以此消解五四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是维护还是否定五四个人主义的觉醒应该评价其研究价值的最重要依据。这个解释思路对于那些刚从极形态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大陆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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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life2021-05-04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直到20世纪80年代，オ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有位大明星叫“莫小姐”（道德伦理革命），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1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该书林毓生指出：五四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虽然自五四以来这些“目标受到了不少左右政治势力的分化与压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内在思想混乱的干扰；但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五四对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要求是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在这套论述中，“自由”被推举到了一个首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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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二的轮舞2020-04-02鮑桑葵指出：“作为最高的权力，国家一方面要对个人生活、家庭和经济生活的领域保持一种外在必要性的态度。它可以使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以排除意外事件和不成熟因素在共同利益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国家实质上是这些生活方式内在的明确目的，并坚决要使普遍的目的和人类的特殊利益达到和谐一致。简言之，它是公共意志或真实意志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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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山行人2019-10-26五四知识人吸收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以消灭家庭作为“社会改造”手段的，这条路径被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延续下来，他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原有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彻底加以摧毁。其实，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转换。因此，后五四时期弥漫开来的“社会革命”风潮，其要义不在于遏止了个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彻底阻断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这才是五四时期发生的最大悲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