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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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3-03
  首先，我预设思想史的“自主性”（autonomy）：思想和学术，一旦出现即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精神领域（包括宗教在内），从此一代一代接着发展下去。我们常说的思想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思想史的自主性是相对的（relative），而不是绝对的（absolute），因为思想史和人的整体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的整体生活汇中任何一部门发生重要的变化都会在思想领域中引起相应的波动。所以研究思想史的人并不能把眼光完全局限在纯思想的领域之内：他必须密切观察其他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种种动向。和思想史一样，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也都各有其自主性。但由于每一领域的自主性又同时是相对的，这些众多领域之间必然互相交涉、互相影响。每一时代的思想都必须通过它的整体历史背景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这是今天大多数思想史家的共识。在上述的预设之下，我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内外并进的方式：根据专题研究（monographic study）的特殊需要，我有时强调“内在理路”（“inner logic”），如《论戴震与章学诚》，有时则重视历史的脉络（historical context），如《朱熹的历史世界》。
• 9C拜卡搞学习

  2013-10-06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
• 忘憂

  2013-01-19
  春秋繁露中的＂人副天數＂恰好說顛倒了，正確的表述應該是＂天副人數＂。
• 忘憂

  2013-01-18
  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鈔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
• 忘憂

  2013-01-13
  十五六世紀數以百計的商人傳記，“棄儒入賈”的個案幾乎占十之八九
• 忘憂

  2013-01-13
  雖不言“格物”，卻仍然要在“人主身上理會”。……宋代理學家具有一項共識：權源是握在皇帝的手上，他如果不肯在源頭發動任何更改，政治革新便根本無從開始，士大夫更何能承擔起“治天下”的大任？
• 雪 叁更

  2012-10-06
  扼要言之，他们以道代替了神，以心代替了巫，强调心必须净化至一尘不染的状态，然后道才留驻其中。
• Metamorphosis

  2012-03-17
  “道术”未裂以前的局面，“政”与“教”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也称为“王官之学”，…天下大乱之后，政府已守不住六经之“教”，道术散入“士”阶层之手，因而有诸子之学的出现。
• 大脸。

  2014-02-22
  如果”个人与超越真实之间的直接关系“（the direct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transcendent reality, R.N.Bellah)确是近代型宗教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禅宗和基督新教无疑同具有这一特征。
• 大脸。

  2014-02-22
  宗教有超越的一面，也有涉世的一面。这就是传统宗教语言所说的［此世］与［彼世］之分......从宗教与［此世］之间的关涉着眼，我们可以讨论宗教的历史演进问题。
• Metamorphosis

  2012-03-20
  （李约瑟认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大致属于同一类型。…古代希腊以整个自然比拟于整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整体。
• W.elly

  2012-12-22
  “觉民行道”是16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源头则在于因市场旺盛而卷起的士商合流。与“觉民行道”运动同时的还有小说与戏文的流行、民间新宗教的创立、印刷市场的扩大、宗教组织的加强、乡约制度的再兴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士商互动的结果。“士”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为16世纪思想大“突破”提供了主要动力，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 W.elly

  2012-12-22
  王阳明早年仍未脱宋儒“得君行道”的意识，但1506年他以上封事而受廷杖，两年后放逐至龙场而中夜顿悟，从此便完全抛弃了“得君行道”的幻想。……不再寄望于皇帝，断绝了从朝廷发动政治改革的旧路之后，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道”推行到“天下”呢？他的“致良知”之教的划时代重要性便在这里显现出来了。……龙场顿悟的最大收获是他找到了“行道”的新路线。他决定向社会投诉，对下层老百姓说法，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最后他的学说归宿于“良知”两字，正是因为他深信人人都有“良知”，都有“即知即行”的能力。“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称之为“觉民行道”。
• W.elly

  2012-12-22
  ……我得到了一些新的论断。其中包括：一、商人已肯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在“士”或“儒”之下，当时人竟说：“贾故自足耳，何儒为？”这就表现商人已满足于自己的事业，不必非读书入仕不可。二、16世纪以下儒家新社会经济观念（如“公私”、“义利”、“奢俭”等）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动。三、明代专制皇权对商人的压迫是很严重的，由于士商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混而难分，我们往往看到“士”阶层的人起而与商人连手，对皇权作有力的抗争。大致上说，宋代皇权是特别尊重“士”的，……但明代自太祖开始，便对“士”抱着很深的敌视态度。……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废除相职，从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即使仅仅是象征性的。代宰相而起的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已。
• W.elly

  2012-12-22
  ……王阳明文集中不但有一篇专为商人写的“墓表”，而且其中竟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一句话。这是儒家正式承认商业活动也应该包括在“道”之中了。商人在中国史上一直很活跃，如春秋、战国、东汉、宋代等等。
• W.elly

  2012-12-22
  我最早论及唐、宋精神世界的变迁是从慧能的新禅宗开始的。当时我的重点是宗教理论，即追溯新禅宗的“入世转向”怎样引导出宋代“道学”（或“理学”）所代表的新儒学伦理。“士”在宋代去的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正是唐、宋之间一系列变动的结果。……六朝、隋、唐的门第传统至五代已差不多完全断绝了。……宋代“士”即从“民”来，而且人数激增。“民”变成“士”的关键在于科举考试，而宋代制度则是重新创建的，与唐代科举仍受门第的控制不同。……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宋代“士”以政治主体自居，他们虽然都寄望于“得君行道”，但却并不承认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而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他们理想中的“君”是“无为”的虚君，实际政权则应由懂得“道”的士来运用。在这一心态下，所谓“道学”，第一重点是放在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 W.elly

  2012-12-22
  2世纪中叶以下，“士”的社会势力更大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自觉为社会精英（elites），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但更重要的是“士”的个体自觉，这是一个普遍的新风气，超越于群体分化之外。个体自觉即发现自己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并且充分发挥个性，表现内心的真实感受。……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书法上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变现的一种方式。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这是周、孔“名教”受到老、庄“自然”挑战的精神根源。嵇康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这几句话最可代表个体自觉后“士”的一般心态。在这一心态下，他们对宰制了几百年的儒家价值发出疑问。……这番话是后来阮籍、鲍敬言等“无君论”的先锋。孔融也公开地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可见君臣、父子两伦都已受到挑战。儒家“忠”、“孝”两大价值必须重新估定了。不但思想已激进化，“士”的行为也突破了儒家的礼法。儿子“常呼其父字”，妻子呼夫为“卿”，已成相当普遍的“士风”。这是以“亲密”代替了“礼法”。男女交游也大为解放……这些行动在中国史上真可谓空前绝后。……当时“士”阶层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动，由此可见。
• W.elly

  2012-12-22
  春秋、战国的“士”是“游士”。“游”不但指周游列国，也指他们从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固定职位中游离了出来，取得了自由的身份。章学诚最早发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以前政教合一（“官师治教分”），士为职位所限，只能想具体问题，没有超越自己职位以外论“道”的意识。但政教分离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自己的见解，于是“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
• W.elly

  2012-12-22
  “哲学突破”在中国是以“心学”取代了“神学”，中国思想的一项主要特色由此奠定。后世程、朱、陆、王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先秦诸子的“哲学突破”是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支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及其流变。“哲学突破”的历史背景是“礼坏乐崩”，也就是周代整体秩序的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