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ustralian in China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贩卖女童做奴婢是灾荒地区最大的悲哀。据中国人统计，去年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近3000个孩子被卖给了人贩子，其中主要是女童，也有少量男孩。他们像对待家禽一样，把这些孩子装在里到省会。平时，女童的价格是每长一岁多一两（3先令）。因此，一个5岁的女童值15先令，10岁的值30先令，但在荒年，说来残酷，这些孩子就成了市场上的滞销品。现在灾区的孩子每个出价从3先令4便士到6先令不等。你愿意买多少就买多少。你甚至可以和孩子的父亲订契约，一文不给把孩子领走，但要照顾他的孩子，给饭吃，给衣穿，好好养育一一但他并不强求。饥饿的母亲们会到教会求传教士收养她们的婴儿，以免他们被死。在昭通府可以买到20岁的姑娘，青春期以上年龄孩子的买常年都有市场。平时的价格依女孩的相貌而定，一个重要特征是脚要小。她们被卖到省会给人做小老婆或丫头，但很少被卖到妓院。省会要大量的女孩，原因有两个。一是那里男性数量过多，二是那里的人普遍患甲状腺症，也就是大脖子病。而昭通地区却没有。在一个饥饿的城市，溺婴是很普遍的。“对于家长来说，既然注定要过苦日子，他们觉得与其让孩子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苟延残喘，过贫穷和不幸的生活，不如死后让灵魂去寻找一块乐土。”然而溺婴却只针对女婴，要是儿子，则允许他活下来以延续香火。我遇见过一个受雇于教会的中国母亲，她在日常交谈中告诉传教士，在灾年，她前后溺死过三个刚生下几天的女婴。生下第四个时，她丈夫发现又是女孩，盛怒之下，抓住婴儿的腿摔到墙上，把孩子摔死了。所谓死孩子，有的常常还活着，被扔到坟地里。早晨，还能见到他们被野狗撕咬着。有个人来看我，他像一个清道夫一样在城里干了好多年，为的是替自己来世积德。每天一早，他就在城里到处转，拣死猫死狗，再埋掉。谁说得准呢？也许他祖父的灵魂就附在某只猫身上呢？他每天清晨虔诚地做这些事的时，都能见到死婴，通常是三四个。死尸...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从重庆到大关县，一路上都是差人陪伴我。派遣差人，一部分原因是保护我，但主要是为了保护知府。因为如果某位持有护照的旅行者受到伤害，当地的地方官将受到降职的处分。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我知道，我对他大可放心，一方面因为他是信徒，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父亲住在叙府。如果他绑架我或伤害我后逃跑，我们可以逮捕他的父亲；他何时回来，何时再把他父亲从衙门的牢里放出来。在中国，防止被骗和被伤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肇事者的父亲抓起来，如果其父不在人世，则把他的哥哥抓起来以对弟弟的恶行负责。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中国内地会在靠近城墙的地方有一处令人感到愉悦的住所。漂亮的小教堂建在街边，在教堂醒目的地方张贴了皇帝在条约中保护传教士的条款。有7个小孩（都是女孩）在这里吃住，将来要被培养成为基督徒。她们长得很漂亮，且聪明伶俐，最大的那个14岁的女孩尤为突出。她们全都是天足，将会嫁给信教的基督徒。这些事实公开后，传教士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抢着来皈依。7个女孩都是重庆的弃婴，用草纸包着，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被扔进教会驻地的院子。教会把她们照顾得很好。男校里50个男孩都是异教徒，正在上课。他们学着不同的课程。他们高声朗读着，声音很难听。只有中国学生学习时才会这样嘈杂。在中国，课上完了，教室会很安静。因此，噪声是中国学校正在上课的标志，寂静则不是。校长不修边幅，到处闲荡。他穿着灰色的衣服，正在戴孝。他父亲死后，有42天他一直不刮胡子。今天是服丧期重要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其父死后的第42天，其亡父此时会意识到自已经死了。一周后，即到第49天时，殡葬仪式才算结東。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新教传教士于1888年和1889年刚到这里的时候很不受欢迎。老乡们在他们身后大叫，“吃小孩的外国人过来了”。好像由于害怕，人们会立刻把孩子藏起来。对于那些谣言，人们起初并不在意。但一度出现了这样的谣言，说活生生的孩子被带到教会驻地像卖食物那样给卖掉了，这时人们相信了。于是教会到衙门正式提出抗议，知府马上叫人贴出告示，要查办捏造谣言的人，要求尊重外国人，否则子以严惩。从此相安无事。当我们在拥挤的街道上行走时，发现人们很友好但并不热情。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我吃的主要是米饭。鸡蛋、家禽（鸡肉）和蔬菜既丰富又便宜。但我不吃猪肉，在中国，除了穆斯林和素食者，所有的人都吃猪肉。缺菜时，我会吃随身带的几听从外国商店买的罐头。我坚持不喝生水，只喝茶。中国人从不吃生冷的东西。每半小时或一小时，他会走到一个客店或茶馆里，几分钟就可为他泡上茶。碗里放小撮茶叶，可以反复冲泡，只要2文，相当于1便士的二十分之一。为了增重，人们往猪肉里注水。他们用注射器往猪的静脉里注射水，在中国用这种方法出售的肉叫“注水肉”。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距重庆4英里远有一个山头叫浮图关，它拱卫着长江和嘉陵江会合之前的地峡。在要塞的峭壁上雕有一尊大佛。还有一些用巨石精心雕刻的石坊，有用小块石头打制而成的巨大的贞节牌坊，上面有精巧的雕刻，这些都给大路增添光彩。贞节牌坊为敕建牌坊，以表彰当地寡妇们严守贞节，她们或是在丈夫死后不改嫁，或是在丈夫去世时殉葬。建牌坊的钱由她们的亲成出。名字上了贞节牌坊的妇女是有福的，因为她们不仅为来世积有上万阴德，而且在现世还得到天子的赞誉。作为额外的奖赏，她们下辈子就会转为男子，对此她们深感欣慰。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禁烟告示仍在发布。告示由那些叼着烟枪的慈善家起草，由吸食鸦片烟的官员签署。官员们的薪俸从罂粟中产生。告示由吸食鸦片的官员贴在他们自己的罂粟地旁边。重庆府城的城隍庙内贴了一张警示吸鸦片烟的传画，地狱里的一个恶鬼贪婪地望着一个鸦片吸食者变形的躯体，他伸出的舌头上被鸦片受害者用烟膏涂了“瘾”字，希望放弃这一恶习。但收集到的鸦片成了庙里僧人的额外补贴，庙门旁有一个卖鸦片烟的推子。重庆的中药铺里卖吗啡以治疗吸食鸦片的习惯。这一有利可图的药物是从通商口岸的外国药店里引进的，中国人接受了。其益处是把对鸦片的渴望转移到了吗啡上，这与把人们的口味从初期的酒改为变质酒精是一个道理。1893年，仅从上海就有15000盎司吗啡进入中国内地。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8
  和我一样，他先前是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但我比他高几年级。我忘了问他在大学的情况，但我对自己在那里的状况记忆犹新，因为那段经历并不愉快。在二年级医学课程考试时，因为想给教授们更深的印象，我参加了高级课程的考试，但初试时，他们就把我淘汰了。似乎是由于药物学考试时，除了一些小错误外，我还开了二剂巴豆油处方，“从0.5酌情增至2打兰”。我承认从未听说过这可恶的药剂，教科书上讲过，但我尚未看到那一页。由于我的失误，根据主考官的要求，我家的代表到校等候主考官说明我不及格的原因，得到唯一满意的回答是，要是让我当医生，“就等于让一条疯狗在柯林街上游荡”。之后，主考官拿出我开的药方。我想我找到了辩解的机会，惴惴不安地伸出手指，指着试卷上“酌情增至”几个字并争说那提法可以救我。“救你是可以的，”他夸张地高喊道，“但是，上帝保佑，那救不了你的病人。”主考官讲得太过分，所以我退了学。这对墨尔本大学是个打击，但学校照旧工作如常。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2
  我扮作中国人，穿着暖和的中式冬装，装在帽子里的假辫子垂在脑后，再舒适不过了。在船上，我有一间自己的小船舱。当然是自带寝具。如果每天向中国服务员付一个墨西哥鹰洋，他就会从轮船的大厅里给我端来“外国食物”。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旅行，只需放下尊严，脑后装上假辫子，所费花销仅是一个欧洲人身着西式服装做同样旅行的四分之一。
• 北庵

  2017-12-28
  叙府（今四川宜宾）有十八万人口，跟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城外大于居住区的大片土地被公共墓地占据，目的连续数英里地覆盖在山坡上。鸦片吸食者的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谁吸鸦片不成问题，谁不吸鸦片才值得拷问。单是教会所处的这条街，除了内地会、佛寺、清真寺和罗马天主教会之外，就有八家烟馆。城里所有的票号、绸庄、商行，无论各自有什么借口，都有自己的烟室，烟灯总是为客人点着。鸦片烟室跟我们的吸烟室一样普遍。在中国西部，生意是从吸一口鸦片而非喝一口威士忌开始。
• 北庵

  2017-12-28
  老是彻底忽视中国（一个“见证了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兴衰之后唯一古风尚存”的宏大民族）的历史，忽视它的规章和政体、风俗和宗教，忽视掌握其语言的超常困难，老是忘记中国这个民族的“迂腐之见和要言妙道都是几千年培育起来的”，他们（指前文提及的“中国内地会”会士）来到中国，希望在奇迹的帮助下传播基督教义，所用语言老是让听众一头雾水。
• 北庵

  2017-12-28
  且来看看中国内地会六百一十名传教士自讨苦吃的巨大困难，······ 他们告诉中国的问道者，他们从未听闻福音的未皈依的先辈，比如孔夫子，已经永久灭亡了。但是中国的美德以孝道为先，追随先辈脚步的终极渴望是能打动华人心灵的最强烈的情感。皈依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永远和给予他生命的父辈分离，还意味着“立即（p.111）抛下祖宗，任其衣食无着，任其遭受疾病，任其陷于附近所有形形色色的恶鬼。”
• 北庵

  2017-12-28
  我打扮成一个中国教书先生，穿着厚棉布长袍，还有裤子、袜子和麻鞋，戴着中国帽子，拖着辫子。这身装束使我显得很有分量。······ 我知道，在整个旅程中，我的首要努力应该花在促使中国人礼貌待我的方向上，我要获得的是，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因造访“敝国”而使他们“不胜荣幸”的那种毋庸置疑的礼遇。主要是我没有给自己雇一顶专用的滑竿，尽管我知道贝德禄写过的情形，“在中国西部旅行，没有（p.83）一顶滑竿，就感觉不到自尊。滑竿并非必要的交通工具，而是关乎体面和尊严。如果不配备这个尊贵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志，你就有可能被推挤到路边，被迫长时间等待摆渡，被驱赶到最差旅馆的最差房间，而且通常会遭受轻慢。还有一种更糟糕的熟悉情况，你会被认为是在本国活不下去，只好到中国谋生的江湖骗子”（《华西旅行考察记》，前言第1页）。
• 北庵

  2017-12-28
  本地鸦片在长江流域的市场上全面挤走了进口鸦片，除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印度鸦片到达不了长江上游，哪怕是汉口。中国人不想要我们的鸦片--它跟他们自己的鸦片竞争。在四川、云南和贵州这三个毗邻省份，他们自种鸦片，但是产出大于需求，于是大量余货输出到大清帝国的其他地区。余货的总量可以估计，因为所有输出的鸦片都要按价值征收每镑两先令的关税和厘金，所以征收的总额是可知的。虽然得不到逃避关税的鸦片的统计误差幅度，而且中国的高明走私者比谁都多，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1893年间，四川有二千二百五十吨鸦片输出，云南有一千三百五十吨，贵州有四百五十吨，总计四千零五十吨鸦片由三省等待救援的百万人民输出，只是为了他们同胞的利益，而那些同胞正翘首恳求英国放手让他们独自垄断。禁止鸦片的布告继续在发布。它们是由悠闲地端着烟枪的中国慈善家起草的，是由吸食鸦片并从罂粟种植抽取税收的官员签署的，然后由也吸食鸦片的刑事官员张贴在他们拥有的罂粟地旁。
• 北庵

  2017-12-28
  直隶总督李鸿章有一封写于1881年5月24日，寄给“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秘书丹拿牧师的著名信件，该信一直被广泛传阅和长期引用，信中说：“尽管法律规定，皇帝也频频诏令，禁止种植罂粟，但罂粟肯定暗中生长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暗中生长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说什么呢，我从离开湖北直到缅甸边境，走了一千七百英里路，途中无处不见罂粟。李鸿章继续说：“我衷心希望贵协会和贵国所有公正之士，能支持中国目前挣脱鸦片奴役的努力。”而在中国有人会告诉你，最大的鸦片种植者就（p.74）是李鸿章家族的人。
• 北庵

  2017-12-28
  海关的大船由三艘中国的武装帆船即炮艇保卫着，停靠在江边，搜查在那里进行，上面有三名外勤人员的办公室。目前走私的情况很少，因为还没有中国官员。一旦引进中国官员来阻止走私，走私的盛行就会指日可待。中国的搜查人员最厉害的是，他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检查，而是用来谋利，仅此而已。护卫这个海关检查站的炮艇，名义上有八十人的编制，而实际上只配备有二十四人。然而无须多作解释，上级拨发薪金，是按编制人数八十，而非实际人数二十四。
• 支起脑壳在那耍

  2021-10-12
  这里有必要特提一下莫理循的图书馆。莫理循喜好读书、藏书和他能撰写出如此独特的旅行记密不可分。他成为驻华记者后更是自觉地收集世界各地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书刊、地图、官方与私人文件和图册等资料，1902年搬到王府井大街后，他甚至专门辟出房间用作图书馆供自己和中外人士使用。英国人立德，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穿过云南》等书，曾在1905年写道，他在撰写时，就利用过莫氏图书馆的资料，他“非常感谢莫理循允许他使用关于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书籍”。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卫理著有关于中国宋代陶器的著作，也对莫理循允许他无偿使用图书馆而深表感激。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撰写了大量中国北部植物学和动物方面的书籍，他除了亲临几省采集标本外，还在莫理循图书馆中通过书籍一一对照、辦认。从1897年至1917年这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西文书籍、小册子、地图册等已达24000册，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植物、动物等多个领域。其中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和为传教而发行的杂志各种版本的游记包括珍贵的《马可・波罗游记》等，莫理循在撰写旅行记时都有所参阅。1917年，莫理循将其收藏以“莫理循图书馆”之名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成为东京东洋文库的前身。
• 北庵

  2017-12-28
  我相信，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上最困难的传教地就是中国，其他地区与之没有可比性。· ·····作为例子，我们来看一个跟中国人宣讲时的困难。中国人受到的教导是把注重对双亲的爱作为首要的义务，这种教导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困难在于，你得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对之宣讲基督的话：“如果谁来就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不能做我的门徒。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作对。”（《新约》路加福音14:26，马太福音10：35。）······弑亲在中国是如此的罪大恶极，而面对赞同这种严厉处罚的中国人，传教士还得宣讲：“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新约》马太福音10:21。）
• 北庵

  2017-12-28
  由于猪肉注水后重量大幅增加，所以水通过注射器打进大血管，这通常被描述为“注水肉”的中式制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