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不贰？

• 芭蕾胖仙女

  2023-07-23
  将忠作为我们进行分析的主要对象，我们能够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和政治群体是如何缓慢而又随意地汇聚到一起形成宋辽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宋辽双方互为对方外部的“他者”，首先只是不含任何文化冲突的敌对双方，然后逐渐才有胡汉之别。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能够让我们找到构成族性的不同要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让我们能够跳出民族和族群的窠臼，去思考11世纪以及后来忠的发展情况。而且，只考虑忠本身让我们能够看到它并非是静止的；以前通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忠”这个问题，但随着国家实力在南北两边不断增强，忠逐渐承担起了意识形态的重任。最重要的是，试着以一种对当时人很重要的观念来观察事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与我们相似或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我们也能够看到，“忠”的不同实践方式是如何推动政治发展的。最初，忠于谁可以决定疆界的位置，也可以增强一个政权的力量。后来，“忠”的标准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加强了国家的权威，因而决定边界性质和位置的变成了国家，而不再是下面的臣僚。这也确保了由此达成的国家间的协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国家确立了自己的边界，因而它们无须再顾忌追随者们是否仍效忠于自己，所以它们可以减少对这些人的关注。既然无须取悦这些节度使、刺史以及将领，那么关注的重点便转向了对这些区域及其物产的管理上，这就使国家对领土主权的要求走向了前台。“政体”在五代的概念就是一个君主和他属下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是通过忠这个纽带维系的，而忠则是与各种各样源源不断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体系，它们各据一方，分割各种资源。这种划分得到了盟约的认可，双方的分界线也在彼此交换的地图中得到了尊重。因此，领土成为忠应当放在哪里的主要决定因素。将“忠”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这一时期的身份认同问题。只有在遇到选择或挑战时才能看清人们对于身份的认同。一个官员...
• 芭蕾胖仙女

  2023-07-23
  自10世纪末以降，分别统治边疆地区南部和北部的王朝之间逐渐产生了政治分歧，这些分歧是伴随着南北差异的突显而产生的，南朝尤为强调这一差异。虽然双方不断强调南北差异，但两者在政治上越来越具有相似性，因为947年以后，唐的某些习惯和制度已深深植根于辽。尽管两者文化趋同，但后来的史家着意凸显宋辽两国长期的对立，只能说明那个时期更看重文化身份的认同；强调文化差异虽然只是为政治服务，但文化认同明显开始趋近现代族性认同的概念。但是很明显，如果要在10世纪早期寻找族性认同意识的萌芽，就相当于将一系列族性概念范畴强加在对这些东西完全不了解的那个时代的人身上。
• 韧勉

  2023-10-10
  在《辽史》中，韩延徽的积极主动充分地反映了作为君主的阿保机不仅擅长选任臣僚，而且信任他的臣僚。但是韩延徽为阿保机效力的热情更意味着韩延徽忠诚的转变，这在所有文献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明智的越境行为。韩延徽先前的主人刘守光，不仅危险而且野心勃勃。911年在他遭到来自太原晋的猛烈进攻之后，他的政权已岌岌可危。没有人再会回到他那里。对于韩延徽来说，接受现实似乎是明智的，他发现自己幸亏在刘守光政权最后崩塌前逃了出来。我们也应当明白在一个藩镇的政治结构内能够获得的升迁和机遇是有限的，韩延徽要么越境进入一个帝国的朝廷任职，要么足够幸运能给一位赢得这个帝国的节度使效力，但这根本是一件无法预知的事情，也是一件完全不能指望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其他促使韩延徽越境入辽的因素。在辽，韩延徽发现自己深受欢迎。他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位置上。在这个职位上，辽朝放手让他从无到有地为新王朝设计一套新的治理模式，他似乎也有志于去完成这一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像韩延徽这样有着实际经验的人在辽朝初创阶段千金难求。阿保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农耕人口的归附，因而对待他们的方式与对待被征服的游牧人口不同。当韩延徽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只有二十来岁，因此他的管理经验一定是有限的，但是他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去做那些被认为需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他深刻地理解了边疆地区社会的多样性。这里混合着农民、牧民、商贾、各种语言，以及各种文化的变体。韩延徽成长于卢龙/幽州的一个官宦家庭，在那里他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官职，这些不仅给予了他管理农耕人口的经验，还使他熟悉了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因为经营与游牧者的关系也是作为边境刺史的韩延徽的父亲所要处理的政务之一。这些记述也表明：在韩延徽所处的时代，君主诱使别人的追随者转向效忠于自己的能力，至少在一定...
• 韧勉

  2023-10-10
  总之，绝大部分越境者是“汉人”，他们可能同其他人一样也是自愿越境入辽的。许多“汉人”不愿越境入辽的事实，反映的是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许多“汉人”返回南朝，也是符合自愿越境者更有可能返回南朝这一总体趋势的。很明显，大多数“汉人”发现，与他们那些“非汉人”同僚一样，对他们来说为辽效力不再是个问题。我们将在构成我们研究主题的个案中，重述这一观点，并且看看它是如何变化的。 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注意到澶渊之盟是越境的终点，但是我们必须回到10世纪看看发生了哪些变化。10世纪初，将领和地方官员个人在决定边疆区域的政治边界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0世纪后半期，他们迁移的自由以及向谁效忠的自由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因为在这个地区角力的多个对手逐渐整合为辽宋两个对手。到11世纪初，帝国中央政府已经接管了他们原先共有的边界地区，并且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阻止任何不是君主的人改变效忠对象的行为。虽然双方已确立边界，但很明显在边疆的大多数地方，人们仍可以相互往来，当然这些往来多是以经济活动为目的的。边疆已失去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力，影响力的中心已移至内部，有两点可以作为中心内移的标志：皇帝不仅从战场上转移到遥远的深宫，而且宫廷礼制疏远了皇帝与臣僚的个人接触。早年的多重选择已被压缩至单一的二元选择，这种单一的二元选择巩固了澶渊之盟确立的边界线。边界概念的出现以及对它的不断维护，巩固了边界线所代表的政治实体，因为边界的概念对忠的构成以及将忠置于何处做了一个更为严格的重新界定。如果将生活和劳作在边疆地区的人排除在外，那么11世纪边界的历史就是两个政治中心竞争与合作的历史。随后的个案研究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些变化，并以此来探究在10世纪以及后来的史书编纂中，随着对边界的重新界定，人们对忠是如何重新评价的。
• 油头虚翁

  2020-05-10
  正史均不是当朝写就的，《辽史》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人们通常认为正史机械地照抄了大量的原始记录，因此将正史等同于当时的文献记录。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中华帝国的史家有“秉笔直书”的责任，但历史也具有说教和证明王朝合法性的功能，并且我们的史书通常都有这一倾向。虽然纂修者直接从文献中大量取材，但他们仍按自己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加工，并且当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甚至对其重写。各种不同文献中文章段落的内容可能写得都很接近，而且有些表达可能会在一系列文本中留存下来，但后来的史家不仅仅是文献的收集者和誊抄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编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