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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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1-10-30就具体篇章内容而言，徐复观称《吕氏春秋》“里面的政治思想，乃是以儒家为主，并可谓摄取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而在泛采诸子百家之说中，独没有采用法家思想”，“在吕不韦的三千门客中，实际是以儒、道、阴阳三家为主干，并且是由儒家总其成的一部著作”，“《吕氏春秋》全书，系统合儒、道、墨、阴阳四家思想而成；因含有反对秦国当时所行法家之治的深刻意味，故一字不提法家”，“全书援引各家学说，广博丰富，独无一言援引当时盛行的法家之言，其用心可以概见”。其中，“独没有采用法家思想”，“故一字不提法家”，“独无一言援引当时盛行的法家之言”，所言略显绝对。《汉书》卷三《艺文志》明确提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先识览・正名》及《审分览》八篇均吸收了法家“法“术”“势”三派中的一些学说。只不过，如艺文志》置“兼、墨”于“合名、法之上，《览》全书强调德治为主、赏罚为辅的政治方针。因是之故，清人陈澧言诸子之书中，“《吕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说，故可取者最多”。①郭沫若说“《昌氏》书中的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是因袭儒家”。②缪指出“吕不韦宾客兼备诸家，而儒、墨、道三家之徒尤盛，故昌书中采三家学说及记诸先师言行者最多”。杨宽提到“《昌氏春秋》从巩固统治出发，在政治上偏重采用儒家学说”。张双等归纳为“《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被改造了的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各家对它有用的成分融合而形成的昌氏独特的政治思想”。此外，佐藤将之、李锐认为“《吕氏春秋》在综合了老子、庄子等的德，和儒墨的义之后，提出以理义来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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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1-10-30商鞅于孝公三年（前359）进说秦君，孝公六年（前356）被任为左庶长，开始变法，至二十四年（前338）孝公去世，车裂而亡。变法前后推行了十八年。学界一般以孝公十二年（前350）秦自雍迁都成阳为界，将变法分作前后两次。0《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第一次变法，相关举措居前者为：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新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按同书卷六《秦始皇本纪》附《秦记》言“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若记载可信，商鞅在此前制度基础上行什伍连坐之制，全面加强对民众控制与管理。以往探讨秦地方行政的间里什伍之制，多追溯至此，大体依县、乡、里顺序依次考述。然而，秦县制的全面推行与县、乡关系的确立，却发生在第二次变法时期：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成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县。一个以往被忽视的问题，由此浮现出来：秦并非在循序实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后，才开展对民众的控制；而是远在制度规划之前的变法伊始，即实行什伍连坐之制。这主要依靠将军事管理移至民政。不仅什伍组织来自军事系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奸者”与“斩敌首”“降敌”赏罚相当，也显系以军法控制。而举措着意所在与实际凸现的，乃是“君——民”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