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桥到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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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大王孙大毛2020-04-21这种非常的相权在实际运作中才充分显出它的威力，从制度方面作静态的观察尚不足以尽其底蕴。”（234—235页）在他看来，“神宗的变法热忱及其最初对王安石的无限信任才是后者取得非常相权的根据”，而“神宗无保留地以君权配合王安石相权的运行是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彼此之间的权力得失至少不是主要的顾虑，故君相之间脱略形迹，君权相权也几乎有合一之势”（238、240、243页），从而打造出宋代士大夫政治“得君行道”的最佳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