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

• Zophiel

  2019-12-21
  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追随者指出，在政府不干预的前提下，一国“个人利益的充分发挥”将引起该国土地、资本及劳动力的自动配置，扩大产出，进而促进人为运筹、非自然而然产生的经济福利的获得。甚至连亚当·斯密本人，都破例支持国家“建立并维持某些服务大众的工程和机构，而非出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需要”。他指出：“任何学说，通过积极鼓励吸收更多由社会提供而非自然获取的资本，来建立某项专门的行业，或缩减本该投入在某项专门行业中的资本的份额·······都将阻碍而不是促进社会迈向真正的繁荣富强；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该国土地和劳动力的实际年产值。”当然，我们没有理由从任何抽象或普遍的意义上来阐释这篇文章。亚当·斯密头脑中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拥有文明的政府和契约型法律的有机系统。其观点与后来某位经济学者的至理名言并无相悖之处，即“人类的活动是沿着两条线展开的，一是经济商品的生产及加工，二是他人产品的私有化过程。”很明显，私有化活动并不能促进生产。只有将生产纳入工业的轨道，生产才得以发展。因此，我们要了解他所提出的法律的制定及其制止私有化行为的效力，譬如，制止强盗和赌徒的行为。他认为，“个人利益的任意发挥”主要局限于以下几个较普遍的社会制度，即家庭、财产和领土方面。从更为普遍的意义而言，一个人活得另一个人的商品，我们理应认为他是通过公开交易而不是靠抢夺得来的，即通过市场交换取得。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双方都有着足够的能力，并对当时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甚至连亚当·斯密本人，对“天赋自由说”理应得到特别法律多大程度的修正和保障，才能促进一国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也不是很了解。
• Zophiel

  2019-12-19
  考虑到与国民所得相关的各种问题，必须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国民所得可以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理解：（1）作为当年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流量；（2）作为一年中通过流通进入最终消费者手中的商品和劳务流量。马歇尔采用的是前一种。他写道：“一个国家的劳动和资本通过作用于自然资源每年生产一定的物质和非物质，包括所有劳务的商品总净额。这是该国每年真正的净收入或收益，或国民所得。”当然，由于每年工厂和设备的折旧，在生产的全部商品中必然考虑到了这一折旧过程。为了清楚的说明这点，马歇尔在别处补充道：“如果我们主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收入，我们应该考虑到生产这些收入的资源的折旧。”具体的说，他的国民所得的概念包括所有新生产的物品、所提供的未体现在物品中的劳务的清单，以及作为负因素的资本存量的所有损耗的清单。另一方面，所有受费雪教授影响的人都会同意他的看法——储蓄永远不是收入，他们认为只有进入最终消费者手中的商品和劳务才是国民所得。根据这种观点，马歇尔的国民所得概念代表的不是实际已经实现的所得，而是如果该国的资本保持不变情况下能实现的所得。在静止状态中，任何产业的新机器和厂房的增加正好抵消折旧的损耗而保持平衡，这两者实际上是相等的。对于国民所得的任何一种定义，将仅仅由进入最终消费者手中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组成；在工厂和商店生产过程的早期进入的所有新材料与进入制成品中的对应物刚好抵消。所有新增加的机器和厂房，恰好代替当年损耗的机器和厂房。实际上，这种静止状态在一个国家的产业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因此，很难让这两种国民所得的版本实际上相等，也不可能让它们在分析的意义上相同。所以该选择哪一个版本成了重要的问题。
• Zophiel

  2019-12-13
  不公平工资的提出。工资一般由雇员和雇主协商而定，不受政府和消费者的干扰。但这不代表这样的工资就一定公平。庇古定义了两种不公平工资：在第一种方案中，工资就是由边际产出规定，但是比以前其他的职业要低；在第二种方案中，工资小于边际产出的价值。庇古认为后一种方案可以开发。政府干预增加工资不等于意味着国民所得取决于不公平工资方式。第一种不公平工资会造成雇员高额的劳动力转移成本。譬如，家庭债务和培训费用会阻碍劳动力向高工资地区的流动，因为在这些区域里的工资收入不会减少流动成本二是增加劳动成本，最终减少了国民所得。雇员也不太会意识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因此，工资对于国民所得的影响依赖于就业的发展。加入雇主雇佣的员工不会被替换，工资的增加也就不会吸引其他人来竞争这个工作。因为计算预期（收入总和/工人数量）等于零。另外，那些被解聘的员工也明白他们将不会再有就业的机会，因而也就不回去其他地方去谋职。因此，工资的增加会创造新工作，劳动力的分配将会得到改善，国民所得也会增加。但是雇员的聘用是任意的（也就是他们完全可以被替代），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降到小于1，工资的增加最终会减少国民所得，工资增加会提升下岗工人以及其他行业工人对于数量的期望值，失业也就增加，国民所得的规模减小，弹性大于1。如果未经组织的缺乏教育的贫穷劳动者固定在某地，或是地理上分布于各地，那么第二种不公平与剥削就有可能发生。在这些情况下，雇主不仅有垄断的能力，而且相对于其对手来说，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战略决策力。这些雇主不但富有而且在讨价还价上也训练有素，另外他们比雇员更能抵御不利条件。消除剥削能够改进国家分配，将工资提高到有效水平会增加劳动力供给从而迫使公司改进技术以增加利润。那些在工资增长中被淘汰的公司将会被更加有效的公司所替代。 虽然短期内工资增长在某些情况下能使失业率上升，庇古认为身体、心...
• Zophiel

  2019-12-13
  简单竞争条件下资源的不当配置。在竞争的条件下，非自愿性相互影响的双方，“不可避免的会归入下列三大类：（1）持久性劳动工具的所有者，而这些劳动工具的投资者是租赁者；（2）没有投资者的商品的生活者；（3）有投资者的商品的生产者”。第一种差别将发生在投资者并非那些持久性劳动工具的所有者时。在这种情况下，边际社会净产品将大于边际私人净产品，因为在合同终结时租赁者的投资将对所有者带来好处。由于租赁者并不拥有投资的全部回报，他们不会把改进持久性劳动工具的费用提升到社会需求的水平。根据庇古的观点，这样一种差别可以“通过修改契约双方的契约关系来减轻”，包括通过赔偿金制度把租赁者投资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庇古的真实案例显示了阻碍这些修改的缺陷，例如，所有者可能会增加租金来重新夺回支付给租赁者的赔偿金。尽管存在这些不理想的地方，庇古对这些差别引起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让租赁者和所有者共同修改契约。第二种差别发生的原因在于，从偶然得利的双方强求支付，或者从那些偶然蒙受损失的人身上提取赔偿金，都是不可能的（如公共产品），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困难的（如外部性）。像灯塔、公园、马路、森林、路灯、防污、科研这些公共产品的边际个人净产品比其边际社会净产品要少。而在外部性的例子里，譬如，兔子糟蹋了邻居的土地，工厂建在闹市区，机动车磨损路面，酒精饮料的销售诱发了犯罪，为了保护一国的海外投资而发动战争，怀孕妇女在工厂上班，其边际私人净产品要高于其边际社会净产品。对于庇古来说，很明显这类差别“不可能像由于租赁法规引起的差别一样，通过修改双方的契约关系就可以减轻”。原因有很多，例如，在技术上难于强制从“获利方”支付，或者给“损失方”赔偿，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相互影响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不可能通过契约安排来减少或消除这类差别，庇古仍然提出了其他办法，譬如政府行...
• Zophiel

  2019-12-13
  （二）国民所得最大化要求资源配置最优化 庇古运用独创的边际社会净产品（MSNP）和边际私人净产品（MSNP）的概念，分析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只有当边际社会净产品的所有用处得到使用时，国民所得才能最大化。当边际私人净产品与边际社会净产品出现差异时，国民所得就不能最大化。庞古认为，限定该结论有三个重要条件：一是任何再分配都产生交易成本。二是指导减少转移成本和增加流动性的行为，如果信息不充分，有可能把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到低生产率的部门，使其达不到预期目的。三是由于政府对这些行为的补助增加纳税者的负担，只有当私人部门无法改善流动性或信息时，该结论オ是恰当的。边际私人净产品与边际社会净产品之所以出现差异，是因为对那些没有使用某种资源的人来说，那种资源的一部分边际产品从正向或反向变化了。当边际社会净产品等于边际私人净产品时，才会有理想状态的产出。在那些有一个或多个厂商的行业里，庇古认为实际产量一般来说要低于其理想产量。 资源配置的效率状况是政府干预的理由。庇古认为当边际私人浄产品与边际社会净产品出现差别时，国民所得总量就不能得到最大化，而且这些对正常经济过程的干涉行为被期望增加而非减少国民所得。要使社会在既定资源条件下产量极大化，就应该使任何一种生产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这是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的国民所得被称为“理想的产量”。当边际社会净产品等于边际私人净产品时，オ会有理想状态的产出。企业只要存在私利引诱从而使得投资配置与最大国民净产品的要求之间出现差异，就存在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需要通过补助和税收来消除这个差异。（三）改进国民所得要求协调劳资关系 庇古重视建立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他认为，罢工或关厂会影响行业产量。“建立和加强劳资协调机制”可以增加国民所得以及经济福利。一是建立产业稳定制度。由于罢工或关厂会降低...
• Zophiel

  2019-12-13
  福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以效用为评价基础，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出判断。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福利的高低（社会排序）仅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效用水平（个人排序）。如果一种经济状态X下，社会成员的效用水平比较高，那么其相应的社会福利就高；或者社会成员在状态X下的效用高于在状态Y下的效用，那么状态X的社会福利就高于状态Y的社会福利。由此可以判断不同状态下社会福利的高低，并作出政策选择。庞古认为福利可从广义和狭义上来理解。广义福利包括自由、安全、家庭和谐、友谊、精神愉快等；狭义福利指经济福利。经济福利体现在国民所得及其效用上：国民所得的大小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大小，国民所得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也增加。在国民所得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其分配越来越平等，则社会福利就越大。福利程度有高低之分，大多数情况下，经济福利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经济发展使得作为总体福利一部分的经济福利提高并不能直接用金钱衡量，譬如拉长平均工作日，对于工人生活质量和非经济福利是有害的。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可以在两种情况下改进：国民所得增长离不开对穷人收入分配的改变，或者说国民所得中增加穷人的份额与减小它的规模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