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獅的對話

• 麒麟

  2023-06-22
  在上面有关使团译者的讨论里，可以见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英双方其实都没有任用自己国家的人来充任翻译，相反、他们都聘用对方的人一英国使团用的译员是中国人，清廷用的却是欧洲人。这涉及译者其中一项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就是对所属组织的忠诚，尤其在外交翻译方面，译者是否忠诚足以影响国家的重大利益。显然，清廷所用的翻译人员并没有达到忠诚的要求。尽管这些西洋传教士不少在中国已住上几十年，被认为能说流利的汉语，以致有学者把他们描述为“已转化为中国人的欧洲人”（“Europeans turned Chinese”），I但他们在骨子里始终还是欧洲人。马戛尔尼的日记便记载了这些传教士怎样享用上等的法国面包和甜肉，甚至在当地酿制红酒，2尽可能在中国土地上过着欧洲的生活。因此，他们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不能忠诚地为清廷服务或充分完成清廷交给的任务，也是在预期之内了。不过，相对而言，这些在京传教士在整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不致造成什么重要的影响。但英国使团所带来的译员李自标又怎样？
• 麒麟

  2023-06-22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暂且不论他们的语言能力或翻译技巧，我们仍然不禁怀疑：究竟这些来自欧洲，但长期为清廷服务的传教士，在这次英国使团来华事件中被朝廷指派做翻译员，会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服务吗？还是更愿意为同样来自欧洲的使团提供协助？显然，我们可以见到部分传教士更倾向于协助来自欧洲的使团。也许我们不能把那位私下多次联络马戛尔尼，并提出很多意见的梁栋材包括在内，毕竞他没有受到朝廷的正式委派，但罗广祥的情况便很明显了。尽管他长期居住于北京，而且由清廷正式委派出任译员，但他一直以来都为使团提出很多意见，还教导马戛尔尼等怎样回应朝廷的要求，甚至愿意协助翻译一些明知会惹来麻烦的文书，宁可把译文交由其他人抄写出来。更有意思的是，罗广祥和贺清泰在翻译乾隆发给英国国王的敕逾时刻意做出改动，删改一些他们认为过于不合欧洲外交礼仪、对英国过于屈辱的字句。？对马戛尔尼使团来说，这无疑有助维护英国人的国家尊严，但从中国的角度看，却把清廷原要明确传达的天朝大国思想抹除，甚至尝试把两个国家放置于平等的位置，这是极其严重、不可宽恕的罪行，既损害国家的利益，亦犯上所谓的欺君之罪。由此可见，中国朝廷找来的一些翻译人员，根本就算不上是忠实客观的译者，更不要说忠诚地为清廷尽心服务了
• 麒麟

  2023-06-22
  本来，清初沿袭明朝旧制，设有会同馆及四泽馆，分别主理朝贡及翻译事宜，2但由于大部分的朝贡国如朝鲜、疏球、安南等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本用汉字，无须翻译”，因而“该馆并无承办事务”，1748年（乾隆十三年）四译馆归并于会同馆，称会同四译馆。不过，当外交活动涉及的是西方国家时，情况便很不一样，翻译工作不可能由四译馆的通事负责，而协助清廷外交翻译的便是一些西方人一明末以来来华留京的天主教传教士。2这些传教士大都通晓多种欧洲语言，且对欧洲国家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便成为朝廷与西方国家交往时的重要桥梁，不单担任翻译，且往往起着外事顾问的作用。例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一1666）便曾在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使团访京活动中担任翻译，更向朝廷提出意见，把荷兰人拒诸门外；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一1688）在1676年（康熙十五年）处理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Nicolas Spafary）的到访，以及在l686年（康熙二十五年）荷兰的另一次使团来访活动中担任翻译，都得到很高的评价。3耶稣会士在清初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贡献，是葡萄牙籍的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一1708）和法国籍的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一1707）作为中国谈判使团的成员，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参加与俄国的谈判并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便曾对耶稣会士说过：“朕知由于尔等之才干与努力而和约得以缔结，尔等为此事曾竭尽全力。”1另外，中国使团的首席代表索额图（1636一1703）也说：“非张诚之智谋，则议和不成，必至兵连祸结，而失其和好矣。”2不过，一场“礼仪之争”导致康熙在1721年1月18日（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旨禁教，3而1723年登基的雍正（爱...
• 麒麟

  2023-06-22
  更值得一谈的是，他主动地跟中国官员争拗究竟马戛尔尼带来送给清廷的是“礼物”还是“贡品”。8月24日，李自标阻止一批中国工匠拆卸使团带来的一些非常精巧的物品，他的理由是在还没有正式呈送皇帝前，礼物仍归英国人管理，但负责接待使团的长芦盐政征瑞则认为这是呈献皇帝的贡物，不再属于英国人。李自标为此跟征瑞争论起来，他坚持表示那些是礼物，不是贡品。根据马戛尔尼的说法，这次争论最后要由内阁大学士来平息，确定称为“礼物”也没有什么问题。3不过，这件事其实触及一个敏感的核心问题，就是英使团的定位一它究竟是不是来朝贡的？而由此引申出的是英国与清廷的关系，也就是说，中英两国是否以平等地位交往？这对于一直抱着传统天朝思想的大清朝廷，以及正在积极向海外扩张、建立帝国的英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既敏感又重要的问题。李自标在这个问题上积极争辩，说明他要极力维护使团以至英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的态度看来甚至比马戛尔尼更强硬，因为在早些时候，马戛尔尼已知悉他们的船车队伍被插上“英吉利国贡舡”和“英吉利国贡物”的旗子。这显然也是李自标告诉他的，可见李自标对这问题十分敏感，只是马戛尔尼决定暂时不去争论。2对于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来说，李自标对使团的忠诚是至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无须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错误传达。不过，上文已指出，李自标参加使团的动机是宗教方面的，这就跟使团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我们将会交代他怎样因为宗教原因而做出可能有损使团利益的事情，而且李自标在后期其实对马戛尔尼是有所不满的。换言之，李自标对于使团的所谓忠诚，并不是绝对的。
• 麒麟

  2023-06-22
  其实，无论是汉密尔顿在1792年2月21日在那不勒斯写给斯当东的信，又或是斯当东本人的回忆录，都已经清楚说明当时中华书院是反对他们的传教士到北京去的，长老们既担心这些传教士的安全，也害怕他们会放弃传道事业。可是，经过在巴黎和罗马寻觅不果后，斯当东相信不可能再在别的地方找到合适的译员，那不勒斯是他唯一的希望，因此，他愿意用尽办法在那里招聘译员，更何况他在那不勒斯见到柯宗孝和李自标后，很是满意。汉密尔顿在给斯当东的信中有一句颇为微妙的话：“我已说明他们要回澳门的愿望，但我也毫不怀疑，假如您的船只不去那里，您是能够成功解决问题的。”这似乎在暗示使团船只大可绕过澳门，不让传教士离团，直接把他们带到北京去。马戛尔尼及斯当东最终没有这样做，李自标的确自愿随团到北京去，那是因为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旅途中成功说服了他。但是，中华书院的长老在那不勒斯跟斯当东商谈的安排，并不是要让柯宗孝和李自标到北京去的，因此才有上引几封信的内容。必须承认，相较于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说法，这些信件的内容更为可信，毕竟我们实在想不出那不勒斯方面有任何理由要虚构事件；相反，斯当东却很可能为了说服长老，同意让李自标等马上成行，从而完成招聘译员的
• 麒麟

  2023-06-22
  到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中，除极少数的例外，其他研究几平完全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忽略了，就是在整个使团访华活动中，中英双方所遇到的语言障碍以及当中涉及的翻译问题。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上面提到众多学者所热心关注的各个问题，无论是乾隆对使团的理解和定位，还是英使团对中国的观察和解读，以至双方对待礼品的态度、政治和文化上的差距与碰撞，关键都在于使团跟清廷能否做到有效的沟通，而翻译就是双方沟通的决定性元素，更不要说当时中英两国存在巨大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差异本身就构成严重的沟通和翻译上的难题。本来，国家间的外交活动须得倚赖翻译，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由于中英两国在马戛尔尼使团以前从来没有过任何正式的官方外交往来，在英国人的理解里，清廷一向严格限制外国人学习中文，而中国人本身也从来没有学习外语的意愿，所以根本没法找到合格的、具备一定水平的译者，这严重地影响了使团与清廷和乾隆的有效沟通，甚至是这次使团无法取得实质成果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事实上，在使团离开中国后不久，一些在华欧洲传教士便已经提出，使团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带来的译员太年轻，缺乏经验，不熟悉中国朝廷文化。此外，译者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定位，也影响翻译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翻译在这场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角色，中英双方都在有意或无意间以翻译作为交锋的战场，通过翻译传递重大的讯息。因此，深入探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活动，对于我们理解这次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会有莫大的帮助。相反来说，长期忽略翻译在使团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根本就无法全面及准确地理解整个事件。在上面提及西方的专著和论文中，触碰翻译问题的几乎没有。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偶有提及使团译员的情况和活动，但不单零碎，而且译者和翻译显然都不是他关注的问题，无法让人更进一步理解使团的翻译问题。现在所见到直接讨论使团翻译问题的有两篇文章和一本专著，...
• 麒麟

  2023-06-22
  10。第一册第17号文件：札镇海县令奉上谕英使船只回宁波湾泊赏拨口分米石，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四日。11。第二册第1号文件：马戛尔尼致和珅信，说明在回国后会奏呈国王，在乾隆登基60年时再遣使团过来，但因路途遥远，且与法国开战，恐有延误，先行说明。本信未署日期，从内容看，应是使团离开北京后，大约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至十月中期间所送，因为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有上谕着长麟传告马戛尔尼，将来再行进贡，不必拘定年限，3应是回应这封信的。12。第二册第16号文件：马戛尔尼致和珅信，表示愿意在谒见乾隆时行中国礼仪，但要求乾隆指命一个与马戛尔尼同品级大臣向英国国王画像行同样大礼。本信未署日期，从内容看，这是马戛尔尼1793年8月28日在北京致和钟信的中译本。4
• 麒麟

  2023-06-22
  首先是语言的问题。在下面《译员篇》的讨论里可以见到，在这次中英两国的交往里，一个令翻译任务变得复杂的因素，就是双方正式的翻译人员都不懂英语，这是因为无论使团方面怎样努力，也无法找到具备中、英双语能力的译员。另一方面，双方的译员却因为相同的宗教背景和训练而共同掌握了中英文以外的另一种语言一拉丁文，这种唯一的共同语言便成为翻译过程的中介语言。尽管这也能达到基本沟通的效果，但因为两国的沟通并不是直接通过各自的本国语言互换来进行的，而是要先把中文或英文翻译成拉丁文，然后才能翻译成对方的语言。多重转译的模式，不但增添出错的可能，而且转译过程中所引起的不便和麻烦也是可想而知的。使团的副使斯当东便曾猜想，翻译上的繁复程序是造成乾隆没有多跟马戛尔尼直接谈话的原因。换言之，由于译者语言能力的问题，马戛尔尼并不能够与乾隆很有效地沟通，可见翻译在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不单是口头上的传译，书面上的翻译也面对相同的难题。从马戛尔尼方面发出的文书是先以英文写成的，然后必须交由使团一名成员翻译成拉丁文，才能让使团译员以这个拉丁文本为基础翻译成中文。换言之，每份文书都经过两重的翻译程序，备有三份文本。事实上，有时候这三份文本都同时送递到中国朝廷。例如在1793年8月6日，朝廷便收到了英文、拉丁文和中文三个文本的使团礼品清单。？此外，由于当时欧洲的外交习惯是以法文作为国际通用外交语言，因此，有些时候也见到法文本的出现。举例说，马戛尔尼曾向和珅呈递照会，提出觐见乾隆所用的仪式，便共有中、英、法和拉丁文四个文本。同样地，清廷的文件也要经过几重翻译才送到使团手上，最先由中方的翻译人员把文书翻译成拉丁文，交到使团去；虽然使团中不少成员都懂拉丁文，不一定要再翻译成英文，但我们也确实见到一些文件最终还是译出英文本。可以想象，经过重重的转译或重写后，意义上的准确性便难以保...
• 嘉黎敦

  2024-02-17
  相反，乾隆在这问题上的理解其实更为准确。上文已指出，在读过礼品清单后，他已马上指示征瑞等人在闲谈中告诉马戛尔尼，他们早已拥有使团带来的物品；而且，我们也已确认除天体运行仪外，清廷的确早已藏有使团所带来的主要天文和科技物品，包括七政仪、天地球仪、望远镜、气泵、玻璃灯等。乾隆对于自己的藏品很自信，刻意安排马戛尔尼在参观热河时看见清廷部分的藏品，……马戛尔尼在日志里诚实地记下见到这些物品后的感想：These (palaces and pavilion) are all furnished in the richest manner, and with every kind of European toys and sing-songs; with spheres, orreries, clocks and musical automations of such exquisite workmanship, and in such profusion, that our presents must shrink from the comparison and "hide their diminished heads".在另一处地方马戛尔尼又说：他相信乾隆最少拥有价值二百万英镑的“各色玩具、珠宝、玻璃制品、八音盒，不同种类的器材，显微镜、钟表等，全部都是在伦敦制造的”。斯当东甚至说在热河有一个“考克斯博物馆”（“Cox Museum”）——指的是清廷所收藏英国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1723？—1800）及其家族所制造的大量名贵钟表。在这情形下，我们也很难期望乾隆在参观使团礼品时表现出很大兴趣。
• 嘉黎敦

  2024-02-17
  还有清单上第十一件可以“挂在殿上光明照耀”的“玻璃镶金彩灯一对”，这其实也是很名贵的礼物，使团以840英镑从制造商威廉·帕克父子公司直接购买过来，马戛尔尼也十分重视，……。金简在乾隆没有指定查询的情况下汇报说“又玻璃灯二件，各高六尺五寸四分，径四尺，与长春园水法殿内现悬之鹅项玻璃灯无异”，无疑会令乾隆很满意，可以让他进一步确定英国人的礼品没有什么特别奇巧，不值得“张大其词”。
• 嘉黎敦

  2024-02-17
  ……不过，清单上紧接在七政仪后面出现的天球仪和地球仪，乾隆便十分熟悉了，因为内务府曾在乾隆朝数次奉旨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其中一次是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蒋友仁绘制完成新坤舆全图后，乾隆下旨根据新图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据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地球仪”；另外又分别在1777年（乾隆三十六年）及1778年（乾隆三十七年）下旨两次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可见乾隆的偏爱和对仪器的熟悉，甚至不只限于玩赏之用，更从中取得天文地理资料及知识。因此，乾隆在看到礼品清单中有天球仪和地球仪后，不但特别注意，更直接提出要与宫内藏品相比较：「再贡品内天球、地球二种，现在乾清宫、宁寿宫、奉三无私等处俱有，陈设之天球、地球较该国所进作法是否相仿，抑或有高低不同之处。」对于这样的提问，金简给乾隆提供的答案是“与宁寿宫、乐寿堂现安之天地球无别”，而且，善于揣摩上意的金简也就顺势报告其他贡品的情况，包括原清单中文本第二件只写作“座钟”的七政仪，虽然他不能准确地说出礼品的名称，只把它称为“地理运转架”，但也马上报告说“天朝原亦有之”，且比马戛尔尼的贡品优胜：「地理运转架一件，圆形连架座高四尺六寸，径二尺五寸，与景福宫现安之仪器相同，而座架上装饰花文，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 嘉黎敦

  2024-02-16
  在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来华的时候，还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在北京为乾隆工作，当时一直专门负责翻译西方语言的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钱德明神父（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他是一位数学家、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院士，且精通音乐，早在1750年便来到中国，被视为北京传教士的精神领袖。毫无疑问，钱德明对使团是极为支持和友善的，但在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已身患重病，不能前来探访使团成员，只在8月29日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提供资讯及协助；不过，钱德明实际上的确给予使团不少帮助。根据马戛尔尼所说，钱德明几次为使团提供重要的情报，包括最早传达乾隆已准备好给英国国王敕谕的消息；而当中最重要的是在10月3日给使团传来讯息和提供的建议。那时候，马戛尔尼已在热河觐见过乾隆，并回到北京，但由于所提的要求没有得到清廷的回应，他原想再争取继续留在北京，等候回复，但钱德明向使团分析形势：一方面是清廷一直只以朝贡的理念来处理所有外国使团，过去欧洲国家派遣的所有使团也从不例外，且逗留的时间有限，就是最为礼待的葡萄牙使团也只能停留39天；另一方面，英国人要在短期内改善贸易条件并不可行，只会惹来更大的反感，甚至更严厉的监管。他建议使团不要再继续留在北京，先行回国，宁可由英国国王在广州和澳门派驻一名代表，能够跟两广总督经常接触，在合适的时间提出改善贸易状况，又或在将来有可能获邀到北京参加其他庆典时再提出，也许能够达到较理想的效果。对于钱德明的意见，马夏尔尼十分感激，并完全接受，便在第二天向和珅提出离开北京。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马戛尔尼明确地说钱德明是使团的“朋友”。不过，钱德明在使团离开北京两天后便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