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中国文化

• 芝士牛肉堡

  2024-06-15
  应该说，后世禅宗，乃是玄学与佛教禅学的结合的产物，是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两大潮流交汇时代中国士大夫高涨的理论思维兴趣的产物，印度禅学给了它肉身与外形，中国玄学给了它骨架与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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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正是盛唐以来社会条件的变化与禅宗的兴起，使中国士大夫的心理愈加封闭、性格愈加内向，禅宗的人生哲学与老庄思想、魏晋玄学合流，使士大夫们最终形成了重视清幽深远的林下风流的审美情趣。禅宗以直觉观照、沉思默想为特征的参禅方式，以活参、顿悟为特征的领悟方式，及以自然、凝炼、含蓄为特征的表达方式改变了过去佛教偏于灌输与说教的习惯，突出了表现与自悟，它正好吻合了士大夫们试图在诗画中表现自我细腻、微妙感受的希望，因此在禅宗对士大夫的渗透过程中，士大夫也不自觉地习惯了禅宗的思维方式，逐渐形成了以直觉观照中沉思冥想为特征的创作构思，以自我感受为主追溯领悟艺术品中的哲理、情感的欣赏方式及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三合一的艺术思维习惯。这种心理性格 -审美情趣一艺术思维的结合，使中国士大夫文学艺术形成了与其他民族其他阶层的文学艺术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它偏爱宁静、和谐、澹泊、清远，而蔑视冲动、激烈、艳丽、刺激，它注重哲理与情感的表现，而忽略物象的再现与描摩，它长于抒情写意，而短于叙事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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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中国士大夫们常常说，诗贵有禅思，画贵有禅趣，常常用诗比禅，用画比禅，还出现了不少“诗禅”、“画禅”之类的词语①，现代人也常常感到中国文人诗、画中有“禅气”、“禅境”，可是士大夫诗画艺术究竟与禅宗有什么关系？禅宗究竟怎样影响了士大夫的诗画艺术？这是古人没有说清，今人没能说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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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参考书目举例《大正新修大藏经》十六部五十五卷附索引①：《禅宗集成》二十五册②；《胡适文存》三集（胡适著）；《中国佛教》一、二册（任继愈主编）：《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徵著）；《唐代佛教》（范文澜著）；《隋唐佛教史纲》（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郭朋著）《中国禅思想史》([日]柳田圣山著)：《铃木大拙全集》三十卷([日]铃木大拙著)：《禅宗史の研究》([日]宇井伯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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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我想，现在改革浪潮的出现，动力之一是变化中的社会心理。人民希望过更幸福的生活的愿望，这无疑是最根本的心理动力，而具体的表现，乃是面向世界、开拓眼界、进行横向比较之后产生的一种紧迫感危机感与对长期封闭保守状态的一种厌反情绪。然而，这种危机感与厌反情绪是一种容易流动的“自在”的感觉与情绪，而感觉与情绪並不完全等于清醒的理性认识，更不等于细致的科学分析，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稳定的长期的动力。而如果要把这种情绪上升为理智，破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心理性格、人生哲学，思维方式及观念，需要对过去，现在，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对别人、对自已有细致的剖析。所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就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是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在的认识，对未来的展望。因此，我选择了以民族性探讨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这本小册子便是从中国文化史角度对禅宗进行的考察与探寻。我有很多与我一样关心改革、关心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同学与朋友，许多日子里，我和他们一道，争论、交谈、讨论，在这种真挚而坦率的交流中我获得了许多东西，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特别是没有他们给我提供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信息，这本小册子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198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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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的确，在今天的改革中，仍然有这么一些不协调音在那里鸣响着，仍然有一股隐隐约约的但又极其顽强的惰性力在拉前进的后腿，可是这种不协调音、这种惰性力来自哪里呢？我与我的朋友们同学们反复思索过、议论过，也尝试着分析过，我觉得它主要不是来自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而是来自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至今仍在起作用的封闭心理、内向性格、落后思维方式及保守观念，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层，如果不彻底改变，那么，将来我们将会遇到自己反对自己、自己拖自己后腿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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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艺术思维的民族特征，也是长期发展、积淀的产物。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文学艺术史上，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中国艺术思维方式经过了一个由粗到细、由外到内、由浅到深的三层次发展过程，如果说，从先秦到两汉是第一层次，艺术思维还是直接浅拙的，从魏晋到初唐算是第二层次，艺术思维逐渐发展的话，那么，盛中唐之后则是第三层次，正如这本小册子所分析的，第三层次上的艺术思维更加发达更加完美，完全摆脱了过去的拙直浅陋粗糙，它使中国文学艺术最终奠定了自然、凝炼、含蓄的风格。而这三层次的变化，正好与中国士大夫文学艺术的发展层次相吻合，也与中国两汉的儒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佛玄大盛、中唐以后的禅宗崛起有一定的相应。这是巧合吗？不是的。禅宗是印度禅学与中国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非理性的直觉体验、瞬间的不可喻的顿悟、自然含蓄、模糊朦胧的表达、活泼随意的参悟与体验为特征，形成了与中国过去旧思维方式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很大差别的思维方式，中唐以后，它渗入了士大夫之中，并与那种追求适意自然的人生哲学与追求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相融合，正好促成了中国式的艺术思维方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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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征联系起来考察。我们知道，与西方文学艺术比较起来，中国文学艺术更注意的是“表现”而不是“再现”，中国文学艺术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文人士大夫的而不是民间的文学艺术一在“表现”中注重的是艺术家内在心理气质、情感与哲理体验感受的含蓄表现，而西方文学艺术相对注重对外界物象的描摩或内在感情的直接吐露，比如画，西方画家注重写生，对解剖学、透视学，光学极为注意，所以它更重视冷静的观察、真实的描绘，艺术家与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对象是对峙的，艺术家的思维中，表象是次要的，首要的是直对物象时视觉印象的准确、清晰与细致，所以，在绘画技法上特别讲究立体感、准确性，而绘画技术术本身也符合这些要求，如油画的细涂慢刮，直到印象派出现之后才有所改变。而中国文人画注意的不是写生而是“胸有成竹”，同样面对自然物象，中国文人画家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大脑中再度被唤起的、业已“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象，而不是直对物象的描摩，所以它要求绘画时凝神观照，积聚情感，一挥而出，不加修饰。所以，这里艺术思维的差异是关键性差异，它决定了艺术风格的差异。固然，任何文学艺术首先都要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可是，艺术家与生活一旦接触，艺术思维便开始产生作用，如何摄取，如何加工，如何表达，如何欣赏，都受艺术思维的支配。各民族文学艺术风格的不同，除了审美情趣的不同之外，艺术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这本小册子在讲到受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支配的审美情趣之后，紧接着谈了艺术思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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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因此，在中国大多数人那里，你很难分别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很难确指他的思想体系的中心是探讨伦理、政治还是抽象的哲学禅宗也同样如此，表面看来，它宣扬实在的世界虚空而内在的精神真实，实际上它关心的并不是物质与精神究竟何为本体的问题，而是一种人的自我解脱及这种解脱的心理状态，是这种心理状态下所感受到的人生、宇宙终极真理。因此，与其说它讲的是抽象哲学，还不如说是具体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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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如果说西方习惯于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拉起来探索各种领域中纵向的逻辑关系，习惯于在类与种的基础上探索各种事物之间所有的层次关系，力求尽可能符合这种关系的客观秩序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则习惯于把人与人（伦理）、人与社会政治）、人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重叠起来，探素这里的横向的网状联系，习惯于在伦理道德的原则下探素各种事物之中所蕴藏的总体精神。印度民族则习惯于“把属于不同世界，不同范畴的多种事物等同看待”①，在一片混沌的状态中体验字宙与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植根于印度、生长在中国的禅宗，他们同样并不区分主体与客体，也不分客观事物的特性与属性，而只是在“东西不分、南北不辨”的直觉境界中达到梵我合一，使自己的生命超越时间，使内、摆脱物的束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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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这种人生哲学源远流长，而且越积越厚。它在中国士大夫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成为民族心理上的一个致命缺陷。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心目中，豪迈之“气”也可以说是激情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汉、唐士大夫都十分豪迈，乘长风破万里浪本是人们仰慕的品格心性，唐人诗中高举远蹈、意气风发的佳作极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 “忍气饶人祸自消。从文学家到思想家，从士大夫到市民、农民，都有了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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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如果用宏观考察与直觉体验的方式，很多人-下千镜能觉到，中国士大夫的个人生活情趣既不是象古印度民族那华究忍受苦难与磨炼，讲究禁欲主义，也不是象西方，如苏格位底的弟子阿利斯的布（Aristippus））和伊壁鸠鲁那样，以快乐与享受为道德准则及人生目的，更不象现代西方那样，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满足，而是以克制、和谐的方法来追求内心世界的评衡、精神上的解脱与人生完美境界的实现。因此，在外在性格表现上，往往是理性多于感情，克制战胜冲动。这种心理性格当然有它的优点，当人们面对着巨大的灾难时，不是悲恸欲绝地号叫和哭泣，也不是灰心失望地自认晦气，而是默默地、勇敢地承受一切，面对现实。当人们面对着个人与社会的或集团的冲突时，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为自己谋利，而是在“小”与“大”之间选择了后者而牺性前者。人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乐天知命，格守中和，善良而坚韧，很少堕入粗野鄙俗的个人情欲发泄，也很少出现神秘狂热的宗教情绪。然而，它也使得人们形成了对外界变化漠然冷淡，甚至本能地抵抗外界变化对心理平衡的冲击的习惯，人们不是顺应外界的变化而积极地调整心理结构，而是无视外界变化。在内心里颜强地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天平的稳定状态，“不为物喜，不为已悲”悲复多了，就来上一点乐天知命，人生短暂，一切本空之类的话头使它变淡欢乐多了，就来点天命无常、万事皆非、本无一物2类的观念使它变轻。内心便是一个完整的、永恒的、但也是封闭的王国，它自生自长，自我完善，不易敞开。至于欲望、激情，即所有与外界世界带有过多牵连的东西，它一概加以蔑视。而激情，则是人生必不可少、历史必不可少的动力。人失去了对外界客观事物关心、探索、追求的欲望与激情，由人组成的社会便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更新的基础。人的性格也会变得纤细、脆弱、内向和缺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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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从向外追求到向内探寻，从开放到封闭，从粗犷到细腻，这是唐宋文化背景差异引起的士大夫心理上的差异，而心理上的差异又引起了性格上的差异。据说，诗人们都是偏爱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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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结构，统治者满足于残缺一块了的天下而纸醉金迷；整个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结构，特殊的背景割断了他们与边塞、与军事、与生活、与人民的联系；每一个士大夫内心也成了一个封闭性结构，他们常常在内心里调节感情的平衡，寻找美的享受和悲哀的解脱，在内心世界里蕴藏一切喜怒哀乐，细细地琢磨着有关宇宙与社会的哲理。因此，宋人比唐人要细腻、敏感、脆弱得多。他们不是象唐代士大夫那样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力量去扫视、聆听、去触摸、斗争，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而是默默地与世界离开一段距离，用心灵去体验、去咀嚼、去思考着外部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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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因此，处于儒、道互补文化结构下的中国士大夫，其心理性格特征是复杂而矛盾的，封闭中略有开放，内向中稍有外向，究竟更偏重哪面，则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际遇的不同而不同。如感唐时代国力鼎盛、政治昌明、欣欣向荣，那些春风得意中的士大夫便表现出了开放、外向的心理和豪爽开朗、直率自信的性格。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类心理性格大体可以分为“外倾”与“内倾”两种基本类型①(也有称日神与酒神)，具有“外倾”型心理性格的人一般易于激动，富于进取精神，反应敏锐，但心理波动幅度大而缺乏持久力，具有“内倾”型心理性格的人冷静理智、克制力强，但偏于保守，惰性力大，这主要是由于“皮质抑制和“兴奋过程”的平衡在个体中具有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每一个民族的心理素之思度上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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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中国士大夫心理结构的特征是什么？要说明它，必须将我们的目光上溯到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周族击败殷王朝，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上下相维、结构稳定的中国式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状态下的文化是严密整齐的，相对于畜牧业更稳定的经济形态和半农奴式定居的组织结构中产生了追求稳定、畏惧变化、内向克制的心理状态，上下相维、等级森严、内在和谐的封闭型社会结构，又使人们习惯于各安其位、内向克制、追求和谐的这种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春秋战国时期终于产生了以儒家为标志的中国式封建文化。“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和为贵”等格言式的教海，进一步维护和助长了外在的结构稳定和内在的心理和谐；“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以自我道德完善为社会职责出发点的由内向外推衍式的思想方式，则更在心理上积淀了内向的、克制的因素。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大地上节节胜利，这种趋向封闭、内向的心理以及这种心理所起的克制、稳定的性格，便逐渐在中国士大夫深深地浸染于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人心中积淀、定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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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思想习惯中，本来就不太热衷于抽象的本体论的探讨，而相对注重人的修养、生活情趣、人生哲学的研究，并且认为对具体的、近的事物的体验远较对抽象的、遥远的东西的分析探求有意义，即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①；传统的士大夫对于事物比较偏向于直观感受式的整体把握，而不十分善于细密严谨的逻辑推理；比较倾幕种自由无羁的生活方式，而不甘于彻底的淡泊苦行，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始终没有被彻底否定；比较容易接近那种枫趣高雅，理趣盎然的艺术性对话，而不太愿意进行枯燥的理论分析。因此，禅宗在惠能之后的再一次变革，既是中国士大夫进入禅宗队伍之后的产物，也是社会上士大夫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的要求。因此，尽管百丈怀海也曾订立《清规》，想用印度禅学过去的规矩套住狂禅流俗之风，让他们返回早期佛教的老路一“各慕祖风，严特戒律”②，法眼文益也曾撰写过《综门十规论》，痛斥狂禅“以歌颂为等闲，将制作为末事，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于俗语”，但禅宗毕竟是沿着惠能所开辟的“菩萨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这条简易方便、切近体验，又与士大夫传统思想习惯吻合的新路上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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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第一，早期佛教恪守清规戒律、苦苦自守的生活方式已经让位给自然适意的生活方式，“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正是这种随遇而安、顺应自然、恬淡安逸的生活情趣的标志，它使僧侣与士大夫得到了满足。第二，早期佛教对经、律、论的研读和对偶像的崇拜，已经让位给直观体验、直觉把握、简截明快的顿悟和自心觉察式自我解脱，这使禅僧与士大夫获得了轻松的感觉。第三，早期佛教经院学究式的谈论已经让位给了随机应变、妙语连珠的应答艺术，这种艺术化的对话完全脱去了过去那种令人昏睡的枯燥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推理，对士大夫尤其是富于艺术修养的文人很有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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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19
  士大夫与禅宗的互相携手，一方面使禅宗身价百倍，势力达到了炽盛程度，另一方面也使禅宗越来越中国化。本来，唐五代禅僧中，有不少原来就是士大夫，他们的加盟，提高了禅宗队伍的中国文化素养，也在禅宗思想方法上染上了一层浓重的中国色彩。这时的禅宗，越来越远离了印度禅学中那无穷无尽的有关本体的讨论，繁琐细密的逻辑推论，厌世出世的生活观念和苦行瞑坐的禅定方式，一变而为中国式的禅宗，它是直观地探索人的本性的伦理学，是应对机智、游戏三昧、表现悟性的对话艺术，是自然清净、行卧自由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情趣的结合。尽管有人还在论述着佛性、自性、虚空、彻悟，但那已经是“挑水的回头过了景井）”了，变成不引人注意的陈言旧话了。试看以下几则语录：
• BWV八核

  2023-11-19
  新信息展示出中唐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儒弹归一，士大夫与禅僧合二为一。过去有人说过中国思想文化是儒道互补的结构，这在唐以前大体不错，但在唐之后则是“儒禅互补”，因为禅宗影响在中唐以后已超过了老、庄、玄学及道教，并且也把老、庄思想的一部分精华包容在自己的理轮体系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