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的兴衰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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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16-11-20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最困难、最曲折的道路。——1988年，在东柏林召开的一次社会主义阵营情报机构会议上无意中听到此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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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16-11-20英国国内安全部门——军情五处——是在“二战”中逐渐壮大起来的，虽战功赫赫却一直默默无闻。起初，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工党政府对秘密情报部门仍抱有疑虑，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情五处总跟左翼政党对着干（坊间传言军情五处编造了工党与苏联的瓜葛，导致第一届工党政府在1924年选举中失败）。艾德礼心里很清楚（虽然他的幕僚大多并不知情），正是军情五处在“二战”期间粉碎了德国间谍的种种阴谋。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5年上任后不到一年，就换掉了军情五处的负责人，让警察出身的帕西·西利托爵士（Sir Percy Sillitoe）出任掌门。在其副手们眼中，帕西·西利托爵士是一个做事慎重而呆板的警察（其中一个副手评论，他的上任“给军情五处盖上了盖世太保的印章”）。尽管如此，西利托还是深受艾德礼的器重。反对党上台后，对军情五处所做的改动只是换了一个新领袖——这再一次证明了在民主国家里，情报机构的服务对象是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执政党，同时也证明了情报机构最好保持党派中立，并且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对法律权威的尊重。与此同时，多位官方观察员也低调地指出，军情五处需要一个更坚实的法律基础：它与首相和内阁的关系混乱无章，而一些情报人员的行为，比如使用隐藏式麦克风和电话窃听等，都没有得到过法律授权。1951年大选之后，丘吉尔的保守党重新执政，首相把军情五处转到了内政部管辖之下，但他让西利托继续留任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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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16-11-20在诺曼底，盟军在地面上和海上所拥有的重炮，加上每个登陆海滩以及战场更远处的空中优势，意味着德国人不可能集结起足够的坦克和火炮把登陆部队赶回大海。7月，德国人在诺曼底的法莱兹(Falaise)做了最后的尝试，装甲师的反击变成了对德国部队的大屠杀，预示着如同1940年法兰西战役一样的举国溃败——只不过这次被包围和击垮的是德国军队。盟军在数周之内涌向德国边界。的确，到1944年年底，盟军在战场上快速集结火力的能力是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甚至可以将因轴心国突袭导致的战术失利转变成战场上的胜利——就像他们在突尼斯和安齐奥所经历的那样，而且他们也在突出部战役中再次获得这种胜利。1944年，当日本人试图在缅甸、菲律宾海和莱特湾发动攻击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猛烈的炮火重击了日军的编队，占优势的盟军战斗机和高射炮将日军的飞机从空中击落。在东方，俄国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吞噬着德国的反攻，并以数倍的猛烈力度反击。面对西方盟军和苏联熟练的火力引导能力，轴心国已经丧失了扭转势头的能力。 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应方式非常相似，即发动导弹攻击。柏林和东京各自独立地想出了这个方法，并在1944年下半年展开了部署，目的是造成盟军最大数量的人员伤亡，希望借此耗尽西方盟军的战斗意志。日本人通过神风特攻队（Kamikazes）进行此类尝试，实质上就是瞄准盟军船舰的载人巡航导弹（他们也命令军队在构成日本内圈防御屏障的各个火山岛上坚持自杀式洞穴战斗）。希特勒的理念有所不同，由于德国拥有更发达的科技基础，该理念得以成为可能。德国科学家研制出用来对付英国平民的“V型武器”．其中V-1是喷气式巡航导弹，而V-2是一种工程奇迹——它是一种用液体燃料料推进、载有一吨弹头的大气层外火箭。这两种武器都不算精准，但是要打击伦敦，它们也无需太精准。 在对德国这一新战术的反制上，情报工作又帮上了忙；不过在对抗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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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2016-11-20只有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前线局势（及其导致的政治局势）变得更顺畅时，游击队以及支持他们的特种部队才能在盟军的战争中做出真正贡献。正是在那时，巴黎的抵抗组织才能起义，在法国坦克到达之前将德国的卫戍部队逼进一场短暂的激战之中。在同一个夏天，波兰人在华沙也做了同样尝试，但是斯大林暂缓了苏军的进攻，从而给纳粹提供了粉碎波兰抵抗运动的时间（并借此屠杀那些可能在未来敢于反抗苏联占领的波兰人）。因此，华沙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对欧洲和亚洲的游击队而言，盟军在法国登陆对轴心国的打击来得恰逢其时。如果盟军的反攻再延迟两三年，那么有组织的抵抗力量是否能够存活下来迎接解放者都会是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