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女
最新书摘:
-
随涯2014-04-121848年7月19日,一百人聚在一起,签署了一份由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起草的《情感宣言》。这份宣言直接从《独立宣言》而来,这些早期的活跃分子大胆主张“所有男人和女人天生平等;造物者赐予她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这一代人和这些信条紧密相连,她们的政治观点体现在激进的废奴运动中。如果所有男人都是平等的,那么男人和女人难道不能互为平等吗?如果将人奴役是错误的,那么否认妇女拥有投票权、财产权、参加陪审团的权利、发展职业的权利、在离婚和扶养孩子上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难道不也是错误的吗?但是时过境迁,女权运动也在改变。在接下来的7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夏洛特·沃达德那样对美国最初发起的女权运动所经历的奇异历程有更好的体会了。梦想成为排班工人的沃达德是《情感宣言》签名者中惟一一位活着看到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获得通过的人。在沃达德年轻的时候,女权主义的改革者争论的是绝对平等在逻辑上是否行得通。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承认男人和女人并不“一模一样完全相同”,无论从天性还是后天的培养上看,妇女更具有道德观念,也更慈善,而男人则富有侵略性,独断专行。但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一模一样和完全相同的”。世纪之交时,新的一代妇女领袖已不再将获得选举权作为重点。出于权宜,她们都表面上接受了占主导地位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信仰,那就是女人和男人根本不同,也没什么不公平。按照流行的看法,女人天生就得为她的丈夫提供一个稳定、舒适的家,对她的孩子进行道德教育。而男人不受什么约束,轻而易举地放纵堕落。许多第二代主张妇女参政者认为,与其反对性别规则,还不如为己所用。在一个飞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中,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常常会模糊,她们声称,除非妇女拥有政治上的权力,否则不可能尽心尽责维护自己的家庭。这样一种对于平等拥有选举权的解释在许多美国人...
-
随涯2014-04-12泽尔达是这一新文化的产物。她属于被广告和娱乐而不是宗教和克制抚养起来的第一代美国人。他们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将追求快乐作为自身的崇高目标。在19世纪极端保守的美国,人们很大程度上都围绕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表达政治观点、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相当大部分市民都拥有自己的农庄和商店。在一个到处都是无主土地的国家里,连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都合情合理地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份产业。19世纪,几乎历届政府只要一说起美好生活,都会强调禁欲主义、自我控制和来世的报偿。在由私营农场主和商店店主构成的世界中,这些价值观相当有道理,他们需要将资本主义的原则纳入自身,自我控制能得到切实的报偿——不仅仅是来世,还有现世。20世纪初叶,工作性质有了改变,19世纪陈腐、顽固的价值观不再适用。绝大多数人工作都是为了挣工资。商人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采用新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加快生产周期、提高产量,如此一来对个人工作技能就不会有什么要求。在这种环境中,工人都会发觉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没有成就感。这是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谨慎节制和禁欲主义已经得不到什么报偿了。相反,许多美国人开始不再将自己局限在工作中,而是转向其他出口,如休闲和消费。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准则,使追求快乐合法化,而不是遭到轻视。美国的商人和工业家乐于遵守这种准则。19世纪后期,他们完善了出口和分销手段,现在能够生产大量玻璃器皿、珠宝、服装、家庭用品和耐用商品。但是为了卖这些商品,他们需要说服这个遵从节俭、克己的国家来个180度大转弯,欢迎追求快乐和自我实现的原则。在这个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传道者不再是教士和老师,而是广告经理和专业公关人员,他们在美国的报纸、杂志、影院和广播中大肆传播放纵生活的新福音。正如某个广告公司职员所作的时髦解释:“消费者的快乐应该成为每个广告的真正主题。”
-
随涯2014-04-12在1800-1920年间,平均每个美国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从7个降到了3个。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的性生活少了,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求助于许多节育技术。从比较微妙的层面来说,这股趋势为性革命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毕竟,一个工业化蓬勃而起的社会,孩子更少会更有利,男人和女人对性的看法也更自由。他们并没有仅仅把性视为生孩子的途径,而是把它视做婚姻契约内一种合法、愉悦的活动。从这一发现出发来考虑,把性视为婚姻之外的一种合法活动的观念,只是被往前推进了一小步而已。
-
随涯2014-04-12直到1890年代,城市里还很少有夜生活之类的东西。年轻恋人都在太阳底下谈恋爱,一旦太阳落山,每城每镇都只见散发着幽暗光晕的煤气灯。在这样阴暗的背景之中,任何体面的公民都会感觉不安全。技术革命几乎一夜之间击中了美国。“昨天还是摇摇晃晃、闪闪烁烁的煤气火焰,如今无数电灯的闪光已将黑夜燃亮”。第一个出现麻烦的征兆发端于1890年代,当时美国人爱上了自行车。刚刚和自行车相安无事的父母们某一天醒来,又发现了电话这个害人精。之后又来了汽车。批量生产汽车的成功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爱情方式的结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老规矩已不再适用。新的约会文化的出现更使年轻人对性抱着明目张胆实验的态度。但这一新的方式并不全然对女孩有利。上班女性面对的工资和工作上处处可见的歧视,正极大地削弱她们的消费能力。就算上班的女性和家人住在一起,她们仍然得面对严酷的双重压力。她们得把每周工资一分不剩地交给父母,纽约绝大多数挣工资的女性都会这么做。形成对照的是,她们的兄弟却通常可以留下至少一半工资,供自己开销。工人阶级的女性仅靠她们自己几乎不可能经常买漂亮衣服、电影票,或在科尼岛度过一个惊心动魄的下午。对她们而言,是城市生活阻止了自由生活的实现,不过这不一定总是对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男人入场了。新式约会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请客,男人为晚餐、戏票和游乐场的入场券埋单,而女人则小心翼翼地评估她们得付出多少身体上的关怀和浪漫情调以作为回报。这是一种崭新的动力。以前恋爱是在家中进行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去。维多利亚时期主要待在前厅会客室或门廊的恋爱方式相当有效地把妇女摆在了掌控的地位:她们做出邀请、她们确定来访的日期和时间、她们规定种种限度。约会则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新式休闲文化的表现,而这种文化需要花钱。因此这就让有更多钱的男人拥有更大的掌控权。它是商业、性欲和爱情互相作用之下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