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岩波书店

• 千船

  2015-11-07
  只要看到这个目录，当时的火热状况便浮现眼前。除非山口出国，否则每天早上过了8点就往我家里打电话，每次大概15分钟至30分钟左右，讲讲昨天做了什么呀，今天准备做什么呀。我妻子经常说：“完全像恋人一样呢。”
• 千船

  2015-11-07
  提到U有很多的回想，这里记述一下他调动到编辑部时的事情。他入社以后一直在营业部。听说他是营业部的“另类”，有时间就会进仓库里阅读各种各样新或旧的书。他特别爱读幸田露伴的书，这是后来了解到的。在U即将要调来编辑部之前，我作为他被分配所属课组的主管，某天傍晚约了他到位于大冢的一家居酒屋。我跟他说了编辑人员的基本心得之类的，在喝了一点点酒后，他信口开河说道：“所谓的编辑，反正都是失败者吧。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地从事的工作。”这番话让我吃惊。其实，从编辑成为小说家，或者成为学者的例子不少。然而，我从来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想过，我认为编辑的工作与作家和研究者的工作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我跟U说：“对你的意见，今天在这里我不作反驳，等你做了一年的编辑工作以后，我们再谈。”
• 千船

  2015-11-07
  最后，请容许我说一下自己的事。其实安井先生从十几年前我在岩波新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开始，就给予我种种的指点。每次到先生府上拜访，他总是说：“你，读过这本书吗？”或者“知道这本书吗？”拿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来，当然大部分都是我不知道的。因此我想，先生说的事情即使能理解一半也好，于是拼命去学，直至现在仍然没有被先生嫌弃，保持着交往。
• 千船

  2015-11-07
  这一年不是就此结束，在11月还开始了“丛书·文化的现在”的出版，年底前刊行了两册。写到这里，不得不说，很奇怪，那时竟然还能挤出时间睡觉！虽然忙，却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而只记得非常快活。那时候，每星期的六、日都是在家里做选题计划；大女儿在幼儿园画的“爸爸”的样子，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稿子。平日光是通常的编辑工作已忙不过来，所以为了做选题计划而读书和进行整理的工作，也只能放在周末了。
• 千船

  2015-11-07
  作为编辑的基本工作之一，我给自己的任务是最少每月一次到神保町的北泽书店和三省堂去确定一下新出版的外文书，并到图书室阅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和《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这是林达夫交给我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要经常以国际水平对照和测定自己的工作。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想：出版不是完全一样吗？有作者，有编辑。有制作、校对。有印刷、装订，还有纸张。为了宣传，有搞宣传和广告代理的人。代销店、书店当然不能忘。而且不是有最重要的读者吗？如此说来，出版和戏剧一样，建立在许多人的协作上。戏剧需要剧场的平台，在特定的时间展现特定的世界，即使这一点不同，如果读者通过手里的一本书，可以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生活在另一个宇宙，那么不就是井上说的寻觅“乌托邦”吗？这样一想，也许我做编辑的四十年就是“寻觅乌托邦”的四十年。但是，细想一下，“乌托邦”正因为不是现实存在，才是“乌托邦”。“世上不存在的地方”是“乌托邦”的意思。因此这是一种悖论：正因为显示不存在，我才用四十年“寻觅乌托邦”。然而，就在四十年几乎最后的阶段，我的一个经历，也许可以说让我窥见了“乌托邦”。记录下这件事以结束本书。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以上是我做编辑四十载的轨迹。当回首每一个自己策划的选题、编辑的书刊时，不由得想起井上厦的话。那是在《赫尔墨斯》上，与大江健三郎、简井康隆举行的鼎谈“寻找乌托邦 寻找故事”中，井上谈到为什么自己深陷喜剧不能自拔时说的：“戏剧在各种意义上是协作完成的。有剧作家，有表演的演员，还需要负责布景、小道具、照明、音响的人。然而，最关键的还是观众的存在。某日、某时，在剧场上演这个剧。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是，这两三个小时如果剧的演出成功，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那个时间就在那里定格成某种‘乌托邦’。我是在小松剧团的每场演出中寻觅乌托邦。”记得大意如此。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对于年事已高的松田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人如何迎接有尊严的死。由此关注到“安乐死”只差一步之遥。批判老龄医疗的延命至上主义，提出生死抉择谁做主的就是这本《想安乐而死》。《幸运的医生》是松田去世后，我汇集了他在《图书》、“讲座·现代社会学”等发表的文章，编辑出版的。构成是“幸运的医生”、“老的思想”、“老有所乐”、“老的周边”，最后附早川一光、大日向雅美、饭沼二郎、多田道太郎、鹤见俊辅、松尾尊兊等人见诸各大报端的悼念文章。以下，引述一段“老的思想”中“我的虚无主义”。到了八十七岁，我的虚无主义愈发刻骨铭心。（中略）在“我的虚无主义”中，更加痛切的是一切皆空，人的生命无非是浮云。朋友大多数都走了。昨天又走了一个。什么时候轮到我，都不奇怪。（中略）该做的已经做了，可以说客观地看什么时候死，对世界大势都无关碍，然而人越上岁数，越不能客观。能读活字期间，能听录音带期间，能看录像期间，还想活着。正因为一切皆空，所以想用人的创造来填补。能做到这一点的生命，是唯我个人的。不想交给别人去操纵。即使生病，也不想住进医院任凭年轻医生摆布。我认为大脑皮质停止功能是死，与他们认为全脑功能停止是死、只要脑干还活着就不停止治疗，因为见解不同，自然合不来。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从过去的记事本可知，“讲座·宗教与科学”的选题始于1988年，而实际召集编委、编辑顾问坐到一起开会，是进入1990年以后。因为经手了几个“讲座”，虽不能说轻车熟路吧，筹备起来也颇得要领。确定选题之际最用心的，还是把握宗教与看上去格格不入的科学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堪称继承上述河合隼雄《宗教与科学的接点》的选题。期间的经过，中村雄二郎在这个“讲座”的内容介绍册中进行了简要归纳，引述如下：21世纪在即，现在我们人类直面的是，几百年一遇的现实以及内部世界的剧变。而它最尖锐地表现在科学与宗教的界面。以往相当长时间，宗教和科学一直被看成对立和互相排斥的。然而，今天科学的射程覆盖了从无限大的宇宙到微量子世界，科学也不得不面对生命与存在的根源这一很宗教的问题系统。因此，宗教方面也必须回答来自科学动向的各种质疑。而且，围绕生命与存在根源的问题，不仅是原理性的，更是立即与我们的生活或政治、社会的方向密切相关的。希望这个讲座成为跨世纪的纪念碑。河合隼雄这样写道：人背负着如何理解自己出生的这个“世界”的课题。古时神话对此给予了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支配了人。近代欧洲兴起的自然科学，将人从宗教的完全控制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科学几乎篡夺了宗教地位的今天，人开始意识到科学认知的危险性和局限。宗教与科学不是互争高下、相互诟病，而是通过相互对立又互补、克制的“对话”，找到建设性道路，这样的觉悟在人们中间逐步形成。本讲座正是由活跃在各领域第一线的人们，进行这种“对话”的尝试。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所谓编辑，说到底是建立在一本一本书，与一个一个作家人际关系基础上的工作。但是，当了社领导不得不脱离个别具体的工作。从编辑工作的本质而言是失格的。尽管如此，我与编辑工作藕断丝连，只能说是自己的编辑情结使然。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大贯在后来又出版了堪称《被扭曲的樱花》姊妹篇的《学生兵的精神志——“强加的死”与“生”的拷问》（2006年）。本书卷首“谢辞”，大贯起笔道：2003年在岩波书店出版《被扭曲的樱花——美意识与军国主义》后，无论读者的反应还是书评，对学生日记一章反响尤为强烈，针对这种情况，本书考虑以日记为中心进行细致爬剔，深入地介绍他们——哪些从小被要求“为国捐躯”，度过被“强加了死”的少年、青年时代，20岁刚出头便在注定失败的战争中被“戕杀”的苦闷和心灵拷问。介绍日记用了这样长时间，大大超出预期，首先一个理由是，本书涉猎的学生兵学养水平之高，是我必须以超出前书的不自量力，为尽量理解他们的想法而殚精竭虑。她又在本书的扉页背面题辞：愿通过解析本书中青年未圆的梦、他们的纠结、大恸，向读者传达杀戮了这些青年的战争的可怖和无谓，为反战与世界和平尽绵薄之力。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我们之间宾主往复，每次去法兰克福或他来日本，不知有多少次的欢聚。哈赞社的同人和岩波书店的编辑们兴奋起来，英、日、法、意、德语掺杂无碍的火热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一方面，“赫尔墨斯”最先是山口昌男提出来的。山口定义“跨界者”的特性是跨领域的认知和变幻自如的行动，而要寻找体现它的存在，除非希腊神话中的神使赫尔墨斯。经过一番激烈辩论，“赫尔墨斯”成为众望所归。然而，这是却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障碍。经编辑部多方调查发现，“ヘルメス”一词已被三得利（SUNTORY）公司进行了商标注册，不仅酒类，包括书刊也不能用。这样一来就不能用“ヘルメス”做杂志名。“完了，完了”，当人们沮丧的时候，山口突然表现出赫尔墨斯风范。他打算调动内线，攻克三得利的社长。山口与当时三得利的宣传部长K私交甚笃，说可以通过K说服S社长，并当即拨通了K的电话。后来与我们以及编辑同人都混熟了的K，想必是向社长汇报了同人阵容，并建言给予特别许可。其结果，三得利公司正式批准同意，连管理岩波商标事务的顾问律师，也说“这事听着新鲜”，可见是奇闻一桩。出于对三得利心存感激又不太理直气壮的心理，刊名确定为季刊《へるめす》。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通过这本新书的编辑作业，也受到清水翻译方法的教育，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对所谓忠实地翻译原文，如何将内容作为日语准确地再现所倾注的努力。有时文中甚至出现乍看像错译的情况。清水的文章，包括翻译，能够不断地吸引众多读者，其秘密是在修辞技巧上下足了工夫。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首先谈谈宇泽弘文的《汽车的社会性费用》。把宇泽弘文介绍给我的是单行本编辑部负责经济学教材的前辈S。他对我说：“跟从美国回来锐气的近代经济学者见个面吧。”于是与宇泽先生见了面。事前我做了调查，先生是数学系出身的数理经济学者，著名的肯尼思·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教授发掘了他，在美国长期钻研，在芝加哥大学等学校任教，被视为日本的经济学者中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着辉煌经历的人物。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研究室最初会面的时候，先生说打算把有关汽车的社会性费用的论述归纳为新书。我从没有听说过“社会性费用”这个说法，但是在听他说明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会成为重大的问题。第一，宇泽先生对于汽车这种可说是现代文明象征的存在，以出人意表的视角进行了探讨；第二，虽然还不是很明确，但第一点的工作完成的话，先生的辉煌经历，或者极端地说，近代经济学的有效性，将成为不容否定的事情。无论如何，决定了选题，拜托了先生执笔。他一口气就写完了，因为早已胸有成竹。这个主题不仅是作为近代经济学者的思考，也是基于先生的人格产生的。一言以蔽之，他对于汽车边喷散废气边在狭窄的马路上旁若无人地奔驰的姿态已经无法容忍。污染环境、威胁人的安全——1970年代日本的状况被当作光化学烟雾蔓延的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陷最恶劣的情势。对此，当时尝试批判的只有宇泽一人。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我高兴极了。很久之后，再次得到先生为我们撰写新书——1996年的《日本的自治、分权》。在“后记”中他如此写道。本书是继同为岩波新书的《都市政策之思考》（1971年）、《市民自治的宪法理论》（1975年）之后的第三部作品。第一部以“政策”为中心，以向都市型社会过渡为背景，提出设想、理论的转型；第二部提到“制度”，述说了明治以来，战后也持续的宪法学、行政法学示例的转换；而这次是总括1960年代以后自治体改革，同时对自治体的状况进行重新整理。伴随国家观念的寿终正寝而来的是政府步向自治体、国、国际机构的三分化，这成为本次的基调。在此意义上，如蒙大家把这三本书视为我从国家、阶级、农村的时代走向市民、自治、都市时代的探索历程，则十分荣幸。这三本书均由岩波书店的大冢信一先生负责。与大冢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66年，他当时是《思想》的年轻编辑，为杂志6月号约稿“市民型人种”。1960年代是巨大的转变期，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立、党派论争特别严峻的时代。我想编辑也非常辛苦，在此再次致谢。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然而，在一连几天的思考中，我逐渐觉得作为编辑也许真的需要以这样的大标准去判断事物。问题不在于米开朗基罗是否必入人类天才五甲，而在于即使是对生活在数百年前的人物也必须要有判断的标准，肯定这是林达夫想说的。但是，真正明白话筒那端异常激昂的话语的意义，差不多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编辑的工作室产生新的见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人类迄今积累的东西必须要有总体的了解，否则无法判断什么确实是新的。这成为了非常艰巨的事情——其后的二十年，我一直尝试努力去做，但如此狂妄的目标当然是不能企及的。不过，心里面不断地反刍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 一锅脑浆粥

  2015-01-24
  经过三四个月，在我记住了校对的方法，勉强能正式参加外校的时候，精兴社的U（后来成为该公司的领导）邀我“一起去喝杯茶吧”，在闲聊之后问我：“要不要去印刷现场看看？”就把我带到现场去，看到排字工人在熟练地更换排版的铅字。那些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要年长的工人，按照我在校样上标示的红字更换铅字；不光是铅字，还有铅条（作为行距间隔的薄板）也必须每次更换。看到那样极其复杂的作业，我初次明白了在校样上标示红字的意义。对毫不在意地教育了我的U，直到现在我仍然深怀感激。
• admiral

  2014-08-15
  那些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要年长的工人，按照我在校样上标示的红字更换铅字；不光是铅字，还有铅条也必须每次更换。看到那样极其复杂的作业，我初次明白了在校样上标示红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