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与文明

• 之暾

  2023-08-26
  《圣经》无疑是最好的读本，新约为所有其他形式的阅读奠定了道德基础。玛丽·安·斯托达特(Mary Ann Stodart)认为《圣经》不仅是适用于女性的智慧宝库，还提供了“女性的真实地位……《圣经》中的神圣女性，家庭妇女”的例子，并通过圣保罗的教导，说明了女性的特殊职责。在要求女性读者仔细阅读《圣经》的同时，这些评论家也鼓励她们思考阅读材料和她们如何对待生活之间的联系。社会对女性阅读的控制十分谨慎，对于女性读者而言，连《圣经》也并非一直都是安全的。男孩通常被允许大胆自由地接触《圣经》，但是女孩却只能看被编辑裁剪过的内容。
• 韧勉

  2023-04-13
  旅游指南书系列的客观性达到极致，作者权也自然被压缩到最小。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身份从台前退居幕后，个人创作风格被隐藏，甚至仅仅成为集体创作者中的一员，其所代表的不再是作者自身，而是旅游指南系列的品牌效应。从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变迁象征着“大旅行”传统的彻底没落，这也将旅游指南的“知识性”特质完全从贵族教育引向“大众化”知识供应。在18世纪“大旅行”时期，贵族家庭往往会任用一名私人家庭教师陪同指导子弟前往欧陆游学，这一身份同时融合了陪伴者、保护者、监护者和教师的角色。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家庭教师将其陪伴游学的知识编辑成书以供其他贵族子弟在游学期间阅读使用，他们深深了解贵族对子女游学的期望与目标，因而在文中极尽侧重贵族礼仪、外交德行和执政技能的灌输。同时，他们也凭多年经验，在书中提醒贵族子女欧陆游学路程上需把握住的机遇和应规避的危险，“让他们眼界开阔，但嘴巴紧闭”。“大旅行”在19世纪中前期走向衰落后，私人家庭教师这一职业也不复存在了。早期大众旅游风潮的到来激发指南书作者一或者说指南书品牌系列的集体创作者一将写作重点转向“功能性”和“引导性”，这些是更相称中下阶层需求的实践。用于消遣的知识与信息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旅游知识的客观中立成为指南书的基本属性。作者既然受雇于出版公司，便必须为了公司盈利而有针对性地写作，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注重“功能性”或者“实用性”，方法是提供足够丰富的实用信息，包括汇率换算、食宿信息、景点介绍和风俗习惯等，为读者购书营造舒适而轻松的氛围；其二，发挥作者的引导作用，作者运用自己的旅游知识和独到理解为读者规划旅游路线，文中穿插的旅游景点及产品推介既引导读者循着书中既定主题性路线游览，又引导其在旅游过程中进行消费，最终为出版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
• 麒麟

  2023-03-07
  中产阶级出版商就像激进的鼓动家一样，倾向于强调科学的大众宣传价值，他们利用已建立起来的学术知识来展现当下社会秩序的进步轨迹，维护知识精英在大众间的权威。与之相反，工人阶级读者的目标更顾及现实生活，尤其愿意参与科学发现与创造的整个过程。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工、制鞋匠等工匠组成了一个内行小圈子，对于辨识罕见苔藓这样的科学秘密几乎仅在内部流传。他们向世人展现了工人群体如果团结一致、通力合作，也能为科学进步做出实践性贡献。为此，工人阶级读者常在他们周日聚会常去的酒吧、餐馆里设立陈列科学书籍的互助图书馆，借此传阅学术权威作品，如詹姆斯·索沃比（James Sowerby，1757一1822）和林奈学会创始人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1759一1828）的十二卷本《英国植物学》（English Botany），这套书对英国植被进行了细致的学术分类与甄别，从而让工人读者能触及学术精英的职业网络。此类酒吧、互助图书馆既是象征工人阶级成就的政治符号，也在无意中形成了对科学学术出版的大众支持。
• 韧勉

  2023-04-13
  通过阅读，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品味和气质。通过阅读，读者可以将自己投射到被描绘的友谊和家庭关系中，这些关系可能会给她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以及获取她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社会经验。尽管对阅读特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却在限制女性阅读这件事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到了19世纪中叶，一些评论家和散文家开始猜测印刷术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普遍危险。印刷术的发展带来了书籍的繁荣，但是过度滥读被认为有削弱道德的风险。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阅读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因此阅读是当时家庭政治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在维多利亚人眼中，女性阅读必须被监管，因为它是家庭理想构建的关键因素。
• 韧勉

  2023-04-13
  要谈到早期大众旅游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及此前英国社会如火如茶的“大旅行”。这一旅行形式开始于16世纪伊丽莎白统治下贵族寡头盛行的时期，到19世纪前期基本结束。彼时上层社会贵族子弟普遍会前往欧洲大陆巡回游学，规模有时大到令人叹为观止。在早期大众旅游兴起之前，“大旅行”奠定了英国人大规模海外出行的雏形。“大旅行”最初的目的是英国商业贵族考察欧陆文化和商业市场、拓宽知识面和视野，以图回国后发展本土商业经济。英国革命后上层贵族占据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并通过控制上议院和内阁而掌握了国家机器，建立起长达两百年的贵族寡头政权。为了执掌权力的智性需要，贵族寄希望于从欧洲大陆国家得到有益的政治经验，因而鼓励青年子弟前往欧陆进行巡游观光和学习，以增长他们的见识和执政能力。最为流行的“大旅行”目的地是意大利和法国，作为欧洲两大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起源地，二者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思想源泉和自然风光，特别适合英国贵族子弟前往游学。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欧陆各国社交礼仪，以改善言谈举止和风度，同时伴有舞蹈、剑术和骑术的研习；二是流利标准的外语尤其是法语，以备将来在政坛和外交界使用；三是对各国不同民族文化的鉴赏能力。①游学的时间往往也很长，18世纪后期贵族游学有时会花上七年至八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花销也逐渐变得非常巨大，经常每年花费数千英镑。虽然“大旅行”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空前的规模，但这种传统并不能算作“大众的”，更不能和后来19世纪的“旅游”画等号。故其旅行活动并不具备普遍性，原因有二：第一，其主体为上层贵族子女，巨大花销和长久的时间消耗决定了只有贵族能够进行这一活动，直到前维多利亚时代“有闲”中产阶级才开始模仿贵族进行欧陆游学，但广大民众仍被隔绝在这一活动之外；第二，“大旅行”以接受教育和受各民族文化熏陶为主要目的，因此只能称为“旅行（T...
• 韧勉

  2023-04-13
  钱伯斯兄弟公司的大众知识出版和《钱伯斯百科全书》的发行，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变革的回响。出版业和书籍市场的转型推动了知识阅读从精英转向大众，而这场转型的出现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息息相关：知识型书籍成为中产阶级践行“自助”理念、试图打破阶级边界的工具。吕西安·费弗尔与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指出七种主要动因：第一，教育立法促成大众知识水平的显著提高； 第二，人口的激增创造了更大的书籍消费市场；第三，旅游与信息交流更为便捷，读者得以接触到广大的外部世界和各种观念；第四，休闲时间的增加创造了更多阅读机会；第五，书籍贸易与出版商的职业化；第六，专供低教育水平大众读者的书籍出现；第七，新知识产权制度的执行。作为知识精英产物的狄德罗版《百科全书》与《不列颠百科全书》，两者的市场反应已经证明中产阶级开始承担百科全书消费主力军的角色。
• 韧勉

  2023-04-13
  钱伯斯兄弟曾尝试过两种办法向热爱阅读、谋求“自助”的美国人“售卖知识”。第一种是直接出售印刷刻版，吸引美国印刷商购买后自主重印其作品，结果并不太理想。第二种是试图说服美国书商担任代理人，直接进口其作品的正式装订本，但由于英美之间国际版权制度的缺失和美国对进口货物征收的高昂关税，在美国从事书籍进口远不如盗版、重印生意划算和稳妥，因而钱伯斯兄弟不得不用折扣吸引美国书商买家。在19世纪50年代，至少购买1000份钱伯斯知识手册或刊物的美国书商将能得到低至四折的优惠订购价。对于钱伯斯兄弟来说，这样处理得到的利润确实较低，但好在他们出售的书刊本身定价就特别便宜，实际上并没有像其他从事跨大西洋生意的文学出版商，如明文和约翰·默里那样有太大的收益落差。他们只需要在美国市场上站稳脚跟，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经济回报。
• 韧勉

  2023-04-13
  斯塔布斯强调学校的历史教育应该提供更多有益的讲座。他认为，即使是一个讲座的短训班，如果能以清晰而有趣的方式讲授，也足以使大众掌握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历史进程、历史影响和关键的经验教训，这将使人们能够凭借一些有用的远见和理论经验来解决当今的重大问题。从听众的角度来看，一个受欢迎的讲座所提供的信息总比完全无知要好。尽管这些受欢迎的演讲者“可能只会让听众意识到，他讲的东西是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他告诉他们，有一门学问叫作历史”。当然，要想提升这些讲座的效果，最好能让听众保持独立的阅读以跟进讲座内容。因此，学校的讲座应该是又多又好的，书应该是精挑细选的、经典的；但最重要的是，“学校的教学要公平、诚实和全面”②。
• 韧勉

  2023-04-12
  当时的大学及其出版社都需要出版杰出的学术著作来提升自身的整体学术形象。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之间，学术领域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神学作品和一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经典著作，学术出版也因此受到重视：在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新学科都有各自突出的刊物、论著出现在出版社的品牌展示中，代表着它们对学术知识的重大贡献。纵观其历史，人们一直期望学术（或一些19世纪文献中所称的“经典”出版）出版能在不亏钱的情况下提高大学的声誉。然而，要达到这样的期望是非常困难的，直到教育改革和大学扩张才为出版社提供了机遇，即进入学校教科书市场。
• 韧勉

  2023-04-12
  论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图书市场，人们通常会将这个时代称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黄金时代”，但从读者反馈来看，知识类书籍似乎更胜一筹。根据19世纪30一90年代的书籍印量统计，历史、科学、语言类书籍的付印规模始终高于平均水平，也高于文学书的印量水平，若非的确存在如此大量的读者需求，很难说出版商会愿意长期保持此类书籍的大规模发行。销量数字再次证实了这一点：知识类书籍的销量一骑绝尘，仅是历史书的市场份额占比就超过了10%。和文学类书籍相比，知识类书籍往往能保持更长久的市场畅销，学术著作一旦被认可了价值而成为学科经典，便很难被历史所湮没，多数情况下会经久不衰地再版直到今天。
• 韧勉

  2023-04-13
  如19世纪的医学专家所证明的那样，不同的生殖系统被广泛认为决定了特定的、天生的心理特征。因此，天生的性别差异导致了大脑运作机制的不同。随着这种大脑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被普遍接受，男女之间由生理差异引起的阅读差异便成为讨论女性及其阅读的理论基础。当阅读和女孩联系在一起时，阅读便和道德联系在了一起。在维多利亚时代，宣扬女性的贤良品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温良顺从的烙印被深深地印刻在女性身上。基于维护中产阶级家庭理想的需要，女性阅读受到广泛关注。罗伯特卡特（Robert Carter），建议，阅读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是有益的，适度阅读不应被干涉，但过度阅读应该被谨慎对待。如为女性推荐合适的作者和书籍，并经常检查以确保她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阅读。女性的阅读是必须受到监督的。虽然他们认为，阅读可以帮助女性培养美好的道德，但是过度而不加甄别的阅读会妨害其美德。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是容易受影响的，她们的情感更容易唤起，而童年与青春期被认为是女性最容易受影响的阶段。
• 韧勉

  2023-04-13
  19世纪初，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崛起的确让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取了更多的发言权，但他们仍然需要寻找一种合适的话语来维护其文化的合法性。于是，将家庭作为培养“情感个人主义”的重要场所，成了中产阶级借以构建自身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涌现的一大批家庭手册、家庭礼仪指南，从侧面反映了中产阶级试图通过占据家庭文化这一场域来实现自身文化认同的目的。①这也象征着，良好的品德、稳定以及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形象就此延生。
• 韧勉

  2023-04-13
  《牛津历史词典》代表着词典编纂的“历史转向（historical turn）”，意味着将用英语解释“万物之意义”的知识属性从个人品味转移到历史时序中去，构建一部科学原则的英语词典。在欧洲大陆的语文学界，这是一条日渐明显的脉络。自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以来，欧陆学者们借用生物学的方法为文字进行分类和列举，期冀找到语言的“进化之路”，昭示着语文学科的范式转换。
• 韧勉

  2023-04-13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旅游业迅猛发展的时代。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并拥有法律给予的周未休假闲暇、怀有求知和探素欲望的中产阶级掀起了维多利亚时代短期旅游的高潮，这可以被定义为“早期大众旅游”。它既不同于16一18世纪英国贵族前往大陆游学时以名义上接受教育为主要目的、为期数年的“大旅行（Grand Tour））”传统，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火车、私人汽车、飞机等多种便捷交通方式并行使用，信息技术、影像技术和发达的通信体系开始盛行的现代大众旅游，而是一种由中产阶级引领的，以休闲消遣、观光游览、了解外部世界为目的的出游。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旅游的商业化、普遍化与游客的理性化。道路的修缮和铁路系统的发展促进了这一旅游热潮的扩大。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游客种类从中产阶级向更广大的社会下层扩增，旅游服务业也随之出现。其中，旅游指南书（guidebook）作为辅助游客旅游的最佳知识性工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旅游的文化象征。 旅游指南书在维多利亚时代能够大规模发行的前提，得益于19世纪书籍出版业的繁荣。一定程度上，这一繁荣是由19世纪小说文学的高度畅销而刺激产生的，但版权制度的完善和垄断性出版巨头的出现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旅游指南书因自身的工具属性，其兴盛可以说是由当时的出版繁菜造就的。因指南书需供读者即时查阅，需要紧跟旅游时尚并及时更新所含信息，所以注定会定期修订再版。并且，由于愿意购买旅游指南书的读者众多，出版商往往也会尽可能加大印量。在此过程中，专门出版旅游指南书的大型出版社出现，其出版事业以满足读者旅游期望、引导读者旅陈行为、促进旅游消费为目的。书籍的发行和销售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倚靠更便捷的交通以及出版社与书店的合作模式进行分销（一些出版社也自己下设书店）。书籍的售卖和供应方式变得更为丰富了，流通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通过...
• 韧勉

  2023-04-12
  或许可以一瞥维多利亚时代“知识生产”最为核心的要义一知识书籍的巨量流通。首先，这因循书籍出版业的迅猛扩张。19世纪英国出版经济关注资本化、集中性生产与控制、技术限制与突破、配给分销效率的种种问题。得益于以蒸汽印刷机为基础的“第二次印刷革命”，书籍制造技术的更新速度达到了历史最快，而且涉及技术范畴全面“开花”，从造纸、铸字、印刷、铸版、刻图到装帧，产生的变革无一不促进书籍的大规模生产。19世纪初时书籍在英国也许还是一种奢侈品，但到该世纪下半叶，每年印刷书籍数量提升了四倍，而由于成本降低，书籍的平均价格也下降了一半，书籍才真正开始属于人民而非精英。由此，出版社亦可以在书籍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工业资本，利用专业化的财政管理、系统化的分销机制与有侧重性的书籍贸易实践确保实现最大利润。
• 韧勉

  2023-04-12
  很多情况下，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来源于实验的成功，而书籍所起的往往是为后人总结经验、奠定知识资本的作用。正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英国出版界缺乏学者面向公众的发声渠道，大幕背后的出版商才试图打破这一困局。他们的努力证明，学术出版可以让作者在学界获得更高的地位，这种地位与财富、赞助金、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相关联，鼓舞后人的科研工作。事实是，科学书籍更明显地反映出一种读者期待，以至于出版者游走在精英与大众阅读、理论与实践型阅读的量度之间。①在科学书籍中，科学家对话与会议论文往往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盖因其“圈内公认的学术性”和知识的统合性、前瞻性，在将科学技术客体化的过程中具备了“知识传承”功能。因此，科学新创造“面世”的步伐总的来说是阶梯性的，与出版商的决定息息相关，而后者在维多利亚时代盛期一英国知识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将“知识传承”的学术出版推向了高潮。
• 韧勉

  2023-04-12
  事实上，公共图书馆是一项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它在另一个方向上促进了阅读的民主化，以及知识的大众化。以往的图书馆，无论是商业性质的流通图书馆、教会图书馆还是私人俱乐部图书馆，需要为满足自身的特定读者购进专门的图书。以流通图书馆为例，小说在其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藏书宗旨强调“新奇”。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带来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结果确立了图书馆保存历史上与现下“全部人类知识”的精神原则，而且拥有这些知识的书籍通过图书馆服务应为所有人共享。
• 韧勉

  2023-04-13
  业余历史学家成功的标志是写出广受欢迎的历史作品，他们主要凭借华丽的文风和动人的叙述赢得普通读者的认可。 这些业余历史学家的作品让公众误以为历史不过是一种文学体裁。在这种背景下，早期专业历史学家要坚持历史是一门学术科目并为他们自己确立新的权威地位，就必须在他们自己的专业工作和业余爱好者的工作之间划清界限，在历史的写作和评价方面坚持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大学谋职的历史学家意识到科学思想和实践在他们同时代人中的声望，开始主张历史是一门科学。它要求一群训练有素的专家在档案中搜寻文献证据，进行系统地分析以便发现和传播对过去的准确描述。大多数早期专业历史学家都坚信，只要将兰克的原则，以及在当时更广泛的科学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严谨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科，历史写作就可以是准确的、可证实的、可靠的。他们还一致同意，科学训练不仅能让历史学家做好研究、写作和敢学的准备，还能让他们作为批判性的读者和知识渊博的评论家接触同行的作品。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专业历史学家已非常重视对原始文献的严谨考证和批判性使用。
• 韧勉

  2023-04-12
  严格来说，《剑桥古代史》算是古典学与历史学这两大人文领域的跨学科联合成就，而古典学和历史学在剑桥皆地位显赫。18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阿克顿勋爵编著《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1912年最终成型的“近代史”系列成为各领域史家分别执笔各自章节并融会最新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史学文集。为了避免所谓“母国偏向”，章节执笔人从世界各地大学的优秀学者中召集而来，让这套系列并不仅是“英国的”。但编纂一套如此巨大的史学项目无疑具有“英帝国意志”，并且是“剑桥意志”的，英国人阿克顿勋爵的学术经验、理想与布局在系列缔造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无论如何，这套“近代史”为接下来阿克顿勋爵的继承人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ohn Bagnell Bury，1861一1927）编著《剑桥中世纪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和《剑桥古代史》两大系列奠定了基调，“中世纪史”出版于1911一1936年，“古代史”出版于1924一1939年，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剑桥大学最有价值的史学与古典学术成果。诚然，在维多利亚时代之末、“漫长的19世纪”结束之时，英国古典史学走向全世界的这一伟大出版盛事，是以经历19世纪后期史学专业化为前提的，而历史学术书籍的写作与出版同样在其中起了相当有分量的作用。
• 韧勉

  2023-04-13
  历史学科早就宣称自己拥有门外汉无法挑战的专业知识，而历史学家还在继续与这样的假设作斗争：在他们的领域里，各方仍有“平等的”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到19世纪70年代，历史学的实践开始在学术专业化推动下“挣扎”着走出业余状态。当时学术界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大都接受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新解释，专业学者们试图用严谨的学术实践来更新历史学科，重新定义思考过去的方式。专业历史学家认识到：业余历史学家的成功取决于他们满足广大读者的能力，而文学艺术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这些作家的成功使公众相信，所有的历史只是文学的一种形式，业余爱好者同样有能力创作和评判历史。因而，专业历史学家需要证明，严肃的历史是一项只有受过训练的学者才能从事的事业，他们的历史写作必须与业余历史作家的写作严格区分开来：新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对原始研究的崇拜（cult of originalresearch）。”，它“将学科的要求置于广大公众的要求之上”。在回顾19世纪晚期历史学的专业化历程时，特里维廉感叹道： 雏多利亚时代晚期，史学反应（historical reaction）的问题不在于它积极地强调权衡证据时需要科学方法，而在于它消极地否定文学艺术，并宣称文学艺术与历史学家的任务毫无关系。的确，自19世纪70年代起，学术专业化彻底改变了历史学的实践。曾经颇为盛行的麦考莱等人的历史叙事变得极不可信，那些吸引普通读者的历史写作被认为是文学的、非科学的，通常被大学和新创立的专业期刊冷落。约翰·罗伯・（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呼同行们“打破令人昏昏欲睡的叙事魔咒”，要认识到严肃的历史著作就像专业化的科学著作一样，不是为了吸引普通读者而设计的。与他同时代的弗里曼夸张地诠释了西利的观点：“为了确保只有有能力的行家才能对历史做出评判，我们应该让历史变得枯燥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