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的悖论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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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655707552023-07-14正是在国内知识分子以助战和反战划分思想阵营的状况下，今天的我们合理合法地无视了美国当年在东京审判时曾经使用的那个基本模式：以抽象的正义之名，对对象具体的非正义性进行审判，只字不提自己的所有非正义和非人道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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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655707552023-05-28由于《中因文字的废刊与我》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理念表示了无保留的肯定态度，它一般被竹内好研究者一笔带过；但是，在理解竹内好的文学立场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它正面地表述了竹内好的“回心之轴”，并把这种回心之轴外化为真正的行为。从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到主张日本的自我否定，从鼓吹大东亚战争的理念到消解民族国家的框架，竹内好使他的文学性构造在1943年那个苦难的年头里附载于一个最费解的形态，这就是在战争这一凝聚和激化了现代性问题症结点的现代性事件的白热化阶段，竹内好试图将世界的哲学性构造转化为文学性构造。他试图把《鲁迅》所揭示的投入和挣扎于自我否定过程的文学精神，转变为处理现代性问题的最大能源。竹内好注定失败。战争作为一个伴随着血腥和死亡以及人类兽性暴力白热化的复杂事件，很难直接为竹内好提供以“文学”代替哲学的机会，这个世界当时没有、其后至今也仍然没有获得文学构造；相反，文学正以竹内好所最厌恶的方式衰退。它没有像竹内好所说的那样变成终极性的立场，变成挣扎的真正动力，而仅仅变成了技术与教养，变成了固步自封的地盘。世界的文学化，意味着世界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和创造，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基点，这个世界才会真正理解文学。竹内好在《鲁迅》中所做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判断，倒准确地概括了文学与世界、文学家与世界的关系：“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他除了成为文学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不依赖任何之物，不把任何之物作为自己的支撑，却以此而把切变成了自己的组成部分。”（《政治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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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655707552023-05-28它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在纯粹思辨的意义上无法穷尽的悖论，那就是福泽谕吉当年面对西方“文明”时感受到的那种只能依靠染上麻疹来培养免疫力的图境。日本在“二战”前后的经验，把福泽《脱亚论这个极有紧张感的比喻从它的上下文中剥离了出来，结果使免疫丧失给尽，自己变成了大毒王。但是，“二战”之后的日本，终究还是在重重困境中试图再次回到健康人的行列，“文明”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对外扩张的病毒，也有抗病毒的力量。一场瘟疫使一个民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抗病的力量只能从体内培养起来，不是维生素药片所能代劳的。我想，竹内好最深刻地感知了福泽谕吉这个把文明比作麻疹的思想，他之所以敢于在那个被进步知识分子不屑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中火中取栗，那是因为他也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和福泽同样的思想课题：只有在内部培养真正的“抵抗”精神，才能抵御外来的灾难，然而内部的抵抗却不是天然具备的能力。竹内好提醒我们：在被感染甚至被击倒之后，抵抗才能发生。在2003年这个多事之春，我们体内的抵抗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问。或许有必要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起点上再一次思考：什么是“文明”？或者有必要再一次追问“二战”结束后困扰着东亚的基本问题：什么是“抵抗”？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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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雀在巴黎2022-07-06如果把战后围绕《近代的超克》的一系列讨论联系起来思考，或许《国民的历史》的出现是一个重新认迟思想传统形成方式的契机。当批判被单纯定位于广松涉式的裁决历史，或者被单纯理解为荒正人式的国际主义判断时，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会被遗漏：日本人作为“日本人”的文化认同方式，不可能仅仅依靠否定性批判加以消解；当它不被赋予某种重新建构的形状和某种思想可能性的时候，它往往会以“无声的不服从”或最县破坯性的方式突然呈现。在“日常经验的层面，文化认同的问题远比理论分析来得复杂，理论层面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日常经验尤其是感情经验的同等“正确”，因为日常经验总是被排除在意识形态乃至理论视野之外的。日常经验的无声，不等于它不存在，它一旦爆发，理论常常无法有效应对，更无法简单改变它。这一状况不仅存在于批判理论与保守现实的关系之间，它何尝不是进步知识人本身也在体验的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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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雀在巴黎2022-07-06总之，横向浏览，1942年1月和稍后时期的杂志，可以发现在众口一词支持太平洋战争的明朗表情之后，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立场分歧。在这些看上去并不对立的分歧中，暗含着的正是那个特定历史时刻中所包含的兴奋、紧张、游移、观望以及各种被暂时统一了的知识立场，这些千差万别的分歧本身，才是昭和前期特有的丰富性。即使在高压之下它们并没有呈现出鲜明的色彩，但是与历史过程中任何一次紧张时刻所必然带来的表面单纯的瞬间反应一样，贫瘠的假象之下，隐藏着的才是“差之毫厘”的差异。或许对于理解日后历史中出现的“失之千里”的种种对立而言，这毫厘之差才是最真实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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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思2014-12-26它（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在纯粹思辨意义上无法穷尽的悖论，那就是福泽谕吉当年面对西方“文明”是感受到的那种只能依靠染上麻疹来培养免疫力的困境。日本在二战前后的经验，把福泽《脱亚论》中这个极有紧张感的比喻从它的上下文中剥离了出来，结果是免疫力丧失殆尽，自己变成了大毒王。...（中略）....只有在内部培养真正的“抵抗”精神，才能抵御外来的灾难，然而内部的抵抗却不是天然具备的能力。竹内好提醒我们：在被感染甚至被击倒之后，抵抗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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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思2014-12-26至少，在安保斗争中“要民主还是要独裁”的口号曾经引发了对于日本社会结构方式本身的深刻质疑，它转而促使知识分子把民主作为公民政治化训练的途径而不是制度目标加以运作，并通过这些运作试图实现社会空间的政治化；民主理念在当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之争，更不仅仅是与独裁相对立因而获得无限政治正确性的抽象标准，那一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现实政治感觉，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民主这个观念，寻找在本土建立政治社会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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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海膽2011-04-09竹内好最深刻地感知了福泽谕吉这个把文明比作麻疹的思想，他所以敢于在那个被进步只是分子不屑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中火种取栗，那是因为他也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和福泽同样的思想难题：只有在内部培养真正的“抵抗”精神，才能抵御外来的灾难，然而内部的抵抗却不是天然具备的能力。竹内好提醒我们：在被感染甚至被击倒之后抵抗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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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雀在巴黎2022-07-06笔者所试图指出的，是一个困难课题的隐形存在：当清水几太郎深信自己正在运动中追踪原理的时候，当那群优秀的学院精英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使原理深入实际运动的时候，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正在处理原理与现实的关系，然而他们追踪问题的不同方向却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排斥的张力场，这个张力场本身才意味着理论与现实的悖论关系：无论何种指导性的原理都不能在原理的层面改变它所把握的复杂现实，而现实实践目标的具体直接性往往排斥可能转移这一具体目标的原理性思考。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真正关系的揭示无法单独发生在理论与实践任何一方，所以尽管这个问题不停被讨论，却很难真正得到解决，因为讨论似乎总是发生在理论或实践的单一层面。当安保运动平息之后，它所激发出的这个问题并未真正得到展开，而是消逝在每一个学者的个体思考当中，尽管参加了那个讨论会的政治学者和思想史学者后来大部分在自己的研究史深化了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课题，他们却没有真正面对那个清水几太郎碰撞出来的滩题：“固体”和“液体”如何关联？这个在安保时期未能真正得到揭示的困难课题，至今仍然作为一个隐形的存在物支配着日本进步的知识阵营。现实运动与原理思考并未找到真正互动的层面，左翼知识人要么“固体”地面对每一个具体事件并使相应理论对号入座，要么“液体”地分析可以抽象讨论的那些现象。而那些纠缠着现实与原理困境的问题，却似乎在“固体”与“液体”之间的真空地带游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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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思2014-12-26竹内好一生都在寻找这种可能性（摆脱西方模式对西方模式的二元对立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鲁迅身上看到的“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醒来的奴隶”的宿命。他并没有满足于把对鲁迅精神的讨论变成知识分子的观念游戏，而是把鲁迅转化为通向所有现实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竹内好一生的思想实践中，最鲜明的特征是他从来不在“一百”和“零”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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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桥出神者2024-02-02那时困扰着我的其实是一个如何跨学科的问题。在当时，跨学科和跨文化，都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举动。我说需要勇气，是因为你必须要做好为此而一事无成的思想准备，因为虚假的“跨学科”之举虽然不像今天这么流行，在那时也已经并不鲜见，而与各个学科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相对应，跨学科的基本前提和正当性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跨学科”很容易直观地演变成对于现有学科知识领域的扩展。我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主题确定为“文学的位置”，其实是得益于两位专攻政治思想史的日本学者，是他们在和我进行的若干次讨论中，使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有时候可以和政治思想史形成互补关系，而这种互补关系有助于揭示那些在一个学科内部很可能被遮蔽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跨学科就是把两个学科合并在一起或者把手伸进别人的领域，也不认为跨学科就是在本学科卖弄一些其他学科的知识，更不认为跨学科就是在林林总总的已有学科里再造出些新的学科来。上述这些认识上的偏差正在制造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跨学科知识，却无助于反省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模糊学科的边界而提倡跨学科。我觉得真正的跨学科其实仅仅是一种机能，一种迫使自己和别人都自我开放的机制，它不必要也不太可能走出自己受训的那个学科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却可以质疑和对抗这个学科内部因为封闭而被绝对化了的那些知识，以及复制这些知识时那些不健康的学术政治行为。因此跨学科必须依赖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张力关系的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形成知识生产的新场域，同时，这个新的场域并不一定需要某种物理性的空间位置，甚至也不一定需要一个确定的名称一但是，它必须依赖高度的精神创造能力，亦即依赖非常识性的和非直观性的精神工作方式：在理论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参与对话的所有学科的知识结构都形成新的冲击，并且有可能重新组织处理知识和问题的基本方式。关于为什么需要跨学科，我本人并没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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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655707552023-07-13在与竹内好交往的过程中，丸山切实地感觉到，竹内好身上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特质。他拥有一种日本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他者感觉，即把他者作为他者对待，同时试图从其内部理解他者。相对于日本社会植根于“内”与“外”区分的同质性，竹内好的这种他者感觉突破了岛国内部集团式认同。丸山对竹内好的追忆，把他者问题推到了理论层面。由于一生致力于从近代日本思想中提炼民族主体意识，并且有时也并不忌惮与保守派对话，竹内好一向被视为民族主义者；他对日本民族主体性的执着，确实与一般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但是竹内好的思想与同时代右翼推行的“岛国民族主义”完全不同。这个不同，正如丸山提示的那样，就在于世界与日本的“位置关系”。对于狭隘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者而言，世界在日本的外部；而对于竹内好而言，世界在日本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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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655707552023-07-13竹内好提出了那些最尖锐也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由于各种原因试图绕开这些问题的时候，竹内好就会出现在我们思考通路的前方。社会思潮起起落落，竹内好似乎总是在这些思潮的边缘处，有时甚至在它们之外。但是历史曲折前行，曾经热门的那些思潮相继冷却之后，竹内好的问题却依然鲜活；他与历史同在，也因此仍然在今天苏生。或许每一种文化都会孕育竹内好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并不教导我们如何区分正确与错误，而是告诉我们如何寻找那些真正的问题。他们并不把某些立论作为立足点，而是不断打破定论，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真理”的边界。在历史的混沌之中，思想的纯粹性恰恰不能以清高的方式呈现；相反，真正的思想家不惧怕现实的混沌乃至污浊，他们有能力跳进泥沙俱下的旋涡并从中转化出充足的精神营养，却绝不与现实同流合污；思想的活力来自现实，却不是现实的摹写。通过一次次从现实中“选择出自己”，思想家在精神上介入同时代史，并为其造型。在中国现代史上，我们拥有鲁迅，鲁迅属于中国也属于人类。竹内好从鲁迅出发，在他所生活的那段残酷而又跌宕的历史中奋力挣扎，为我们留下特别的思想成果。晚年的竹内好又一次把鲁迅作为自己的问题，他投入大量精力翻译鲁迅，并由衷地期待着6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漫画世代”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他一生为之奋斗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建立“内在于日本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