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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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2016-11-12然而,对于那些一、二代的移民来说,也许“立业”比“成家”更为迫切,这就不能不导致无后而终的悲剧。这两个家庭都留下一些产业,至少在创业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而对于那些未能“立业”的移民来说,就更谈不上“成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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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2016-11-12清代福建规模较大的家庭,大多同时从事多种职业,在家庭成员团之间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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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2016-11-12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经过结婚和生育,先后建立了小家庭和大家庭;而后经过分家析产,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不断淡化,逐渐为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就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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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达柯2015-08-03序(杨国桢)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系统,渗透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有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也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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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达柯2015-07-29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形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系统,渗透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有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课题,也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 本书是中国家族史断代分区研究的一个新尝试。作者郑君振满,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位优秀青年学者。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在傅衣凌教授的指导下,围绕闽北乡族地主经济问题,就开始了明清福建家族史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之后,他在继承、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挖掘第一手原始资料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境界大拓,学力日进,所著博士论文多有创意,深得好评。本书即是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相信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史学界和人类学界的注目和重视。 作者选择明清时期的福建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在下述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首先,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处于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期中,既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又适应时代的激变,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家族组织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家族史关键的一环。其次,现存有关中国家族历史的私家记录--族谱,大部分形成于这一时期,具有重建历史所必备的资料条件,又因它是近现代家族组织的直接源头,许多公私文献失载的事象,可以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发掘残存的行为习惯,予以解释或补充,便于进行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结合研究。再次,福建的家族组织是东晋以降陆续南迁的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由于长期处于边区,保留了较多中古中原家庭的遗俗遗制,同时又适应山、海的新环境独立发展,形成区域性的特色。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比其他地区相对发达,又通过移民扎根于台湾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是窥探明清家族史演变过程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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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2016-11-12但在实际上,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不是大家庭发展的原因,而是大家庭发展的结果。清代福建有不少富裕的大家庭,都是从较贫寒的家境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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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达柯2015-08-03英译者序(宋怡明,Michael Szongyi)郑教授为中国历史的父系亲属关系描绘出一套新的历史模式。首先,他从分析基本概念开始,建立了家庭与宗族组织的分类体系及两者间关系的结构化模式;接着,他考虑在不同历史脉络之下家庭与宗族的内在发展循环,说明地理与历史因素对中国宗族发展的影响;最后,他将中国宗族社会的兴起连结到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史中更广泛的历史趋势中。西方历史人口学的中心关怀之一是探究家族结构变迁的长期趋势。拉斯莱特批评了他认为被广为接受的一种预设,即认为过去的家庭普遍地较大且较复杂,而近几世纪一般的历史趋势是大而复杂的家族逐渐转变成小而简单的家族单位。他主张大多数的社会在在大多数时间中小型核心家庭方为常态。奥尔加·兰(Olga Lang)很久以前便主张,虽然由复数家庭组成的家族在传统中国是理想状况,但是只有富人才能实际达成这样的理想。郑的著作通过建立家庭研究与宗族研究见的逻辑连结,试图弭平两者之间的鸿沟。他主张附件宗族是从当地分家过程的某些特性中开始产生的,即在分家过程中,某些特定的权利与责任并不随着被分割,而持续地被共同分享。在古代,大宗享有一些特权,包括永久维持对始祖的祭祀。其他长子意外的儿子则成为小宗的中心,在四代之后祭祀即终止。毛泽东在其知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由宗族系统建立的族权,如同政治性的政权、宗教性的神权与家长制下的夫权,同时传统中国束缚农民的四种权力。傅衣凌从地域的观点思考宗族,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乡族”概念:“地主阶级统治农民,却不简单地借助于专制政体、官僚机构,而采取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即利用乡族势力——氏族制的残存物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激化,而受到通知农民的实效。”莫里斯·弗里德曼主张中国宗族本质上是以宗族共有财产为特征的继承团体,因此其发展根源于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上。十四世纪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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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2020-08-17我是不同意“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这类说法的,要说专制可以,但要说集权肯定不行,集权是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但明清政府根本就没能做到这一点。专制指的是什么?是指皇帝跟臣下的关系。在官僚体制上,整个国家是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是专制的,但不是集权。这刚好是个倒过来的过程,不是集权在不断发展,而是集权在不断地削弱。我当时用了一个比较含糊的表述,说如果要说是集权,我们也只能理解为让地方社会替政府做事,通过乡族自治这个渠道来实现政府的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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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2020-08-17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关键在于考察分家的时机与分家的方式,揭示家庭结构的演变周期。如果说,分家前的家庭是大家庭,而分家后的家庭又是小家庭,那么,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必然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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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2020-08-17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往往直接表现为补充或完善家庭所缺失的功能,或者说是充当家庭的“遗嘱继承人”。在家庭内部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即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过继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继嗣关系,对宗族组织的构成及其演变,无疑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传统家庭形态的历史考察,应当是家族史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前人的有关研究往往忽视宗族组织与传统家庭的逻辑联系,因而未能揭示宗族发展的内在原因,对宗族组织的社会功能也有不少片面的认识,这是本书力求克服的理论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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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做历史研究,就是从大看到小,在文献中被记载的、被突显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人类学研究的是冰山的基座,要做到很深入、很底层的东西。像家族,做进去以后有无数的理论方法,就必然要谈到家庭、婚姻等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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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士大夫化”追求的是“意义”,对行为赋予意义,“庶民化”则是利用“意义”,通过利用文化资源、象征性资源,去进行创造性的实践,而且同时象征本身、意义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被改造了。最重要的是要把“意义理性”与“实践理性”打通,也就是要把大的文化传统跟小的、具体的、地方性的、民间性的、现实中的实践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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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传统士大夫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一套是意识形态的,先验的,老师教给他的,应该如此这般;但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矛盾,因为老师所教的那套一直没有普遍推行,一直是一种被抽象出来的、上升到很高层次的、内部有很严密的逻辑体系的东西,但现实生活不是这样,是很矛盾的状态,而士大夫的作用就是如何去调和,如何去改变。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再来看社会的变化,再来看地方历史的变化,就要看在每一个时代有哪些人接受了正统的土大夫的那套东西,哪些人没有接受,这一直是在变的,就是说所谓的文化霸权、地方精英等,这类问题,我们都把它当作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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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政府职能萎缩之后,地方公共事务怎么办?有很多替代性的东西就冒出来了,包括各种组织、社团、新的地方精英阶层等,这些冒出来的东西是属于“自治化”的、“私”的层面的东西,但他们又用了国家的、官方的、属于“公”的层面的象征体系。他们用了所谓“正统性”“合法性”的东西,从国家那里找到“意义”,也就是说他们的“意义”是来自于国家的,但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却表现为地方性的权力格局和“文化创造”的层面。官方在把公共事务、职能移交给他们的时候,同时也把“意义”给了他们。原来的那个“意义”是很外在的,特别是在汉唐时期,它是一种外在强加的东西。后来的宋明理学,加上文字的普及,科举制度造成的社会流动,包括政治体制上各种一体化的机制,使得这些东西渗透到基层社会。但是光有自上而下的作用是不够的,民间或基层社会还必须要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接受过程,这也就是“内在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可能看起来用了反讽的、抵触的甚至是对抗的形式,可是在它背后还是那些基本的规则,也就是说“内在化”的实质是一种“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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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民间吸收官方的“话语”,实际上有一个“内在化”的过程,就是说要与当地的社会文化逻辑相结合。他用了这套话语,但可能做的完全不一样。家族后来用合同的办法、用政治权力的办法去做,就不是原来的那套亲属制度的东西了,就不是五服图、大小宗可以解释的了。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又不能把“小传统”简单化约为“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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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作为族群的家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认同,意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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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始终都会回到儒学上去,回到孔孟那里去,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怎么去利用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包括价值观念、象征符号、礼教传统。大家都打着孔孟的招牌在说话,大家都是从三礼、从礼仪这个思路去设计一些新的行为规范。关键是我们不能被那些招牌所迷惑,而是要去揭示那些招牌之下的东西,因为真正对历史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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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前半部分是家庭一宗族发展周期的分析和家族结构的模型建构,有较多的人类学的意味;后半部分则是透过家族所看到的明清社会变迁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和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属历史学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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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1-08-27不管学科之间如何转向,如何结合,它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对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做出解释,以完成总体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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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2020-08-17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人类学的思考,当我看了那些人类学的书和文章之后,我就知道原来我的选题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再做。做历史研究,我曾经有个比喻,就是从大看到小,在文献中被记载的、被突显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人类学与历史学不一样,它研究的是冰山的基座,要做到很深入、很底层的东西。像家族,做进去以后有无数的理论方法,就必然要谈到家庭、婚姻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讲家庭、分家文书,但那时根本不知道人类学,没有这方面的思考。一旦把它跟人类学的研究一比较,我原来的研究就显得太表面、太肤浅了——没有个人,也没有较小的社会单位。所以我后来就试图从它内部去找,找它的逻辑,找它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