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北京

• 陌生的面孔

  2025-03-18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陈平原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289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
• Pink

  2023-11-09
  北海遂成为少年儿童徜徉的天堂，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到北海开展团、队日活动，划船、乘游艇等，是令他们引以为豪的事。1955年问世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浆》即描述了一群少先队员在北海泛舟的欢乐场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成为脍炙人口的歌词。而最终的点睛之句在于“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共和国时期以少年儿童为核心受众的公园最根本的功能，在于生发新中国未来的公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唤起对于“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的执政党的感念。......在这种俯瞰和认知北京城的经验中，这些共和国的“新人”们获得了一种新中国主人翁的自我意识和自豪感、责任感，从而涌起对建设新北京的想象。......这花朵般的城市，与蔡元培、沈从文的公园意象遥相呼应，寄托了新一代青年在北海的美育陶染下，对于北京的另一种乌托邦想象，虽然很快即成绝响。
• 勉之

  2023-01-17
  西方旅行者对于民国北京公园的认知，和同时期的中国人不同。对于北京市民而言，公园意味着现代性，承载了他们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期待；而对于西方旅行者而言，公园意味着过去，投射了他们对于帝国传统的怀旧和想象（imperialist nostalgia）。相较之下，民国人对于空间的理解更开放、更富创造性，将旧物化为新用，正契合北京独特的魅力所在一兼收并蓄、新旧共存；面西方旅行者对于空间的理解，反而更趋保守，一切现代设施和实用功能的添设，都可能破坏他们理解的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换句话说，民国人的公园是活的，是有人在其间活动的，公园因为人利用空间的方式而获得了新的意义；而西方旅行者的公园是死的，他们看到的是过去帝国的遗迹，伴随前朝君主的幽灵出没其间。
• 勉之

  2023-01-17
  北京公园不是另起炉灶新建的西式公园，而是将前清遗留的皇室禁苑改建、开放为公园。这些公园因此蕴含了丰富的意义，每一个角落都覆盖着前朝的记亿，在这个意义上，公园最为具象地体现了“重写稿”（palimpsest）的内涵。如裴丽珠所说“北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那么可以说，公园的历史即北京的缩影，它具体而微地辐射了京城乃至整个帝国的社会历史变迁。
• 勉之

  2023-01-17
  茅盾曾总结“革命加恋爱”的公式经历了三个阶段：为了革命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革命产生了恋爱；革命与恋爱的天平，从以恋爱为主体、革命为陪衬，到恋爱与革命并重；再到革命为主体，恋爱为点缀。
• 勉之

  2023-01-15
  唐小兵在《近代中国知购子的公共交往（1895一1949）》一书（第六章“十字街头的象牙塔：19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往世界”）中曾指出：就1930年代的北平而言，文学公共领域的空间形式主要：现为下述几种：一、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的“读诗会等私人空间扩展成的公共空间；二、以来今雨轩等公共场所为聚会地点的公共空间，主要是沈从文、萧乾等代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招宴会、茶会等形式；三、以《文学杂志》《水星》等文学性期刊凝聚的象征性公共空间。
• 勉之

  2023-01-16
  因此，通俗小说不同于纯文学是精英作者个人的独白，而可以视作作者与读者的众声喧哗，即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
• 勉之

  2023-01-16
  正如麦克卢汉指出，报纸在精神内质上也是马赛克式的，是一种体的自白形式”，是公共的而非隐私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提供了群体深度参与的机会，这对于通俗小说的创作模式同样适用。通俗小说往往是连载，且由于其商品属性，作者必须照顾读者的感受这导致通俗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一定程度上受到读者反馈的影响甚至改变情节的走向，与严肃文学相对独立的创作有所不同。
• 勉之

  2023-01-16
  民国北京不同的娱乐空间与不同的文学形式报影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新文学与公园有很深的渊源，甚到报纸的文学副刊与公园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似性，如《大公报》“小公园”“文艺”与中央公园，《晨报》“诗镌”与北海公园等，在内容与形式上皆互通有无、相得益彰。而与之相应地，城南的娱乐空间，与通俗文学乃至报刊的社会新闻栏目，皆为面向中国新生的中产市民阶层的消费品，与市民阶层的兴衰休戚与共。有形的城市空间与无形的文学空间之间，遂达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并一一呼应了阶层与文化趣味的分野。
• 勉之

  2023-01-15
  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托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区分“场所”（place）和“空间”（space）的概念，认为空间与人的主观实践有关，“空间是被实践了场所”（Space is a practiced place）。他举例说明，城市如同可读写的文本，漫游者通过行走，重写都市文本 ——“导致城市的一些部分消失了，一些则强化了，城市被扭曲，被打碎，被从凝固的秩序中释放出来”一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地理学定义不同的空间，一个流动的、“隐喻的城市”。我认为，空间因人的实践而生成意义，不仅限于行人的漫步，也包括人的文化行为——对于空间的占据和使用、对于空间的感受和记忆乃至对于空间的预言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