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政治传记

• 炎武

  2022-06-26
  我们很快就发现为法国大革命所吸引和利用的人们具有多么不同的经历和能力；有多少流派汇集到革命洪流里来了；要把这个革命的一切方面或一切思想概括进一个警句或一个定义是多么不可能。——J. M. 汤普森：《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
• 炎武

  2022-07-04
  这种理解决定了托姆斯基对布哈林—李可夫的经济政策的支持。他显然预见到了左派的强行工业化和优先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拨款的纲领对工会及其会员将意味着什么。不管他对官方的政策有什么保留，他更喜欢同意逐渐提高消费和实际工资，保留工会尚存的自治权。从1923年以后，他同布哈林和李可夫采取同样的立场；部分地是由于对托洛茨基1920年想使工会军事化和“整刷”工会领导的企图记忆犹新，他和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反对左派的坚强堡垒。
• 炎武

  2022-08-14
  至于那些“坦白交代”的人，他们这么做，是最合乎人的情理的：“他们由于肉体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这么做。少数人也许是出于鲁巴绍夫那样的动机而招供的，但据一位幸存者告诉我们说，对于绝大多数受折磨的人来说，《正午的黑暗》这本小说会成为人们嘻嘻哈哈的笑料”。
• 炎武

  2022-08-14
  由于曲解他在审讯中的表现而产生的上述看法，随着阿瑟·凯斯特勒1940年写的著名小说《正午的黑暗》的问世而流行起来。小说中虚构的清洗运动的受害者鲁巴绍夫（一个主要根据布哈林的形象而塑造出来的老布尔什维克）被审讯他的警察（和他自己）所说服，相信做出这种“最后的贡献”是必要而正确的。主要由于凯斯特勒笔下的巨大感染力，鲁巴绍夫（即布哈林）作为忏悔的布尔什维克和道德上破产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两代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注：这是1947年莫里斯·梅勒·庞梯写作他的著名的哲学论文《人道主义和恐怖》的灵感，这种灵感再现于1967年让·卢克·哥达德摄制的电影《中国人》中。
• 炎武

  2022-08-25
  莫斯科的流血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单是布尔什维克就死去了500人，而在彼得格勒总共才死去6人），可能已使布哈林警觉到将要付出的“革命代价”。当斯土柯夫和布哈林抵达彼得格勒报捷时，斯土柯夫是这样回忆他们的情绪的：“当我开始谈到牺牲人数时，我觉得哽咽难言，说不下去。我看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扑到一个带胡子的工人的胸口，两人抽噎起来。人们开始号哭。”真正的革命开始了。
• 炎武

  2022-06-26
  斯大林指责说右派传播悲观主义哲学，这也许是他的最有效的指责。这种指责也是对布哈林关于国际共运的观点而发的，布哈林认为如果不发生大战，欧洲大概不会起来革命。见《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11月17日第2版。
• 炎武

  2022-06-2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著作，如提出在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要依靠战争的论点，这不会引起令人非难的问题。布哈林的主要目的是重振人们对革命的希望，并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中恢复马克思的反对国家主义的思想。运动要“坚决强调自己同国家政权在原则上的敌对性”。无产阶级的直接目标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从内部把他炸毁”。但是后来，战争结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仍然是孤立的，这时布哈林提出了一个尴尬的假定，即认为如果不再发生一场世界大战，欧洲革命要再往前发展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到20年代中期，这种认识同布哈林主张渐进的国内政策处于痛苦的冲突之中。因为他的国内政策是以长期的和平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国际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他最后用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战争计算进来的办法，使上述左右为难的问题得到了缓和，但在1915-1916年间他没有强调民族主义战争这个因素。但是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没有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可能爆发革命，这个基本问题使他终生都感到苦恼。在1928-1929年间，这个问题是布哈林同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政策上的争论问题之一。
• 炎武

  2022-07-07
  几星期之后，斯大林吐露了他自己的想法，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论这种新的工业化哲学。他解释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投资”的必要性是由俄国传统的落后状况决定的。他叫他的党内听众们研究一下彼得大帝，他是另一位从上面进行革命的人，他为了打破这种落后状况，曾“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
• 炎武

  2022-07-04
  开始时集体领导是个排他性的概念，不一定包括所有居于重要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甚或不包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相反，他指的是“列宁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讲到的6个人中的5个，即：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
• 炎武

  2022-07-01
  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有益于农民群众，他的这个信念反映在他的主要经济主张中：“群众的消费”——“群众的需要”——是“发展的真正杠杆，他会产生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正如他作为纲领那样表达的：“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应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做他的标准。”
• 炎武

  2022-06-29
  在1924和1925年间，他像一个较晚地发现了久被忽视的真理而又掌握了有力的统计材料的人一样，热情地抓住一切机会向他的听众宣传，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构成不大的少数”，而农民，主要在东方的农业国家中，“是我们星球上的大多数”。在延伸俄国经验的基础上，他修正了他对世界革命的理解；据此，他多次提出了“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同殖民地农民之间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等设想。他在1925年曾预言，只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将成为，或者说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解放力量”。
• 炎武

  2022-06-29
  他在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国际革命的报告，一国一国地详细分析了“处在极其深刻的革命动荡中的整个东方世界”，把正在觉醒的殖民地农民看做“革命步兵团的巨大后备部队”，他同西方无产阶级一起向世界资本主义进军。俄国的联盟经验是有国际意义的，正如他的比譬性的描述所提出的：“如果把事物放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来考察，那就可以说，大的工业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城市，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则是他的农村。”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建立一条“世界‘城市’的革命无产阶级和世界‘农村’的农民之间的统一战线。”
• 炎武

  2022-07-01
  这个传统是从马克思本人那里传下来的。尽管马克思的许多作品明白无误地渗透着道德主义，但是一般地说，马克思对研究社会和历史是坚持采取严格的非伦理学的态度的。他有一句名言说：“权利永远不能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此为条件的文化发展。”这句话表明他是坚决拒绝用一定时代的法则以外的东西去进行论证的。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幻想的地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马克思对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严厉批评。他把纲领要求的“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斥责为“陈词滥调”和“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这种反对作伦理评价的偏执之见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强烈影响的。伯恩施坦后来企图把清除了“科学”确实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康德的伦理学结合起来，他的修正主义的努力表明了原始马克思主义中反伦理学的假定和科学假定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朝着这个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更加令人怀疑。在这方面，布哈林十月革命前的立场完全是正统的。他在1914年提醒他的读者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试图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一种‘伦理学’理论更加荒谬了……马克思的理论除了因果法则外不知道有其他的自然法则，不能承认其他的法则”。他补充说，“伦理的辞藻”是“我们不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1917年以后，反伦理学的传统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制定牵扯在一起了，常常表现为在“客观条件”面前鄙视道德上的约束。
• 炎武

  2022-06-29
  他强调指出，那就是左派的“可怕逻辑”——“孤注一掷的心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压力和一意孤行的盲动”——将导致的结果。
• 炎武

  2022-06-29
  他（左派的皮达可夫）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不承认有限制性的客观条件的，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对他们是不可能的东西，对我们是可能的”。
• 炎武

  2022-06-29
  布尔什维主义在1921年以后是被两个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和感情的）传统分成两支的一个运动，两者都植根于“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第一个可以叫做“革命英雄主义”传统，他从党在1917年10月举行的大胆革命和从国内战争期间对革命的英勇捍卫中取得了他的合法性和鼓舞力量。这些胜利似乎证明了，进行“勇猛进攻”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行动方式。这股始终不懈的革命的和毫不妥协的激进的英雄主义思潮，沁散着一位现代评论家称之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另一个传统则更为谨慎和温和，他在1921年以前只不过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虽然他从列宁于1918年初提出的有限的经济政策中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战略让步中，找出了历史合法性和可以援引的先例。随着新经济政策（他的明智的实用主义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对立物）的实行，这个传统发展壮大了，他明显地变成了进化的和改良主义的传统。在一定的范围内，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成两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两重性，即在马克思主义中意志论和决定论是微妙地交织在一起的。在20年代的苏联，这两个传统反映在党的左翼和右翼这两翼上。
• 炎武

  2022-06-28
  他指责布哈林犯了“工团主义”，指责他主张牺牲“革命的适宜性”来实行工人民主，“陷入了折衷主义”。最后这个罪名给列宁的印象特别深，他在一篇文章中专门写了一段话，来教训布哈林什么叫辩证法。他写了一大篇，还引用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得出结论说：布哈林从各种纲领中到处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布哈林听到妥协“不符合辩证法”可能很惊讶，这个贬义词通常只限于哲学讨论或至少是理论讨论的。但列宁是认真的。三年以后，在他的“遗嘱”中，他指出：布哈林“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这很可能是隐晦地指工会问题上的争论。
• 炎武

  2022-06-28
  布哈林谨慎地指出，由于资本主义财产逐渐被转化为“无产阶级集体的‘财产’”，无产阶级制度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他们“本质上是根本相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任何剥削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创造的再也不是“剩余利润”，而是“剩余产品”。比如说，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征集是“奴役劳动群众”，而现在则“完全是劳动群众的自我组织”。
• 炎武

  2022-06-28
  布哈林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从1915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后来也从来没有改变。这是他对现代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对此他不可能妥协：“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托拉斯融合在一起，很明显，不能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原则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过渡时期的经济》）……布哈林和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对立物”。
• 炎武

  2022-12-23
  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或隐或现地包含着一种好斗的气质。列宁的《怎么办？》这篇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就充满了军事方面的比拟。但是，同后来通过长期的游击战争而掌握了政权的那些共产党不同，布尔什维克党人直到1918年以前从精神气质上来说，一直具有一种明显的文职色彩。这种情况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事化成了党的生活准则，而这是有深远影响的。然后，新经济政策又带来了相反的东西，开始了一个非军事化或复员的过程。不过，这种军事化的习惯，虽然在20年代被新经济政策的那些改良主义的和渐进主义的原则冲淡了，却没有完全消失。布哈林和其他领导人不时地批评“行政管理上的独断专行”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迹”，证明这种习惯是很顽固的。更难于解决的是，这种军事化的习惯还由于人们对1917年的回忆而继续存在于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之中。托洛茨基分子有时在言论上宣扬这种军事化的习惯，但是在1928至1929年的危机气氛中使战争传统得到复活、赋予他新的含义并开始用这种精神来重新塑造党和国家的则是斯大林。从开始粮食危机和他那次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突击式的巡视以后，斯大林的公开讲话就很少不用国内战争来作比喻、类推和进行有效的鼓动的。这些内容构成了他在1928至1929年间的重大纲领性主题。他对粮食收购量下降的反应是发出动员令：“把我们党的优秀力量从上到下都投入到收购战线上去！”结果，根据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定的调子，党的正式的观点和方法也都一步一步地军事化了。政策领域变成了“战线”，所谓“粮食战线”“计划战线”“哲学战线”“文学战线”等等，到30年代甚至还包括了“春化（指使植物加速开花结果——译者注）战线”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战线。指标和问题成了需要发动进攻加以攻克的堡垒。斯大林在1928年4月就这么说过：“没有一个堡垒是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如果说战争是特殊手段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