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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东2020-06-12薛元超墓志中保留了一段高宗晚年体现君臣之间亲密友谊的动人对话，“帝尝机务余，语及人间盛衰事，不觉凄然，顾谓公曰：‘忆昔我在春宫，髭犹未出；卿初事我，须亦未长。倏忽光阴卅余载。畴日良臣名将，并成灰土，唯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记，君臣偕老者几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托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谢日：‘先臣攀附，文帝委之心膂；微臣多幸天皇任以股肱。父子承恩，荣被幽显，誓期煞身奉国，致一人于尧舜。窃观天仪贬损，良以食宵衣；唯愿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幸甚。’”自古君臣之间始易终难，两人自少年相交至白头君臣，三十余年间历经沉浮，昔日良臣名将，多归黄土而此时武后已权倾天下，大唐社稷风雨飘摇，薛元超力劝高宗“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幸甚”，所针对的对象不言自明。久病缠身的高宗最终没有能熬过武后，薛元超本人则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暗，乞骸骨”，虽没有实践杀身奉国的诺言，亦算得上不负君臣之义，最终死于武后临朝称制的光宅元年（684）时年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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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6作为最为古老的学科之一，历史学借以展开研究的分析模式与理论框架几乎都援引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缺少从历史学本身生发出来的学科术语与分析范式。尽管科学概念并非能被某个学科所霸占，但是概念的有效性毕竟来自于其原初的理论背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是否可能通过“词语的旅行”被成功地转嫁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还是一个让人难以遽断的问题，而轻易借用社会科学概念造成误读的例子亦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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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5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构成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于是，景观更易成为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古人重视碑铭，无疑看重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迭，这些不朽的象征，往往首先会被重塑或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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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6一晃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已经十年过去了，其中的很多细节未必还能完全记起，更何况以历史作为糊口职业的我，从来都笃信回忆本身就是筛选与重构自身历史的一种手段，对此抱有天然的警惕。另一方面，我近十年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走出博士论文，当然更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老到可以谈一点“人生的经验”，而且作为古代史研究者，治学中多是与故纸堆打交道，整个过程毫无波澜，不如社会科学的同仁，研究的题目多与现实有关，也有田野的经历，有故事可讲。因此当石头兄约我谈一下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经历与思考时，尽管之前我已读过多位学者的同题作文，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想。但基于以上原因，我几乎是在应允了这一任务的同时便觉得有些“后悔”，于是一再拖延交稿的时间。最终还是勉力写完本文，其中说服自己的理由便是我经常阅读前辈或同辈学人的自述，从中获得过不少启发，或者说至少通过读这些文字，在学术道路的跋涉中感受些许“吾道不孤”。既然自己喜欢读，似乎不应该拒绝写，或因此仍有义务将自己个人化且“乏味”的经历略作记录。一.被“缩短”的学术准备期直到现在，我每次在填写简历的时候，对如何表述我从本科到博士的求学经历，仍不时感到犯难。我从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到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八年中完成了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学习，较之正常学制缩短了两年。当然这种缩短，更多的不是因为我学业的优秀，而是在一系列制度调整的过程中，成为了“试验品”。众所周知，1990年之后的十年，大约是整个中国人文学科最不景气的一段时间，这种不景气落实到高等教育层面的一个集中体现便是文史哲纷纷成为各大学录取分数线最低的专业，其中仅中文系由于就业面稍广，情况略好，而且在不少年份中，仅有个别学生是第一志愿考入，绝大多数都调剂而来。稍后，至1990年代中期，或许是为了回应社会舆论关于“没有培养出大师”的批评，不少大学纷纷开设了以培养文科尖子学生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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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0-11-18广泛的阅读只能帮助你建立不错的学术品味，而不能让你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甚至有时候过高的品味对于一个学术成长期的研究生而言是“有害的”。因为当你尝试写作的时候，如果总是写不出达到自己期许的文章，难免会陷入自我怀疑及焦虑之中。打破这一怪圈的唯一办法，恐怕只有更多的阅读与写作的尝试，这一试炼的过程当然不会是令人愉快的。只有在写作中思考过的史料，才会成为你真正理解并能在研究中运用的史料，否则再多的阅读，建立的只是一种泛泛的印象而已。读书时候所谓的灵感只有通过写作的检验才能被证明到底只是“一种随意的猜测”还是能转化成真正有价值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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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0-11-18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土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土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二是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东晋一朝，最接近夺取司马氏天下的是桓温、桓玄父子，而父子两人皆有专断、苛细之称，假若桓氏代晋成功，出现当然会是一位主威独运的强势皇帝，绝不会继续与其他士族共天下。因而所谓的“共天下”，并非是皇权与士族的共谋，而是双方实力平衡的结果，无论皇权还是士族，双方都未必满意这一独特的政治生态，只是皆无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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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2020-11-18碑楼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建筑，在古代城市天际线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无疑强化了石碑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在城市空间中的地位，构筑起了城市的视觉中心，同时不经意间也降低了碑的“可读性”。正是由于碑在城市中具有的视觉中心的地位，其兴废往也会成为政治气候变易的重要风向标。刊石勒铭、永志不朽，碑志因其具有永恒的纪念性而为人所重，但碑在古人的世界中并非只是一个静态恒定的象征物，而是可以借助拓本与传写，化身万千，变成有效的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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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6经考古学者对太极殿复杂地层关系的剖析，在目前确认的三个地层中，可以明确北魏太极殿基本承曹魏太极殿而来，而北周统一北方后，宣帝一度有意迁都洛阳，此事虽在《周书》中有简短记载，但之前学者措意无多，但北周时期对太极殿的改造在考古遗迹上则有充分体现。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明确汉魏洛阳故城从“多宫制”向“一宫制”转变是在曹魏时，北魏孝文帝迁都后对宫城的营建更多的是因袭而非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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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62017年上半年我客居北京期间，耿朔兄带我去看了福绥境大楼，大跃进时期建造的三座共产主义大楼之一，是当时少见带电梯的高层民居，主要特点是各家没有厨房，并附设有幼儿园，本意是依靠公共食堂，以至于后来居民都在楼道中生火烧饭。因为设计的缺陷，在短暂的光鲜之后，现在大楼内的脏乱与破败，远超过一般的工人新村，为人所知更过的是因为这幢楼是远眺妙应寺白塔的最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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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6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曼德拉担任总统之后之所以能放手推动这一调查，甚至其发妻温妮也难逃指控，乃是与其坐牢27年，没有沾染其中任何一方鲜血的便利有关。事实上，直到1980年代末，卡斯特罗式的道路一直是南非黑人运动中的重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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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何如2024-04-26尽管传统中国没有出现金子塔、帕特农神庙、凯旋门这样规模宏大的纪念碑式建筑，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不缺少纪念碑。自秦汉以降直至近世，各种以石质为媒介、以述德、铭功、纪事、纂言等为目的的公共纪念碑，以及神道墓碑、造像经幢、摩崖题名等较具私人性的纪念物，数目巨大，早已被天然地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其中历经千年而留存于世者，亦不稀见。这些纪念碑的撰述、兴造、存废无疑构成了古人特别是士人精英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若我们索隐碑铭兴造、磨灭、重刻背后的政治角逐，探究石刻安置场域中展现出的权力关系，发掘碑文撰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张力，以此作为介入往昔的新入口，或许能发现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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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6事实上，非国大长期以来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最重要的盟友，南非共产党（SACP）大量党员加入非国大，并长期主导了非国大的军事组织，其中1993年遭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便曾长期担任民族之矛的总参谋长。而早在1969年，苏联人便曾派遣红旗特种飞行大队将1500名非国大成员从坦桑尼亚运至苏联本土接受训练，并一度计划将非国大战士派往阿尔及利亚作战。而在曼德拉逝世之后，非国大在讣告中承认曼德拉本人也是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并任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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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5毫无疑问，将长城、故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无疑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项发明，尽管历代都城中都不乏宏大的礼制建筑，但考虑到古代交通与信息传播的现实条件，散布在帝国境内的庶民恐怕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甚至知晓这些巨型景观的存在，那么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感受到国家权威的存在，树立于全国各地的承载有旌表、告谕、规约等各种不同功能的石刻似乎成了连接官方与民间，传递政治权威，展开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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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4台湾青年学者褚文哲曾以《制作李显》为题发表过两篇论文（刊《社会/文化史季刊》第3、4辑），试图借助新文化史的方法来分析两《唐书》、《通鉴》对中宗昏聩形象的刻意塑造，但由于史料不足，这一尝试并不能算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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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何如2024-04-25即便如此，像唐高宗那样一位皇帝有四保傅资料存世，仍可谓极为罕见的案例，尽管历史资料留存多受偶然因素的左右。透过这些隐没在浩瀚典籍中的草灰蛇线，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冰冷残酷政治算计之外，窥见一位被公认为弱的皇帝生命中温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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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6张广达曾经回忆说因参与中苏论战的资料收集和翻译工作，北大历史系唯一的一张北京图书馆的集体借书证长期在其手中，得以有机会阅读大量新旧书刊（《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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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5碑志制作的过程中往往透露出志主生前及家族的人际网络。北朝唐初墓志多不题撰书者姓名，至盛唐后方渐普及，这或与墓志这一文体渐为人所重有关，中唐后重金礼聘名家撰书墓志已蔚然成风。既往学者对墓志作者与志主间的关系不乏关注，但这仅是石刻生产中社会网络的一端，如墓志制作至少包含撰写、书丹、篆刻三道程序，撰者、书家、刻工三者间的分工与网络，便注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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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何如2024-04-26当时舆论对张巡困守睢阳末期粮尽有食人之举多有非议，“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想要“全人”恐怕只能选择出降，这种怪责张巡坚守不去而未能“全人”的批评，无疑是“智免”的另一种翻版。这也透露出在当时的观念中，臣子除了恪尽各自的职任之外，并无以身殉国的道德义务，这与明清易代之际，频繁出现的官员城破自尽甚至举家殉难的场景，实有相当的不同。这种“忠”的义务的有限性，大约可以在魏晋以来士族社会的延长线上来加以观察，即在“君父”、“家国”发生冲突时，士人往往并不以家国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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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2019-01-14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勾陈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于是，景观更易成为了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古人重视碑铭，无疑看重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迭，这些不朽的象征，往往首先会被重塑或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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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ns2020-04-26一般人多将金石学比附为考古学的“前身”，我对此常有怀疑，现代考古学完全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并不特别看重有文字的遗物，现在学术中直接承继传统金石学余脉的大约仍属出土文献的研究。或由于这一隐而不彰的分歧，目前在现代考古学观念下生发出文物保护体系所看重的古城址、古建筑、石窟等，并不居于古人“访古”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