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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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9
  里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气候变化间题是在1988年被提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当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PC）1990年，IPC报告说，气候变化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各国必须签署一份全球协议来共同应对。联合国大会随即着手推动这一协议。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框架公约》）达成，并于同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发布以供签署，该会议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一《框架公约》已被190多个国家的政府接受。顾名思义，该公约尽管只有从现在开始的行动的框架内容，不过它还是要求将温室气体“稳定”在一定水平，以防止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的干扰。京都-《京都议定书》-1997：199年的约方会议决定，有必要建立更有约力的减排目标。经过两年谈判后，《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出台，它为39个发达国家设定了目标，要求它们在2012年之前控制或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控额和减排目标的设计是为了将发达国家的总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少5%。不过，国与国之间的目标并不相同，欧盟国家和美国的目标是在其1990年水平上分别减少8%和7%，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等则被允许超过其1990年的水平。这些目标是通过与政府领导人进行谈判而达成的，其依据并非什么一般性的公平原则，除了为达成协议所需之外，也无法找到其他的辩护依据。谈判中的灵活性也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家主权”概念盛行的年代，国家并没有义务去实现这些目标，除非他们是自愿签署这一协议的。为帮助各国达成各自的目标，《京都议定书》接受了排放交易机制，依据这一机制，若某国达成自身目标后尚有节余，它就可向他国出售碳排放信用额度（credits）哥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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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9
  由此造成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不仅包括物种灭绝，而且包括森林被滥伐、土沙化、染遍及全球、臭氧消耗量增大、海洋酸化导致气候变化等，会造成这些后果，都是我们的祖先所想不到的。因此，就出现了一种主张一最早是由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 Eugene Stoerme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一认为我们身处一个全新的地质时期，即人类世（ Anthropocene）。这一提法随后慢慢地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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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理念。富裕国家没能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伦理视角，这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严重的道徳错误。长期而言，如今依然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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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马克思希望从现实的角度来思考伦理判断。他认为，伦理判断既不是出自上帝，也不是出自理性，而是源于我们所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及生产消费品的手段。但他没有提到现实中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的伦理判断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而这源于我们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的身份。我们在判断许多事情的对错时所用到的直觉反应，可以从我们的人类祖先和非人类祖先的直觉行为那里找到根源，而这些直觉反应起初是为了适应人人彼此熟悉的小群体生活。那已经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相去甚远，但我们仍有相当部分根深蒂固的道直觉并未改变。”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讨论如果我们想要克服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这类道德直觉应当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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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马克思还认为，一个社会的伦理学，仅仅是建立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反映。在封建经济中，农奴被限制在领主的地上，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封建骑士精神的伦理学，其基础是骑士和封臣对其领主的忠诚与领主在战争中为之提供保护的义务。资本主义经济则需要流动的劳动力，以回应市场需求，所以，它就打破了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代之以另外一种伦理学：买卖劳动的权利至高无上。我们眼前这种全新的、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能够以无数种方式将全球所有人彼此联系起来，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构建种全新的伦理学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这样一种伦理学将会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统治阶级就是富裕国家及其培养的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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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即一套特定的政策，包括开放经济的私人部门、削减官僚机构、保持低通胀、移除对于外国投资的限制等。结果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平均收入的增加，政治有的领可能会收缩一一至少在没有任何政治党派试图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即最佳经济体制”这一假设时，情况会一直如此。由于当权政府或者反对派都不愿意冒险脱掉这身“金色紧身衣”，所以，主要的政治党派之间的差别就会缩小，仅限于用哪些细微方式来调整这套紧身衣。所以，即便WTO不存在，全球经济的发育本身也预示着民族国家权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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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与早先的“国际化”一词相比较，“全球化”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我们已经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增加的时代，已经觉察到某种比现在的国家主权概念更为丰富的东西。但是这一变化需要从我们思想的所有层面去加以考量，尤其是从我们的伦理学思想与攻治理论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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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就在“9・1”恐怖袭击发生前，联合国的一个专门小组曾在报告中指出，即便世上的富人对于穷人没有任何利他主义的关怀，出于自利，他们也应该帮助后者：在地球村内，他人的贫困很快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产品缺少市场、非法移民、污染、传染性疾病、缺乏安全保障、狂热主义、恐怖主义。因此，恐怖主义、大规模跨国迁徙和互联网三者相互结合，已经以一种全新而又令人恐惧的方式将我们的世界変成了ー个ー体化的共同体。对我们构成潜在威胁的活动，不仅来自我们的部居，也可能来自世界上那些极为偏远的国家里的偏僻无比的山住民，因此，后者也应成为我们的关注对象。我们需要将刑法的边界延伸到那里，需要拥有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且不必对整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手段。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全球性刑事司法体制，令正义不必沦为国家之间意见不合的牺品。我们还需要一种意识一尽管要形成这种意识更是难上加难一一即我们确实属于一个共同体，我们这群人不但应该承认“不能彼此杀害”这一禁令的效力，而且也应该承认“应当彼此帮助”这一义务的约束力。这也许仍然无法阻止狂热分子实施自杀行动，但将有助于孤立他们、减少他们所能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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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看起来，各国领导人默认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对任何其他国家都负有一种责任必须镇压本国境内的某些活动，以免他们在别国境内制造恐怖主义袭击，如果此国不这么做，那么对其发动战争将是合理的。这可以表明当今世界在通往全球共同体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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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无论如何，加顿艾什的评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伦理问题：一国的政治领导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将自身角色定位为仅限于促进本国公民的利益，而又应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全世界所有人的福祉？ 关于这点，正如加顿艾什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伦理主张那样：领导人将本国公民的利益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某个无率人类的生命价值，并不会因其国籍而有所区别。然而，也许有人会说，“人人有权接受平等考量这一抽象的伦理观念，并不足以规定政治领导人的义务。正如我们的观念中，父母应当优先考虑其子女而非陌生人的利益一样，任何人如果做到了美国总统的职位，他就成了一个特定角色：有义务保障和促进美国人的利益。其他国家有自己的领导人，因而也应该为了他们各自同胞的利益而承担类似的角色。世上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而且只要情形一直如此，就必须有主权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必须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的利益。除非大部分选民突然变成了某种前所未见的利他主义者，否则西方民主制度将会无法正常运转。美国选民不会选择个在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伊拉克人或阿富汗人的利益之间不分轻重的总统。政治领导人都会认为，他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的利益，并且在上述论证中，他们这么做是正当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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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28
  《一个世界》触动了高校内外的广大读者。但202年以后，世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重新审视一下包括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国际法和全球贫困这些全球化问题适逢其时。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本书保留了一个世界》的基本结构，并修订和更新了部分内容，但同时也考量了一些重大的新变化，包括：在《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未能达成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2015年在巴黎达成的非强制性协议采纳了新 途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导致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力衰退；当一国政府无力或不愿阻止针对本国公民的反人类罪行或种族灭绝时，国际社会就有责任去保护他们，这一新出现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在削减极度贫困方面，尽管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迫切寻求安居之所的国际难民与国内流民人数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