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信任

• 별 달 밤

  2023-12-12
  民国时期，中国有着绵延不断的政治危机，这一点早已为人熟知。经常性的内战和持续性的政治动荡迫使银行家跟一连串的军阀、政客还有政治运动打交道，这些人对金融体系都有着自己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国际范围内，来自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干涉、威胁甚至军事攻击，制造出连绵不断的软弱感。实际上，针对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的信任提出挑战的，并非只有政治危机。金融危机（迄今对其少有研究)赫然出现，既对金融体系的生存能力，也对公共想象中的银行形象构成了挑战。天津的一位居民仍旧记得：有一天他去自己的小学交学费，发现自己的钱已经不好用了，因为一场挤兑让发币行关门大吉。在银行经理当中流传的亦真亦假的故事，也显示出银行挤兑的重要性。一位曾经的银行经理回忆起一位老同事的事儿：某家银行在挤兑期间，让自己的员工扮作客户，排队以钱换银。然后，这些“心满意足的客户”从后门偷偷溜回银行，把刚刚兑换的钱再换回来。他们反复不停地这样做，主要就是用相同的纸币兑换相同的银两，这样即可确保银行的现银准备不少一分一厘。真正的客户对这种不加限制的兑换能力印象颇深，所以挤兑风潮很快就平息了。另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位银行经理散播关于自家银行的谣言，他希望藉此表明：自家银行在随之而来的挤兑中能够存活下来，这象征着该行是牢固可靠的。银行挤兑亦成为小说的素材。
• 별 달 밤

  2023-12-12
  从1916年到1936年间努力发展出可行性策略，据之提高对银行的信任，以及卞白眉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一道构成了拙著的中心叙事。总览卞白眉事业的全过程，与国家、公民的经济福祉密不可分的是：对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的持续可行的运作，以及公众对二者的信任。北方城市天津（卡白眉家之所在、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在这里提供了叙事的地方脉络。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卞白眉担任中国银行（中国所拥有的规模最大的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同时也是强有力的天津银行公会的主席。卞氏作为天津银行家之翘楚，令其自然成为研究之对象。不仅如此，他留下了一部关于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和经历的翔实的日记；它是本项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日记中记录的卞白眉的思想与反应提醒我们：在有关团体、机构和模式的讨论中，那些由抽象的分析范畴描述的现象，来自于个体的复杂且经常是矛盾的行为。在卞白眉的日记之外，天津还有丰富，但大多尚未被利用的民国史料，这其中包括：天津银行公会档案、天津商会档案以及天津最重要的几家银行的档案。1994年和1995年，当我在天津的时候，通过拜访一定数量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银行中就职的男性(当时罕有女性在中国的银行工作)，我为这些文字记录做了些增补。
• 별 달 밤

  2023-12-12
  1937年12月23日，天津中国银行的经理卞白眉惴惴不安地登上前往北平的列车。日本军队已在7月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人而言，战事变得愈发槽糕起来。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撤退，向着远在大西南的重庆奔去。在华北，日军策划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将以北平为基地，雇佣之前的中国官员。其中的一位官员王克敏已经电召卞白眉前来会晤，商议组建一家新的中央银行，以之代表傀儡政府发行货币。在驰往北平的两个小时的旅途中，卞白眉坐在那里，心中却在忧虑：如何才能避免傀儡政府染指他的银行所拥有的大量资原？这样的忧虑，对他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保卫着对中国现代银行的信任及其机构的完整性：这期间，银行经历了七场内战和至少九起金融危机的打击。卞白眉的银行事业开始于更早的、二十五年前的一场北平之旅。当时，年轻的卞白眉（生于1884年）来到北平，希望在紧随推翻了清王朝的辛该革命而来的新共和国的让人兴奋的岁月里，扬名立万。拥有布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学位，拥有出身最显赫中国精英家庭的血统，胸怀壮志的卡白眉利用其负笈海外的经历及家族的人脉，在新生的中国现代银行业中谋得一份差事。作为一个刚刚完成美国教育的年经人，他未能设想随后岁月中不得不去面对的痛事和苦难：他也不曾想到：华随着1937年岁尾奔赴北平与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会晤的那一命中注定的旅程，一切都灰飞烟灭。卞白眉曾经说：那时候，我的灵魂，死掉了。
• 별 달 밤

  2023-12-12
  一般而言，针对中国，以及更广泛地针对东亚之信任的研究关注的是两个或者多个个体之间以特定的亲属、身份和网络关系为基础的个人性信任：但是，有关这些形式的信任的后果的观点不尽相同。通过把关注点放在非私人性信任而非个人性信任之上，拙著拓宽了讨论的范围。这并非意味着个人信任是不重要的：相反，作者会显示出：出生地、教育背景以及共享的职业准则在精英结构和行为中，会发挥多么关键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货币取决于来自许许多多人，而非仅限于精英的非私人性信任：这就使得我们的探索之路非常不同于先前针对中国脉络中的信任之研究。拙著将说明：非私人性信任在民国时期是怎样发挥其功能的：中国个案又如何让人深思西方关于信任本身之性质的理论纷争。对这些争论的探讨并不意味着把西方作为一个理想类型来量度中国：毋宁说，本项研究提供了一整套重要的中国个案。对比这些个案，理论得以衡量。一般说来，政府官员、银行家和地方精英在天津采取的提升非私人性信任的策略有如下四种：修辞吁求、依赖权威、监护/维持职责、制度安排，每一种策略都与不同的、关乎信任本质的一整套问题相契合。为提高对天津银行的信任度，民国时期的精英常求助于各种各样的修辞吁求，其中包括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对现代金融体系理性之工作的信念等：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评估有关信任行为的共享准则的影响力。一些批评家得出结论：对信任的规定性解释趋向于“无历史”，没有扎实的经验根基，亦经常性地低估怀凝与冲突存在的程度。“相比之下，理性的期许/世界观预言：“合作是策略最大化的意外补足之结果，它的完成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绝不可能是信任。”不过，理性的信任观在解释一项事实时也颇有难处；这项事实是：在现实中合作的发生看起来要比模式预测的来得要多一些。当然，与其说特定修辞吁求的失败为理性行动者的替代品提供了证据，还不如说它不过意味着：在被谈论的准则与天津居民的共享价值观之...
• 별 달 밤

  2023-12-12
  信任带来三个关键因素：不确定性、软弱性、在一定条件下终止信任的意愿。首先，正如芭芭拉·米兹塔儿(Barbara Misztal)所说：“信任就是去相信，无所谓不确定。”与货币的未来不确定性有关，这是指：在人们用物品或者服务来交换货币和人们用货币来购买物品或者服务这两个时段之间，货币能否保持其价值。再者，信任方因为信任之行为而变得易于被伤害。对信任的背叛让委托人蒙受损失、付出代价，如货币无法换回商品或者服务时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最后，当前的信任不会必然带来未来的信任：信任本身不同于信仰。查尔斯·萨博(Charles Sabel)指出：“信任让伙伴在当下忠诚行事，但是它没有让伙伴有义务不去大声地问这样的问题：未来，他们是否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仍旧要这样忠诚行事？”
• 별 달 밤

  2023-12-12
  中国货币体系之成分的价值时时处处在变化：即便如此，一些大体上的归纳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如下：1元=0.667两(1两=1.5元)1元=0.40美元(1927年前后)1元=0.35美元(1930年前后)1元=0.20一0.25美元(1933年)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天津，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月收入是14一20元，银行职员每月可挣得40一80元，而像卞白眉这样的银行经理的月薪则高达数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