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传

• DreamZ

  2023-04-17
  中国屡经战乱割据而始终不会彻底分裂，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认同这一点。
• 此又公之功也

  2023-01-25
  就内因而言，文帝对修乐直接干预，指手划脚，还出于他本人对音乐的自负。他年轻时，喜好音乐，弹得一手琵琶，曾经谱写过《地厚》、《天高》二曲，用以表现夫妻之义。这两首歌曲早已失传，仅从标题来看，其对家庭伦理的抒发恐怕只是汉儒伦常学说的老调重弹。这种宣传性音乐能有多高的艺术造诣，姑且不论。重要的是会写小曲不见得就真懂音乐，就算晓得音乐，却未必懂得音律，因为前者属于感性的艺术，后者属于物理的技术。问题是人无自知之明，会弹琴写曲便自以为是，以为这就是懂得音乐、懂得音律，以专家自居，实际上却是个外行。 政治教条和浅近的音乐修养交杂在一起，不但把修乐带上死胡同，而且，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各种乐曲，更把音乐关进幽暗的牢笼子。
• 程雪衣

  2022-05-0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隋朝初期的核心领导均出自原杨坚相府班底，他们积极参加创建隋朝的政治斗争，表现出坚定的政治忠诚与卓越的军才干，因此深得文帝赏识，超常拔擢。他们在北周没有足可称道的权势地位，完全是由于改朝换代才得以一跃而起出将入相，个人的前途命运完全和新王朝紧紧联系在一起。 文帝重用他们，亦在于他们年资尚浅，不具有独立的实力基出，不能向他评功摆好，用起来得心应手。而且，文帝对他们有知遇之恩，除了共同的政治目标之外，权力关系还带有浓厚的私人感情。
• 程雪衣

  2022-05-01
  以上诸例表明，文帝对李德林的倚重主要在于具体的谋略，至于根本性的治国方略，则常相抵触。作为一位务实而性急的政治家，文帝更注重眼前的事务，希望实行的政策是马上能够产生效果的，他要用高度集中的手段迅速克服各种矛盾，甚至采取残酷的高压手段来强求一致与服从，实际上，其思维仍处于战时军事统制的延长线上。因此，他不能允许有碍于政治权力贯彻行使的主张挡路，哪怕是他亲手制定的法律也不例外，这种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只属于君主，臣下百官只能是执行者。然而，这样的界限是很难确定的，所以，君主便会不住地盯着臣下的合法权力，想方设法集中到自己手中，于是，合理的中央集权就蜕变为君主专制，开皇后期演出的正是这一幕。这种近似于迷信的权力万能论，无视强权掩盖下的矛盾激化，又把权力的公正寄托在统治者的自律上，从根本上说，他们更加不现实，更加浪漫而富于空想。可是，对于主张健全权力机制和理性地消化社会矛盾的人，反而被他们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读书人”。李德林种具有独立见解与个性的人，在集权体制下是难以长期生存下去的。
• 程雪衣

  2022-04-30
  李德林与隋文帝关于孝治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建国思想的冲突，是包容与专制、刺激社会发展与国家对社会全面严格干预之争。政治斗争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爆发，它似乎远离社会生活而不起眼，却最终规定社会发展的方向。
• 程雪衣

  2022-04-29
  在诏书中，文帝以为“远人内向，乃事关天”，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归服视为头等大事，其所谓“罄其区域，相率称藩”，并非要整个地实行领土占领，而是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总体臣服理念。贯彻这种理念的措施之一，是“遣子入侍”的侍子制度。侍子一方面具有人质的意义，另一方面更在于通过学习来培养下一代亲隋朝的继承人。在这里，“虽衣冠轨物，未能顿行，而禀训承风，方当从夏”那种用夏变夷、“使其迁善”的文化改造与认同的构想，乃是长远的目标，是达到天下大同的根本途径。
• 程雪衣

  2022-04-27
  平叛（平定尉迟迥等人的叛乱）的胜利，极大增强了杨坚的领导地位，再没有人能够向他提出挑战。造成这样的结果，杨坚当然要感谢尉迟迥。正是这一介武夫冒然摊牌，使得本来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顿时明朗，文武官吏不得不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泾渭分明，不容含糊，这正是杨坚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战争还为杨坚锤炼出一支忠诚的干部队伍，为建立新王朝积蓄下宝贵的人才资源。因此，尉迟迥起兵不但没能挽救周王朝的覆灭，反而使朝廷完全丧失对杨坚的制约，加速其篡权的步伐。
• 程雪衣

  2022-04-24
  杨坚篡周，可以说是北周创业集团第二代人物，利用周政权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领导失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以及政治领袖个人的毛病等因素，依靠皇帝任人唯亲而重用的不纯分子，从权力中枢发动的宫廷政变。这一政变不但没有打断，反而加速了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胜利来得太容易，也使得新王朝不能不全盘继承旧王朝的成就与弊病，从而在巩固胜利成果时不能不格外付出沉重的代价。
• 琵琶鱼

  2021-05-04
  自平陈以后，文帝大大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开皇十三年（593）上半年，文帝连发两道诏令，是规定“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二是“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翌年，再禁民间俗乐。开皇十八年（598），加重对巫蛊的惩处，规定：“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这些禁令其实就两类，一是禁止非法宗教活动；二是禁止非官方的文化活动。这两条看似平行之线延伸至开皇末年而交汇，其结果就是废学与颁舍利于天下。换言之，宗教崇拜是为了现世的领袖崇拜，而非理性的迷信必然辅以愚民政策，迷信与愚民双重变奏，鸣锣开道，乃是为了抬出专制集权的森然轿舆。这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专制政治的一条规律了。在古代，历史从来是被作为活生生的政治学课本的。因此，文化统制往往以禁止私人随意编撰史书与评论时事人物的形式出现。
• 琵琶鱼

  2021-05-04
  综观文帝时代的佛教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平陈以前，文帝利用佛教给其政权技上神权的合法外衣。第二个时期为开皇后十年，以平陈为标志，构建宏伟帝国的事业取得空前胜利，文帝把佛教用作自我神化的工具，迅速走向专制主义。第三个时期为后述的仁寿年间，接踵而至的政治变故，使得自我绝对化的文帝成为孤家寡人，只好依赖奢靡铺张的宗教行为来慰藉心灵的空虚与焦躁，此期的宗教活动缺乏理性，与文帝人生岁暮构成双重的变态。然而，就政治与佛教的关系而言，或者就宗教观来说，文帝始终承认此世与彼世各自的存在与区别，他在给佛教高僧的书函，或者是关于佛教的政令，一般都以佛弟子自称。他只是想把彼岸的精神引入此岸，以此统一大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并不想把两个世界混为一体。他还企图把一些儒家观念与佛教义理相结合，强调宗教虔诚般的忠孝观念。这种对纵向关系的片面强调，也是他晚年迅速滑向专制集权的思想渊源。面对重新统一意识形态的艰巨任务，文帝显露出理论的贫乏，缺少宽容、远见和耐心。开皇十年（590）月，也就是刚刚赢得统一战争伟大胜利后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文帝兴高采烈地巡幸并州，与秦王等人宴饮即席赋诗：红颜讵几，玉貌须臾。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这首颇带感伤情调的四言诗，反映出文帝世事无常的思想，那怕是面对巨大的胜利，他还是感到世事沧桑，难以把握。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要努力通过建功立业去把握未来，用外在的“有为”来克服内在的空无。这是个人对苍茫世界的无奈与焦躁。其思想与其行为的背离，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领悟佛学的真谛。所以，他虽然处处表现出佛教崇拜，但根子却是陈旧的伦理道德。思想上的悖论偏执与事业成就而日益加深，内心焦躁更使得文帝失去把平衡的自制力，为排遣空虚而日益耽迷于佛事。
• 琵琶鱼

  2021-05-04
  道教图谶与政治家相互利用，使得道教始终处于既受利用又受限制的尴尬境地，被视为实用工具，这就决定它不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隋朝名士李士谦曾对当时的三教关系概括道：“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王劭以儒士身份而不得不编造图谶符命取宠，说明李士谦的生动比喻确实道出隋代宗教的实际情况。
• 琵琶鱼

  2021-05-04
  从社会思想发展的阶段而言，经过魏晋儒家礼崩乐坏而至南北朝，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思想相互碰撞，逐步形成儒、佛、道三教合流的大趋势北魏和北周对佛教的镇压，从反面促进佛教在社会基层的普及而日益深入人心。因此，当意识形态随着社会演进而走向统一的时候，必定会循着三教合流的轨道前进。这既是思想发展的趋势也是政治发展之所需。所谓“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说明隋文帝的宗教政策是根据政治需要制定的，故奖道教亦属必然，“至隋室道教复振，文帝开皇中诏重修二庙，择羽流，累致墨词，以祈景福。于是朝野奉焉"。
• 琵琶鱼

  2021-05-04
  从社会思想发展的阶段而言，经过魏晋儒家礼崩乐坏而至南北朝，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思想相互碰撞，逐步形成儒、佛、道三教合流的大趋势北魏和北周对佛教的镇压，从反面促进佛教在社会基层的普及而日益深入人心。因此，当意识形态随着社会演进而走向统一的时候，必定会循着三教合流的轨道前进。这既是思想发展的趋势也是政治发展之所需。所谓“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说明隋文帝的宗教政策是根据政治需要制定的，故奖道教亦属必然，“至隋室道教复振，文帝开皇中诏重修二庙，择羽流，累致墨词，以祈景福。于是朝野奉焉"。
• 琵琶鱼

  2021-05-04
  隋文帝为了克服长期的分裂，采取了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不仅集政治、军事之权，而且也集经济、文化之权，把政治摆到压倒切的高度，凡事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因此，其财政政策自然也表现出高度集权的原则，把财富集中于国家，积聚起无与伦比的仓储，以至到唐朝还能供应五、六十年！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革命性进展，社会生产总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财富的高度集中势必造成百姓的相对贫穷，因此，其抵御自然与社会灾变的能力必然低落，有风浪，很快就超出其承受限度，酿成巨变。隋朝短祚，与此有着重大关系。
• 琵琶鱼

  2021-05-04
  汉武帝征讨匈奴胜利后，东方世界的国家或民族间关系就是以汉朝为轴心展开的。这时期的关系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汉王朝为中心；第二，以文化（语言、文字、制度、礼仪等）传播为纽带；第三，通过册封建立上下君臣关系和交往的道义原则；第四，政治上的服从与军事上的占领相结合等，西晋崩溃后，中国四分五裂，对于周边民族政权，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汉代所建立的关系体系彻底崩溃，哪怕存在表面上的对外册封，也是徒具形式，更多则是被册封者为了借助册封者的权威来加强对内统治的需要而要求的。对于东方世界而言，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权威和约力的政治中心，其结果是各个民族，国家相互间关系完全建立在现实利益与军事实力之上，交相征伐，弱肉强食。在此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所构建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固然有利于中国，但也有助于维护周边诸族及各国间关系的和平与稳定。隋朝对周边民族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保证边境的长久和平、为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敌人臣服，建立上下君臣关系，而具有实质意的册封则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隋朝主张的是臣服不是征服，它不伴带扩张和经济掠夺，相反，周边各族和国家通朝贡而获得大量馈赠，在经济上往往不利于隋王朝。所以，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强调政治上的服从，力图提高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化程度，通过“用夏变夷”来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向心力取代汉代实行的领土占领政策。因此，隋朝的对外政策更具有广泛的适应力与包容性。
• 琵琶鱼

  2021-05-04
  对于热衷于集权的人，政治权力的诱惑使他失去政治远见，不懂得政治权力必须通过制度与法律权威来保障，当政治权力好不风光地践踏法律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是在作贱自己。
• 程雪衣

  2022-04-22
  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坞壁兴起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强宗大族控制乡村的重要支柱，还在于贯彻一系列体现共同体的理念原则。这实际上包含着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新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蕴含着构建未来社会的养料。因此，政治清明，一定程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对人身权利的保障，把一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理念升华融入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才能使新政权获得稳固的基础。换言之，在推进政治与经济统一的时候，还必须达成更加深层的文化统一，隋朝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后，势必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总结，并开启一代风气。艰巨的任务要求隋朝统治者必须具备兼收并蓄的胸襟，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对现实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进程。然而，与破碎山河几无二致的是，长期分裂造成的道德沦丧和个人对社会的离异，使得文化重建的基础是那样的脆弱。
• 琵琶鱼

  2021-05-04
  国家伦理为度，审查各种社会活动，由官僚来判定是非禁放。这样一来，政治专制便得到伦理的支持，如虎添翼，社会完全被纳入政治和道德所规定的双重框框里，整齐而有序，规规矩矩，按部就班，江山稳固，万民归心。这完全是统治者所追求的田园诗篇，与长期动乱破坏而造成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相当合拍，然而，它却经常室息刺激社会经济文化蓬勃向上的发展因素。而且，谁能保证君主官僚总是清明公正的呢？隋朝因集权而强太，也因集权过度而灭亡。李德林与隋文帝关于孝治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建国思想的冲突，是包容与专制、刺激社会发展与国家对社会全面严格预之争。政治斗争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爆发，它似乎远离社会生活而不起眼，但最终规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专制集权与全面干预社会生活，是隋代的主旋律。
• 琵琶鱼

  2021-05-04
  强权主义者从来都迷信于暴力所带来的急功近利，他们总想欺凌弱者和掠夺财富，用武力的辉煌来遮掩深刻的矛盾。可是一旦战事不顺，潜在的矛盾就在顷刻之间演变为现实的危机。
• 九璃

  2014-12-26
  对于东方世界而言，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权威和约束力的政治中心，其结果是各个民族、国家相互间关系完全建立在现实利益与军事实力之上，交相征伐，弱肉强食。在此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所构建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固然有利于中国，但也有助于维护周边诸族各国间关系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