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西方（译文经典）

• claire_lynn

  2020-06-01
  3。问：美国对战争的强烈支持，是否主要归因于原教自主义的心态差异，或者更多应归因于媒体影响？哈：如果说到政治的可诱导性、对老大哥宣传的敏感性，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易受影响。对大众的动员和对“9：1”的整体化的媒体炒作，可能和那种迄今为止未受伤害的历史经验有关，但并不直接和心态差异有关。19%5年以来，我经常去美国，每次会在那里待上一个学期。在我的印象里，给公开政治论争的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限。由政府官员来影响民意以及爱国主义随波逐流的程度，是我以前认为不可能出现的，至少不会出现在自由的美国。然而，在这片多民族的大陆上，离心力也从未如此之强。自1989年以来少了一个外部敌人，而外部敌人的一个隐藏功能就是可以压制国内矛盾。华盛顿的一些人可能乐意看到恐怖主义取代了这一角色。
• FACT

  2019-05-27
  现代理性法( Vernunftrecht)中的理性，并不能使自身成为普适的“价值”。价值不同于商品，后者可以在全球进行分配并向世界输出。价值——以及那些依赖全球承认的价值——并不是空泛的，而是在特定文化生活方式的规范性秩序与实践中获得其约束力。
• FACT

  2019-05-27
  霸权的单边主义即便是可行的，也不乏副作用。按照其自身的标准，它也不希望出现这些副作用。政治权力越是利用军事、情报和警察的力量，作为世界范围内文明塑造力量的政治就越会受到掣肘，并会威胁到其使命，即用自由观念改善这个世界。在美国，今天一个“战争总统”的持续统治已然削弱了法治国家的基础。
• FACT

  2019-05-27
  今天，规范性的异议正在分裂西方。可是，当时是1909年4月，欧陆国家和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之间对于正当化策略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分歧。一方面人们从斯雷布列尼察惨案学到的一点是，武装干预要弥合在之前行动中出现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鸿沟，这样才能在实现体制化的世界公民权道路上有所进展;而另一方面，人们却满足于以下规范性目标，即要将自身的自由秩序传播到他处，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当时，我将这一差异归因于不同的法律思想传统——一方是康德的世界主义，另一方是约翰・密尔的自由民族主义。
• FACT

  2019-05-26
  谁需要英雄以及为什么需要英雄。在无伤大雅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布莱希特的警示：“怜悯那需要英雄的国家吧。”
• FACT

  2019-05-26
  道德的和法律的普遍主义在以下意义上是不可超越的——你可以批判充满错误的实践，但要先提出你自己的标准。
• FACT

  2019-05-26
  我们只需要能够理解，一种阐释世界的语言所要满足的条件中包含了什么。但是，这种表述至多符合这样一种初始状态，即它要努力成为一种诠释，因为它使得参与者认识到其初始诠释视角的单边性。对话参与者要与这种理解困难做斗争，这样才能够拓展诸种视角并最终使它们达成一致，因为他们在接受“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对话角色过程中，已经参与了一种根本对称性的建构。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言语情景( Sprechsituation)都要求这种对称性。每个有资格的言说者已经学会如何运用人称代词系统，同时也已经获得了在对话中转换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的能力。在这种彼此的视角接受活动中，合作产生了一种共同的阐释视域。在该视域中，双方才能建立起种交互主体的共有解释，而不是种族中心意义上纳入式的或转化式的解释。此外，这个解释学模型说明，只有当理解尝试在相互的视角接受的对等条件下进行时，它才有成功的希望。有好的意图，没有明显的暴力，这些都是有所助益的，但是它们并不充分。如果没有一个非扭曲的、不受潜在权力关系控制的交往环境，其结果总有强制之嫌。选择性、拓展能力和修正的需求，当然最多通常只表达人类难以避免的可错性( Fallibilitat)，但是，它们经常无法与那种盲目的瞬间相区分——解释总是要归因于对强者暴力的屈从。在此意义上，交往总是充满岐义的，同样一种表达总隐含了暴力。然而，如果人们想要根据这种描述来对交往进行本体论化，如果人们在其中仅仅看到了暴力就误解其本质:那种批判力量一即要打破暴力并防止它以新的形式再生——要包含在理解的目标之中，并且包含在我们对该目标的态度之中。
• FACT

  2019-05-26
  如果不能在政治上对失控的资本主义进行抑制，那么世界社会的破坏性分层( Stratification)就会难以掌控。全球经济的发展动力是不一致的，它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至少应当得到均衡——我指的是整个地区及整个大陆的衰落和贫困化。这不仅关系到歧视、对其他文化的侮辱和贬低。“文化冲突”( Kampf der Kulturen)通常只是表象，在它后面隐藏着西方切实的物质利益，例如对石油产量的支配权和能源运输的安全。
• FACT

  2019-05-26
  在交往的日常实践中，人们必须建立信任资本( Vertrauenskapital)。只有如此，随后，媒体、学校和家庭中的广泛有效的启蒙才能开展。这种启蒙必须从自身的政治文化前提出发。
• FACT

  2019-05-26
  如果西方打算仅仅用人权来促进国外市场的自由出口，而在本国内则放松新自由主义的划分——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空洞的世俗化——实际上，她的自我呈现是缺乏规范性内核的。
• FACT

  2019-05-26
  只有当人们回忆起痴迷暴力的殖民历史，武断的地理划分，还有处于对抗中的大国依然把阿富汗视为工具时，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切。但是，塔利班已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了。
• FACT

  2019-05-2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和平的、怀旧的、某种程度上天真的时代终结了。一战开启了一个全面战争和全面压迫、野蛮的机械化以及官僚制度集体谋杀的时代。当时可能流传着这样一种预兆。只有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才能知道在曼哈顿南部那幢资本主义堡垒的象征性倒塌，是否意味着那种具有深刻意义的转折，或者这场灾难仅仅在非人性的戏剧性意义上证明了我们这个复杂的文明众所周知的弱点。
• FACT

  2019-05-26
  “在这种彼此视角接受的活动中合作，才能产生出一种共同的阐释视域”，进而才能在该视域中建立起一种交互主体的共有解释。
• FACT

  2019-05-26
  交往行为理论的前提是更为敏感和脆弱的。他承认“日常共存的实践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信念、文化自明性和相互预期的基础之上”，但这种实践会“因为交往障碍、误解和不理解、不真诚及误导而产生冲突”。基于这样的判断，哈贝马斯提出西方政治必须学会修正自身，还要学会在面对其他文化时如何呈现自我，后者尤为根本。
• FACT

  2019-05-26
  出现分裂的不仅是西方，而是整个世界。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内部都隐藏了一条分裂带，要么是种族，要么是信仰，要么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的立场是清晰而坚定的：要彻底地反对单边主义的霸权，绝对不能采用另一种单边主义的特殊立场，即不能用任何民族、国家的一己私利来替代整个人类的福祉，也不能将单个国家的道德标准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法则。在他看来，走出目前困境的途径只有国际法的宪法化。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坦承他是康德的继承人。
• 乘风好去

  2021-01-10
  一些人甚至将1945年之后无可争的美国国际主义的国际法政策，理解为将其国家法律秩序拓展到全球的霸权努力，即用国内法来替代国际法，认为“美国为世界的其他地方而发展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并不是为其自己”。这样看来，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政策一一要依赖于海外的盟友，避免“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式的孤立主义，因此已经卷入了其欧洲盟友的权力政治之中ー一接近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布什似乎同时继承了两个传统美国使命的理想主义和杰斐逊的现实主义，后者警告过会出现“纠缠不清的盟友”(entangling alliances)。布什以新自由世界精神的名义，单边地实现了国家空间秩序和安全利益，因为他将这种秩序视为美国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当这种精神的全球化首次替代国际社会的法律时，那被称为国际法的一切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帝国法。 1989、1990年以来，对美国国际法政策的批判性解读建立在上述证据之上，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用来为匆忙建立的情的连续性护世界社会充满了不平等、文化差异和不同步，但又因为系统性的压力而日益融合。这一世界中的权力分布是高度不对称的，其本身充满了歧义。如果能从超级大国的政治决定中看出明白无误的意图来，那才是值得注意的。让我们假设一种反事实的情况，即超级大国将自身理解为国际法宪法化的先驱，进而推进联合国改革，将建立个以政治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社会这一目标与其自身的利益协调起来，并愿意遵从既有的程序。即便是在这种理想状况下，也不能立刻从以霸权来推动的国际关系的法律化的单个步骤中，看出其背后是否还在保卫权力的非对称性。即便霸权法也还是法律。当然，那些目睹了困难实验的良好结果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赞扬这种友好且具有远见的霸权(Hegemon)。那些经历了这一过程但缺乏先见之明的人则会将这段历史看作充满歧义的混合一一一方面是宪法化，另一方...
• FACT

  2019-05-26
  无疑，我们生活在和平而富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在这里]依然有社会不平等和令人羞辱的歧视、贫困化、边缘化。这一切都具有结构性的、某种程度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暴力。恰恰因为我们的社会关系充斥着暴力、战略行动和操纵，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两件事；一方面，我们的日常共存的实践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信念( Hintergrunduberzeugung)、文化自明性( Selbstverstandlichkeit)和相互预期的基础之上。在此，行为协调是通过熟悉的语言游戏来对彼此提出的，或者至少是含蓄承认的有效性诉求而起作用的——在或多或少具备正当理由的公共空间中。另一方面，交往障碍、误解和不理解、不真诚和误导会产生冲突。如果冲突的结果太过痛苦，就会需要医生，或者诉诸法庭来解决。暴力始于受干扰的交往，后者因无法克制的相互不信任而导致交往破裂。但是，一旦带有交往障碍的暴力开始了，在它爆发之后，人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出了问题以及如何去修正。
• FACT

  2019-05-26
  哈贝马斯看来，小布什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立场，即在国际正义问题上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与伦理来代替积极权利，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老帝国错误的普遍主义之中。
• FACT

  2019-05-26
  哈贝马斯意识到，这种分裂的断层线贯穿了多个层面。在欧洲内部，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和新加入的(准)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的“速度差”，德国和波兰的心态差异可以视为这一裂隙的例证。因此，如何超越单个民族国家形成某种“欧洲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是欧洲的迫切任务。在冷峻的观察中，哈贝马斯还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悲观，他认为对未来欧洲抽象的、不遗余力的‘愿景’不会从天而降。今天，它只能从走投无路的不安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