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

• 百器徒然

  2021-09-16
  他说：“全镇村民人均年收入，今年我乡上报到县的数目是792元。”我插话问：“我在河南各乡村采访，据他们说，各村上报到乡、各乡上报到县的人均纯收入数，通常都有一定的水分。你们乡镇有无这种情况呢？”镇长沉默一会，说：“水分嘛，总是难免的。”我又问：“你是分管农业的镇长，对农业情况一定是很熟悉的，那么在你看来，全镇村民实际人均年纯收入是多少呢？”他说：“要准确统计全镇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是十分困难的。分田到户后，各家分散经营。种植结构也有些许差异。打工、经商收入史难估计。据我的粗略估计，就农业这一块而言，全镇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在400～500元之间。我镇近三年来，连遭旱灾。三年六熟，有五熟不同程度地歉收，其中二熟歉收严重。全镇村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恐怕在400元左右。这是实话实说。外出打工这块收入，各农户之间差异很大，山地村民与川地村民的情况也很不一样。山地村民，交通相对闭塞，世代守着土地，只知向土地上投放劳力，外界可以利用的亲友关系甚少，故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远比交通比较便利的川地村民低。至于办小厂与经商的村民，全镇毕竟是极少数。这一块收入极难估算。所以，人均年纯收入是个随意性很大的数字。”我追问道：“那么你们今年上报的792元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呢？”镇长说：“主要的依据是去年上报的数目，再增加一个百分比，便是今年的上报数。”听闻此言，我着实吃惊。于是又问：“地不增产，且不加宽，而上报数年年递增，为什么要这样弄虚作假呢？”他苦笑一下说：“问题很简单，我镇五六年来，镇党委书记换了三位，如今已是第四位。差不多一两年换一任。每任调离时，上报的人均年纯收入数总不见得与接任时完全一样啊！再说，辛辛苦苦干了一两年，总有点成绩吧。这个成绩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这个人均年纯收入增长量。五六年前，我镇上报的人均年纯收入大概是500元多一点。每年增长8%或10%，五六年下来，不是增加到800来元了吗？实际情...
• 百器徒然

  2021-09-03
  我们要了一瓶啤酒，三盘炒菜，顺便与一服务小姐——一位十七八岁的乡村姑娘——聊天。她的老家在巩义市40里外的大峪沟。前几个月，经熟人介绍来此做招待员，月薪二三百元，管吃、管住。这里的“老板”待她挺好的，她很满意这里的工作。以前，她在洛阳给人做保姆，工作很不稳定。她说，她初中一年级便辍学，原因是学费太贵，交不起。山区中学，往返不便，一般都要住读。学生自备粮食，全年需交纳各种费用1000余元。学校克扣学生伙食费，因而伙食甚差，学生普遍营养不良。农忙时节，老师们常差遣学生们去耕种老师的责任田，而作业往往交给家长或成绩好的学生去批改。她说，她的那个班级，到初中二年级时，大部分学生都退学了。
• 守拙

  2021-02-21
  在他们的情况介绍中，有几点值得重视：为落实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乡村干部使用各种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从罚款到体罚；从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人”的重要来源。某县计生委按人均10元指标分摊到各乡镇，并要求各乡镇政府预先垫付缴纳。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若县按人均10元分推，则乡镇必须按人均50元征收。各乡镇超生率有高有低，超生率低的乡镇，超生者的罚款量势必更高，征款任务势必更重。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两级机构日趋膨胀，冗员日趋增多，如今乡镇党政人员，通常一二百人。在缺乏乡镇企业税收支持的乡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基本原因。在“奔小康”、“现代化”、“争一流”、“赶超”的口号下，浮夸风越刮越烈，这与1958年的浮夸风十分相似。
• 沐沐

  2018-10-21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
• 已注销

  2018-08-04
  一是低能，二是懒惰，三是疾病。“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
• 已注销

  2018-08-04
  自由与富裕，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样最重要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人得了自由而任性枉为，目无法纪、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富裕，心怀嫉妒与不满。
• 已注销

  2018-08-04
  中国的百姓，既要富裕，又要安全，还要一点平均主义。
• 已注销

  2018-08-04
  我被请入党校，等于获得了进入河南各调查现场的通行证。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 已注销

  2018-08-04
  心理事件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或重复而有快慢之分。中国各种组织管理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组织内部协调成本太高，因而办事效率太低。
• 百器徒然

  2021-09-14
  我说：“我在贵县跑了四个乡镇，看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本县的计划外超生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我用肯定句替代疑问句，用“基本得到控制”取代“初步得到控制”，完全是出于谨慎。然而，W副书记的回答却惊人地坦率，“还是这样说吧：基本上控制在二胎之内。超生一胎还是很普遍。超生二胎确实逐年减少，但也不能说得到完全控制。只生一胎的农户，也不是很多。农民嘛，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十分强烈。前些年的那种搞法，拆屋牵牛，搬粮抓人，弄得党群、干群关系十分紧张，这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近两年来正规化、制度化一些了。我曾与各乡镇分管计划生育的同志讨论过这一问题，最普遍的看法是，要农民只生一胎，不太现实，工作难度极大。结果有权的凭关系超生，有钱的买个指标来生。没权、没钱、没关系的就逃着生。弄得鸡飞狗跳，问题不少。说实在的，如果中央规定‘提倡一胎，只允许二胎，超生重罚’，那我们的工作要好做得多。因为如今绝大多数农民会接受这一政策。你想想看，如有百对年轻夫妇，头一胎各生50名男婴，50名女婴。生男婴的50对夫妇中，有不愿再生的那很好，要再生一胎的，也允许，这样他们就很高兴了。生女婴的50对夫妇，肯定想再生一胎，其中25对生了男孩，他们就不愿再生了。其中25对夫妇又生了女孩，给她结扎掉，他（她）们也没有话好说。再加上各种防范检查措施到位与重罚，控制二胎外超生是容易做到的。只准许生一胎，搞得干部们很苦，农民们很怨，难度太大了。”
• 百器徒然

  2021-09-13
  参观结束后，我问起废水处理情况。厂长说：“废水直接排入惠济河，每年上缴环保部门近10万元的排污费。”我说：“中央不是明令要坚决关闭治污不达标的企业吗？”厂长说：“要关闭的是年生产能力在5000吨以下的造纸厂，我们不在此例。”随后又补充说：“据我所知，就是5000吨以下的造纸厂，在检查团走后，又悄悄恢复生产了。已经投入数百上千万的乡村企业，怎么能说关就关？设备闲置怎么办？职工下岗怎么办？银行贷款由谁归还？乡、县财政怎么办？大办乡村企业，脱贫致富，不也是中央的号召吗？”我说：“淮河数百条大小支流，多半已受造纸厂与皮件厂的废水污染，如果惠济河完全成了一条地上臭水沟，这总是一个问题呀！”厂长说：“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要我们乡镇企业自己出资建污水处理车间，据说得花几百万元，我们哪来这笔钱呢？”
• 百器徒然

  2021-09-08
  最令他担忧发愁的是三个渐渐长大的孩子。长女20岁，过几年出嫁，次子还在读初一，问题不很大，眼下最令他发愁的是17岁的长子（因家庭经济问题而辍学在家务农）。替儿子盖房娶老婆是做父母的义务，但家里只有三间老屋，一间配房（还是他们结婚时建的），一间代销店，因此，儿子娶媳妇，必须新盖房子。“如今农村结婚，哪是我们穷人结得起的？！盖房子要什么新式的，起码得二三万元，办个酒席，得万把元，送个聘礼也起码得万把元，没有四五万元钱，根本娶不到老婆。像我一家五口，就靠田里、家里的这点收入，就是不吃不喝不上缴，全年只有四五千元。除了上缴，只能图个温饱，供孩子读书都有困难，到哪里去搞四五万元钱，但如今农村风气就是这个样子。姑娘进门，先看你家的房子盖得怎么样，对方父母看你礼送了多少，还要买什么电视机、电冰箱什么的。这个风气都是给城里人、有钱人搞坏了。这可不把我们穷人逼到绝路上去。”
• 百器徒然

  2021-09-08
  年前，本不该怀孕的妻子却怀了孕，（他48岁，妻45岁，已生有一女二男，长女20岁，长子17岁，次子14岁），被乡计生办叫去打了胎，并结了扎，“这我也没有意见，本来我早已不再想生孩子了，但乡里设备差，又马虎，从此留下一身病，不能再下地干活，只能在家里做点轻便事”。我问：“这病去治过没有？”他说：“治过，到县医院治过，治不好。”我建议说：“应到大城市去治。”他摇摇头说：“哪有钱到那里去治病。”我说：“这是医疗事故，你可向乡计生办提出赔偿要求嘛。”他说：“赔偿？！哪有这等好事？像我老婆这样被结扎坏了的，全乡还有好几口人呢！”看得出来，这对夫妇对医疗事故、民事诉讼与经济赔偿此类行为方式没有丝毫概念，只当做“霉气”之事，认了。结扎手术使其妻丧失劳动能力，这对农家意味着什么，那是可以想见的。
• 知鱼

  2021-07-29
  有组织方有管理，而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分工协作以完成非单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故“所做之事”为组织目的，分工协作是其方法。管理的实质在于，尽可能地降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以提高办事效率。中国各种组织管理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组织内部协调成本太高，因而办事效率太低。因此，中国管理学的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各种组织内部协调成本高昂的种原因。
• 守拙

  2021-02-21
  如今，从穷乡僻壤到繁华都市，到处充塞着希望一夜致富的骚动人群。用加快发展经济来满足更多的欲求，这是一回事；总有更多的欲求得不到满足，又是另一回事。那么如何来对付这些注定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欲求呢？
• Pluto

  2020-11-24
  我现在所担心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党政内腐败现象的蔓延本身，是否意味着中国已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拥有政治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政治既得利益集团能允许他们管辖治理下的民众表达并实现自身利益的要求吗？就我现在所关心的问题而言，我想考察并研究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生活本身到底发生了何种新的变化，确切地说，社会民主意识与能力的发育情况。中国的农民、工人与其他各社会阶层的人们在面临各种小而现实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是否正在放弃传统的方式，而采用一种新的有效的方法去解决。他们是否在相似的利益内看出了共同利益，他们用什么新程序、新方法去解决他们的共同问题。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断从西方输入新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但民众实际所使用的还是老办法。
• Pluto

  2020-11-24
  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地方最末一级基层政权由县下移到乡镇。但乡镇虽名为一级政府，从其机构设置及职能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县的派出机构。故而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县一级党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若从乡村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县也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社会文化单元。我们对家族、村落或以集镇为中心的若干村落群的研究，都不能取代对县的研究。县，既是一个相对完整且独立的乡村社会单元，也是一个相对完整与独立的行政辖区，甚至是一个具有自己历史、语言、文化传统的单元。
• Pluto

  2020-11-24
  传统村落文化中的家庭至上主义，缺乏协作合作的精神，以及市场经济固有的本性——把群体成员从他们各自所属的集体中揪出来成为在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个性——使得南街、竹林这类村民集体成为一个十分孤立的“典型”：只供参观，但无法效仿。
• Pluto

  2020-11-24
  关于村落传统文化，王洪彬说：“南街的农民决不是沿海一带的农民。开放意识、思想观念和沿海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都有距离。咱们南街村不少人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的思想观念。我不以为传统观念和作风都是错误的，很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必须继续保持与发扬。”南街村为分配集体福利而建立“十星级评比”活动，每月一次。在十项评比标准中，有思想品德、尊师重教、家庭伦理、邻里关系与造福乡里。这与古代乡村社会的村规民约没有什么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南街村集体组织内部的权力来源与运作方式，干部与村民关系，带有极其浓厚的村落传统伦理特征。
• 百器徒然

  2021-09-02
  造成农户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家里缺劳力，或长年患病。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二是超生罚款。超生一胎，罚款4100元，分7年还清；超生两胎罚款11000元，分14年还清。一家节衣缩食，一年仅有的一点积余都给罚走了，哪能不穷。（我没有追问本村的超生及罚款情况）谈及超生罚款，李永成补充了一段曾一度在地方官吏中流行的宣传口号：1.“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2.“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听起来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