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
最新书摘：
-
Radiumoon2021-05-04最后在瓦格纳的乐剧中看到悲剧的觉醒从而有望消灭病态文化。摆在现代人面前的问题跟希腊人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他们需要驯服酒神——使其在文化领域能够有所贡献——而我们则需要冲破现代文化的重重枷锁，将自己重新投入酒神感性的原始生命力量的怀抱之中。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控制自然的欲望，但是却完全失去了我们想要控制的东西一一这个启示是21世纪仍在讨论的话题。
-
Radiumoon2021-05-04这个时代是推理和逻辑（ logos）的时代，逻辑这个不断扩张的霸权文化代表（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意识深得逻辑的真传，理论人也出场了）抑制了两个神话力量的交互，这个时代病入膏肓，而尼采研究的就是这场疾病（参见第4节）。日神和酒神，这两个在神话中平起平坐的伙伴之间的竞争被打断了，一股失去控制的、尼采称之为病态的逻辑动力将他们逼入地下（参见第1节及第13节）。第一部分描绘了悲剧的兴衰，尼采认为悲剧这种文学形式象征着一种形而上学式可持续的世界观。第二部分描写了这种象征形式逐渐衰败、死亡，最后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意义模糊的基本人类学；最后文章试图创建悲剧复兴的条件。然而，悲剧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到希腊生活的前意识状态。相反，重建悲剧是在现代条件下使前意识的悲剧世界观重生。由于历史的时钟不可能往回调，因此必须要推动它向前进。瓦格纳的乐剧（ music drama）开始被推崇，这是一种激进的、现代的、高度合成的艺术形式，通过它我们可以从悲剧视角看待生存，这种视角是从意识内部滋生出来的。在现代，最高级别的意识形式，即抽象科学逻辑和“系统”哲学，已经卓有成效，为悲剧的重生创造了丰饶的环境。前面提到海因里希冯・克菜斯特在1810年的论文中，提出匹配历史事件这个概念，该论文的论题是，在人类本能被抽象所遏制、被推理所管辖的时代，如何重返艺术的纯净。
-
Radiumoon2021-05-04尼采与瓦格纳联手对抗当时的平庸文化及学术狭隘主义，这做法使他的这本书陷入极大的危险境地。这是因为尼采一瓦格纳联盟所能提供的支持与慰藉（尼采受益更多1）只存在于联盟维系的时候。一旦联盟破裂，这个支持与慰藉将不复存在。这个联盟鼓励尼采激进鲁莽，使他后来独立之后，更加孤立无援。从1870年代中期开始，尼采感到孤独，因为他意识到瓦格纳无法再帮他对抗庸俗的社会现状。尼采这时意识到，瓦格纳从来都不是文化复兴的先驱者，他在《悲剧的诞生》中错误地认为，瓦格纳与埃斯库罗斯一样，有“颂神戏剧家”的特质。尼采此刻意识到，瓦格纳甚至连现代作曲家都算不上，他的作曲完全沉浸在浪漫主义传统里。“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将变成基督徒，”尼采在《自我批评的尝试》第7节中这样总结道。在一段时间内，尼采成功地对公众隐藏了他对瓦格纳态度的转变，只有瓦格纳本人注意到尼采在1876年《不合时宜的沉思》（ Untimely Meditations）最后一篇《瓦格纳在拜罗伊特（ Wagner in Bayreuth）中，对其明褒实贬。
-
Radiumoon2021-05-04该书定义的美学范畴不包括社会范畴及政治范畴。因此，《悲剧的诞生》一书符合当时欧洲文化和文学论的趋势，将美学比喻为对抗大众文化的堡垒，以抵抗工业化、商品化、民主化，以及廉价商品的低劣质量对各种文化产品的入侵。换句话说，可以认为《悲剧的诞生》是德国对欧洲象征主义及审美主义运动的贡献。这些运动反对的是当时流行于艺术和文学界的自然主义准则，这一19世纪早期现实主义的极端形式。因为《悲剧的诞生》旨与在创造一种美学的形而上学形式，它自然是德国哲学文化的产物，同时它与法国和英国以美学方式抵抗现代性的做法相吻合，这些做法被很多人在作品中提到，比如查尔斯・波德莱尔（18211867）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1857年的《恶之花》（ Fleurs du mal）1诗集，以及沃尔特・佩特（ Walter Pa，1839-1894）1873年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2结尾中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