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最新书摘：
-
samaranch2022-04-24向来所谓五谷者，即黍、稷、稻、麦、粱。
-
samaranch2022-04-22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完全，唯有中国的历史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未来欲对世界学术大有贡献的，最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
-
samaranch2022-04-22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
samaranch2022-04-22叶兄欲先师之学得以传世，自1991年8月，迄1993年1月，两年半间，精心整理、补释两科经济史讲稿，以流畅易读之文笔书之，逐日刊于《信报》。兹为广流传，汇为一集，名曰《中国经济史》。
-
seeking2021-12-21中国古代之城散开而并不连。“国”与“国”之间为游牧之人所居、谓之“狄”。古代封建时期，农、牧之民兼有，直至战国时土地大加开发后，大部分人民オ以农业为主。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便是戎狄，其他则为耕织之民。华夏为防御游牧人入侵，故筑沟建墙以居。此耕织之民便是华夏其实，华夏与游牧，均为中国人，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华夏是固定居住的农民而已。其不同只在文化生活方面。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里先生亦同意此见解。
-
目送飞鸿2021-09-20十二、唐代主要流通之货币 唐高祖武德四年以前，仍行使隋代五铢钱及其他古钱。四年才开始铸造“开元通宝”。其实用“开元”两字并非唐玄宗的开元年号。用“开元”两字是表示唐代铸钱币发端及首创之意。“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秋公羊传》上就有这样的解释。铸钱上的“开元通宝”四字，文字精美，相传为当时大书法家欧阳询所写，世称“欧体”。由于“开元”不是年号，所以也可读作“开通元宝”。
-
目送飞鸿2021-09-20二、唐代经济制度优于汉 汉、唐两代经济政策不同，汉代对大商贾重征商税，不许社会有大富之现象。但唐代每丁给田80亩，每家100亩，给予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如欲富裕，则亦不加限制，听任人民各自去打算发财。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如划成两条平行的水平线，一条为上水平线，另一为下水平线。汉代是不准人民冲破上水平线，但不理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 唐代则听任人民可冲破上水平线，但不让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两者相比，唐代为优。
-
目送飞鸿2021-09-20一、君臣同心创贞观盛世 但若论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并不比炀帝时为佳。盖因隋代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的18年中，群雄蜂起，拥众逾15万者，有50余人，天下大乱，民间已极残破。 贞观元年，关中饥荒，斗米值绢一匹；二年蝗灾，政府所收租谷，尚未存入粮仓，已要取出赈济；三年水灾；到四年始有丰年，四处流散之民众才得归乡。贞观十一年时，魏征上疏谓，隋代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唐代无法比拟。马周上疏亦说当时之户口不及隋代十分之一。 贞观时人口不满300万户，要到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才增至380万户，而隋代开皇年间已有870万户。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才有961万9000余户，进入唐代极盛时期，始足与隋代相比。 历代人口数目，虽有隐漏或虚报，不可尽信，但大体上可看出世运之盛衰与升降。 唐太宗时，因君臣时时以隋之亡相警惕，遂不敢骄纵荒佚，致成治世。到玄宗时，进入隋代般的富庶，造成天宝之乱，与隋炀帝时代颇为相似。
-
Chandler2021-08-23董仲舒亦反对官吏经商货殖。他认为，身居高位食厚禄的人，借着权贵的资力，尚要与人民争利，是不当的。如此则人民只有贫穷愁苦，以致不能乐生而走险犯法，刑罚因而加重，奸邪不可胜数，人民便无法安居乐业。
-
Chandler2021-08-23当时任官之途有“任子”与“算赀”两种方法，“任子”是父为大官，其子亦可世袭为大官，有如封建时代之贵族世袭。“算赀”是向政府付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即可做大官。因此这些有钱的资产阶级便成为新贵族。董仲舒以为上述两法进入仕途者，极不正常，且良莠不齐，故主张每年由列侯或郡太守选出贤者推荐给中央政府以便任用。
-
Chandler2021-08-23董仲舒重道德而轻物质，故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把重财利与否作为区别“大夫”和“庶人”的标准，所以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所以他把经营商业和搞生产手工业的人视为“庶人”，主张对这些人要施以教化。
-
Chandler2021-08-23司马迁指出“致富”是人人的共性。追求财富，在私有社会中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司马迁同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13的主张。他发挥了管子思想中对“礼”的见解，认为如无物质经济基础，便难以建立社会道德。
-
Chandler2021-08-23司马迁对农、虞、工、商等各业人士，等同视之。他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意即有了农人才有食物，有了虞人才能取出矿藏，有了工匠才能制成各种物品，有了商人才可流通货物。遂使中国各地出产木材、竹子、谷、苎麻、牦牛毛、玉石、鱼盐、漆、丝、柟梓、姜、桂、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齿革、马、牛、羊、旃裘、筋角、钢铁等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爱者。所以在太史公眼中，农工虞商是同样受重视的职业，不分轩轾。因为上述四类业者，是人民衣食之源，不能缺其一。源头大而国富足，源头小而国贫乏。所以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国家之是否富裕，端视乎上述农、工、商、虞各业是否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
Chandler2021-08-23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提到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说别树一帜。太史公是根据历史上的进化论来评述。太史公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间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间美味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
-
SeventhMints2020-02-06汉代国家财政，主要靠田租、算赋及更赋三大收入。而国家的重要支出有六项：包括京师官员的俸禄、天地山川宗庙的祭祀、宫殿园陵层官用营造物的建筑、京师驻军的薪饷、军用车马兵器的费用及京师各关的事务费。
-
LeonZ2014-04-02在历史上凡敌对双方有所斗争，往往眼光浅而文化低的一方战胜眼光较远文化较高的一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
Merak2014-02-10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
目送飞鸿2021-09-20三、中国的水利问题—黄河、长江、淮水的利与害1. 北方的黄河水患问题 大致来说，黄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 考宋以后黄河水患所以不绝，原因有下列几点：首先，黄河的正道因各种不相干的原因而被牺牲。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自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入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自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 到元明两代，为利用黄河之水济运河，更不愿黄河北流。元末黄河之道向北迁徙，而明人惧运河干涸，遂以人力阻塞北流。一直到清朝，均以人力控制黄河之流向。黄河不能按其自然趋势以定流向，遂经常有溃决发生。考证史实，明代时大河北决者有14次，南决者5次。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19次，南决者11次。如从夏商周三代算起，黄河北流比南流时间为长。前者凡3600多年，南流仅500多年。直到咸丰时，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河道才再北流。常有因兵战而使黄河改道者。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目的为阻金兵；又如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清顺治初，黄河之河南荆隆口被决。因兵争而河道常被毁坏，黄河安得不屡遭水患。 其次是周定王之后，沟洫不修，遂造成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
-
目送飞鸿2021-09-20一、明代“黄册”、“鱼鳞册”管理户口田地 可以说，唐代两税制度以前是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的问题；而两税制度以后，却不再讨论土地问题，只是政府如何征收赋税而已，只是事情而非政制，成为一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