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名家论稿

• 长歌漫浮生

  2024-11-29
  就狭义之概念言之，则“诗余”之义，乃指词是由唐诗绝句演化而来，如清代宋翔凤之《乐府余论》即曾云：“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至于其如何自齐言之绝句而演化为长短句之词，则就一般而言，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一为“和声”之说。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即曾云：“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五推衍其说云：“古乐府诗，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难以入歌，中间必添和声，然后可歌。如妃呼豨、伊何那之类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绝句，律诗亦间有采者，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间，方成腔调。其后即以所剩者作为实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复别用和声。…此填词所繇兴也。”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亦承其说，云：“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人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二为“泛声”之说。宋朱熹在其《朱子语类·论文下》即曾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清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词话七》，既承朱熹“泛声”之说，而又以之与“衬字”相混，谓“词转于诗歌，诗有泛声，有衬字，并而填之，则调有长短，字有多少，而成词矣”。三为“虚声”之说。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云：“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清沈雄《古今词话》中《词品》一节则曾为“虚声”作解说，云：“虚声者，字即有而难泥以方音，义本无而安得有定谱哉。”至清吴衡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