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

• 风撼斜阳

  2011-02-01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到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藐视民主，谁都来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文章，在反对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
• 风撼斜阳

  2011-02-01
  古代重来没有自由择君的提法，人们可以自由做这，做那，可以获得心灵和行动自主性，可以像庄子说的那样遨游天际，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择君，即使择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儿子中间择，没别人什么事。不能不说，辛亥年农民能提出这样的说法，跟此前欧风鼓荡，有心人的启蒙，包括宣传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白话报，俗话报的启蒙，不无关系。因此，说辛亥革命前后新思潮跟民众完全没有干系，也不尽然。革命党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没有多少准备，理论上都没有好好思考过。真正思考这些问题，还得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有可能。革命党人骨子里，依旧是认同精英政治，认同包办选举，不喜欢底层民众自发的民主冲动，只要是发现农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一律扑之。这一点，革命党的一些人跟立宪派一样，对秩序和稳定有巨大的偏好，为了这个偏好，不顾所有来自底层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 风撼斜阳

  2011-01-31
  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成立的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民众虽然习惯于在皇权治下生活，但他们真正信任的，却是身边的士绅。士绅由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所以，在整个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前，在迈向民主之初，绅权代表制的出现，是必然的。有人比较过谘议局，资政院和民国时期两届国会的议员，发现还就数清末这种准议会的议员的素质最高。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况权。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
• 风撼斜阳

  2011-01-31
  改革的产物，危机改革者自身，这似乎是西方政治学者探讨后发国家改革的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存在的。改革产物的“叛变”，情况非常复杂，但普遍的叛变，则大多是因为发动改革的统治者过于滞后，成了改革的障碍，转而威胁改革产物的生存。对于清政府而言，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具体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就是早一点实行宪政，真正的宪政，而不是借宪政之名把权力收到满人亲贵手里。如果清政府能听从立宪请愿的呼声，早点立宪，跟地方士绅分享权力，那么新军中的稳健派就会得势，革命党就算活动，也无机可乘。如是，新军不仅不会成为埋葬王朝的那把铁锹，反而会成为支撑王朝的柱子。
• 风撼斜阳

  2011-01-31
  其实，真正决定革命和保皇胜败的，不是论辩，也不是棒子，而是国内清朝政府的政策。如果清政府的政策一直比较对头，能够充分满足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利益，保皇就肯定占上风，革命基本上就没戏。反之，只要朝廷出了错，而且是不肯改的大错，比如拼命收权，打江山坐江山，革命就有了机会。
• 风撼斜阳

  2011-01-31
  武昌起义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 风撼斜阳

  2011-01-31
  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
• 风撼斜阳

  2011-01-30
  当日如果汪精卫刺杀成功，摄政王连同刺杀者汪精卫一命归西，日后的历史，就不好说了。晚清的亲贵政权也许不会因此有本质的改变，但国民党的历史会很不一样，至少后来日本侵华时，不大可能找出汪精卫这样的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但是这一切的变化，都因为1910年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北京鸦儿胡同的居民出来拉了一泡屎，全都给毁了。
• 风撼斜阳

  2011-01-30
  当年的革命党，似乎个个都信奉英雄史观，都已先知先觉自居。他们固执地相信，国家必须由他们这些人来拯救，而且也能拯救。只消博浪一锥，就可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到头来他们发现，真正起了作用的，还是扎实的动员，士兵的起义。
• 风撼斜阳

  2011-01-29
  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 风撼斜阳

  2011-01-27
  虽然说，多数北洋将领在袁世凯领导下，由于袁氏的个人风格，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绝不意味着，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能指挥得动他们。如果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再舍得花钱悬赏，舍得赏给官衔，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对付革命党那些刚扛枪没几天的新兵团队，怎么的都绰绰有余。
• 风撼斜阳

  2011-01-27
  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 风撼斜阳

  2011-01-27
  在这个时期，越是新加入的革命党人，底气就越足，如果这些人在革命中有了点功劳，气就更粗。干起事来，粗手大脚，豪情万丈。在他们的头上，有一顶革命的大帽子，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这个帽子罩着。被帽子罩着的人和事，不知不觉，都变了形，变得让人看不明白了。
• 风撼斜阳

  2011-01-27
  按今天的标准，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就是黑社会，非法组织，干的买卖，多半是违法的。革命党启用这些人推翻清政府，但转过来就饱受其害。
• 风撼斜阳

  2011-01-27
  在大肆扩军中，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毛泽东，也加入新军，做了一名士兵。一个月领七元军饷，两元伙食，再加上点零钱买水，剩下的全部都买了书。他当了半年兵，一枪没放，一仗没打，这样庞大的军队。别的不说，单军费一项，独立后的军政府，半年功夫就吧原来湖南多少年攒的钱，都花光了。
• 风撼斜阳

  2011-01-27
  过去历史书总是职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利多弊少。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绝对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
• 不是爱风尘

  2011-01-26
  国民党有两个人员特别好的大人物，被称为“甘草”（中药里，甘草药性平和，跟哪种药都可以配合不打架），武甘草是何应钦，文甘草就是谭延闿。
• 黄不胖

  2012-10-27
  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一共800多名议员，人称“八百罗汉”。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八百罗汉”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定薪酬。还别说，真有人提议要少点，说是国家财政困难，议员要以身作则。当然，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每年二三千元，每月200元左右，已经相当于政府荐任级官员或者大学教授的工资了。但是，有人不同意，主张“高薪养廉”，岁费5000块大洋。结果一投票，5000元的方案被通过——即使是议员，谁会嫌钱少呢?这么一来，议员的薪水，都相当于中央政府各部的次长了。那年月，中央政府仅仅九个部，每个部只有一个次长。彼时物价低，每月8元，可以养五六口之家，1000元可以买套四合院。议员每年5000元的薪水，成了京城顶尖的高薪阶层。加上刚进京时，议员多半未带家眷，于是，两院议员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按当时的说法，八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最多，两院就是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无论师生，都特有钱。教授自不消说，薪水高。而当年的学生，多半是进士出身的老爷，家里有钱。由于议员高薪，因此，少数能由政府控制的议员名额，比如蒙古的参议员，就成了袁世凯赏人的礼品。曹汝霖进入民国之后，一时没进政府，袁世凯就赏给他一个蒙古议员。
• 泽尔！

  2012-03-17
  中国人其实也会投票，只要有人教，都学得会。
• 黄不胖

  2012-10-27
  连留学监督的脑袋都敢摸的人，还在乎什么保皇党？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想与之辩理，没想到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有理没处说，只好逃走。据参加棒喝的山西革命党人南桂馨说，他们打走了保皇党，居然接茬在原会场开会演讲，梁启超们请来的日本嘉宾，竟然也不走，还登台说话。此后，每逢保皇党集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肯定去打，保皇党人多，但架不住张继的棒喝党勇猛。日本警察也不爱管这中国人之间的滥事儿，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保皇党的声势就萎了下去。有样学样，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这样打，保皇党徐勤来新加坡演讲，就挨了一顿好揍，揍得再也不想来了。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名第一。什么年月，想造声势，行动说什么也比语言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