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困境

• 读史早知今日事

  2022-10-06
  第五章对洋务思潮的反动：愤忽的清议派的起人心溺于功利，则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适增一弊。故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况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清〕屠仁守：《以答天戒疏》近代中国的洋务派始终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这不仅由于前一章已分析过的洋务派本身认识水平的肤浅性，而且还由于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们，始终没有得到大多数士大夫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早在同治初期上海任职时期，李鸿章在办理洋务方面，就可算开一代风气之先者，但是，按清末人士的说法，“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即李鸿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①。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中国士大夫官绅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水火不相容地对洋务派予以非难和鄙视，就是冷漠地不予合作。这几乎成为同治到光绪中期士林的普遍风气。同治元年（1862）以来，士大夫中极①（清流党之外交观》，《清朝野史大观》卷四。[125]
• 佛米

  2011-08-06
  在对洋务派的危机意识、避害反应，以及“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了上述分析之后，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而对洋务派士大夫与日本明治维新人士各自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进行一番比较了。这种比较将有助于认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的消极性，并有助于理解，中国与日本承受西方挑战冲击之后的不同选择，何以会影响两国未来的发展及两个东方国家近代化过程的不同的历史命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倡导明治维新运动的日本知识阶层学习西方，并不单纯是受那种内涵狭隘的避害动机的驱使。他们的动机中更多的成分乃是基于广泛的文化比较以及基于这种比较而做出的选择。我们可以从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先驱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中明显地看到这一特点。　　福泽谕吉在该书第一章里，就明确地说，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通过开化程度的高低来进行横向的比较，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比较来发现孰优孰劣。他指出，正如一切事物的长短、轻重、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一样，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开化程度也是相对的。福泽氏用“文明开化的相对性”这一概念作为分类的标准，把当时的欧洲各国与美国判识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把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判识为半文明国家；把非洲、澳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判识为野蛮国家。这样，就把当时世界上各自独立发展的民族文明，分别归类到由低到高排列的作为“人类必经的阶段”的文明发展序列之中。这种序列分类的结果，使多元化的文明可以用进化程度这一尺度进行横向的比较，从而在总体上确立了处于“半文明”类型的日本，必须以西洋各国的更先进、更发达的近代文明作为自己全面效仿榜样的结论。正因为如此，福泽氏直率地表示：“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彻，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愤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　　同时，福泽氏根据这种“开化的相对性”指出：西方国家对于未来尽善尽美的社会来说，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