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性与性相
最新书摘:
-
MoonyLee2022-04-14在最近关于对女性的性别和性侵犯中与作为女性相关的含义是非常有限的。女性被表现为幼稚的受害者,被漂亮的外表和权力吸引,或者受到对社会和物质渴望的驱使。无论把女性表现为父权制权力结构的栖牲品还是疾病和堕落的作恶者,都歪曲了女性真正的生活。这里为女性形成的主题立场既没有得到生活中的女性的确定,也没有给女性自己的声音留下任何空间,而且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描述是由在对女性受到的虐待的报道中形成的。(道格拉斯1989,140-1)。这种描述最令人不安的方面,在于它分裂了女性不断受到的不公行为和没有对现实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性别分析这两个事实。现实二直忽视在对女性的商业和暴力虐待中的性别问题,而把它们定义为社会、经济或道德问题。对卖淫、色情物品和性犯罪的谴责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这种话语更加重视的是性行为的道德恰当性,特别是女性的,而不是一种对性别等级制的理解。官方的态度把打击卖淫的政策置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认为过去的封建和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堕落和腐败的两个来源。虽然性别平等的口号仍然是有关女性问题讨论的基础,但是对利用女性的商业行为的权威分析,忽略了支持不公平思想的性别等级力量的重要作用。
-
MoonyLee2022-04-14贺萧(Gail Hershatter)曾经指出,性交易的空间和社会组织与共和国之前的妓院没有什么相似,但当前“制度性的话语”却和过去运动的特点有很多的相同之处(贺萧1994,170)。和过去一样,国家对妓女政策的中心,仍然是给她们机会重新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家庭。改造和恢复是主要的原则,旨在说服妓女们依照主流话语来回顾自己的过去。普遍认为妓女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可能被制止。然而,强调妓女们是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堕落和粗俗的标志这一点是和50年代的主题完全不同的。妓女们受到控制——有罪或是悔过自新——她们代表着国家阻止“资产阶级自由化”蔓延的成功;在社会中,她们代表的是西方颓废主义的危险性,这是经济商业化尚未能够抵制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妓女包含了改期计划中的一些主要对比和矛盾。如吉尔·贺萧所说的,危险是“现代化的表象和含义,同时也是‘女性’现在和将来的状况”(贺萧1994,171)。
-
MoonyLee2022-04-14当代中国话语中产生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对立是一种常见的比喻,一方面是落后而封建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现代、进步和发展。这种对立在被拐卖的妇女身上便体现为一种明确的标志,将智慧、受过较好教育的城市女性与她们那些天真无知的姐妹们区别开。在这样的环境中,女性成为被那些市场改革的解释者们划分为“落后”这一类别的所有事物的代表。被诱拐的女孩也成了被动和天真的牺牲品;于是,她们极少向将她置于这样命运之中的男权进行挑战。她的无知和贫穷——这两点通常被用来解释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被物质吸引的性别倾向——使她们成为人贩子的诡计的猎物,这些人往往伪装成官方机构的中间人。
-
MoonyLee2022-04-14要对近年来重新兴起的买卖婚姻的现象进行分析,还必须考虑到婚姻在中国普遍性,这既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现实。不结婚仍然被普遍在认为一种贫穷的表现,或者是生理或精神上有某种不正常。在一种深深地植根于男性利益的文化背景中,在提供的养老金只是最小限度的情况下,婚姻的重要意义仍然在于后代,特别是儿子,作为自己年老时的保障。前面章节中所讨论的女性的角色被自然化为母亲和妻子只是对它的一种表现。即使是在女性有相当的经济权力和女性积极地限制自己的生育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很多人仍然害怕无子[盖茨(Gates)1993,262]。当经济机会和人口因素导致处于结婚年龄的女性数量减少时,那些贫穷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只能通过市场渠道找到一个妻子。
-
MoonyLee2022-04-14个人对性和情欲享受兴趣的合理化,显然意味着对过去意识形态和性别观点的完全否定。同样,对女性作为家庭妇女和漂亮的性伴侣形象的尊重也和过去话语强调的内容大相径庭。然而,我在本章中所探讨的对理想婚姻关系和妻子行为的描述则会引出其他的解释。喵述的方式可能改变了一事实上,几乎完全不同了但毛泽东时代和改革主义者的话语,都把女性作为妻子等同于女性作为婚姻与家庭的支撑者。当50年代“社会主义新女性”的积极支持者蔑视旧式的“贤妻良母”形象时,有关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服务和义务的官方描述中的自然化的性别观点,仍然赞同女性和家庭之间的基本特征。妻子支持、体谅和细心照顾人的形象,将女性解释为确保正确的道德倾向和稳定婚姻关系的主要责任者。妻子的责任标志着女性为了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而自我否定。把女性定为性忠诚的主要负责人,是对她们服务于丈夫的兴趣的功能的一种补充。从这一点来看,普遍性和集体性使女性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而近年来对情感和性问题话语性的“私人化”只是将它合理化了。随着国家把它过去提供的照顾孩子和福利设施的责任转移到并不愿意接受这些的企业经理那里,很多女性发现她们受到很大的压力,需要放弃工作回到她们的家庭角色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温柔、依赖和富于牺牲精神的妻子形象的宣传,并没有给女性性别带来新的意义,而是在巩固从过去话语中继承来的性别不均等。
-
MoonyLee2022-04-14意那些年里出现在《中国妇女》封面上的女性的照片,是与这种同化标准相一致的。这些照片总是以社会生产主题为背景,这些女钢铁工人农民、伞兵和采棉花工的照片在主要含义上几乎没有变化。她们双眼放光地看着远方,标志着对革命理想的热情奉献。有着粉红色的面颊,精力充沛而健康,她们还代表着活力、努力工作和决心。她们的身体轮廓赞美的是力量和活力,拒绝任何柔和的女性线条。她们与当代很多对妻子职责的解释中所期待的为男性服务或等待远远不同,她们作用于她们的环境,她们通过发明、生产或者耕种士地来制造产品。唯一突出的例外是那些从事教师或孤儿院工作、医生或母亲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形象事实上反映的是男性的形象。从这一现象来看,性别平等意味着在一种新的理想化的“同女性”中消除差异。如果要求每个人,对集体的恰当的反应都是服务和自我牺牲,那么对于女性来说仍然意味着否定女性的身体。
-
MoonyLee2022-04-14如果一个女孩花大量时间“阅读小说、看美国电影和听爱情歌曲”,只想着成为一个“美丽温柔的母亲”,那么当她的幻想破灭、被她所爱的人拒绝的时候,她是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的(孟哲因1950)。现在爱情包括了二系列新的含义,既代表着社会义务,也代表个人的责任。在这种新的描述中,爱情被解释为一种可以让年轻女性利用她们新的自由的方法,而不用冒险服从于以性混乱为形式的新的压迫。把个人问题纳入公共领域被表现为在二些问题上对女性施加影响,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被用来使她们服从儒家规范的约束。
-
MoonyLee2022-04-14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爱不能以短暂的认识为基础,更不能是“一见钟情”。爱情必须是在友谊的基础上逐步稳定地发展起来的。不是植根于相互了解和共同的兴趣中的爱,被认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不好”的并且肯定会消失,就像《真实的故事》中的例子那样。这是一个从俄语翻译过来刊登在《中国青年》上的故事(华明1952)。故事讲述一个女孩与一个“跳舞跳得很好”,并且对艺术和书等有兴趣的男人短暂的相识。这个女孩开始对他很有兴趣,但后来发是这个男人是个水泥工,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是从大学的建筑专业华业的,于是她便中断了这种关系。评论者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因为这说明了那个女孩过于看重像跳舞之类的表面的才能,没有理解首先建立友谊的重要性。同时,它还用这个反面的例子说明“共同的政迨科思想观点是爱情最基本的条件”。这一教训是很显然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爱情”不会把个人的快乐放在社会利益之前。官方的话语赋予了爱情社会、政治和道德重要性,这规定了陈述它时所使用的术语。形成话语的思想价值观不可能把爱情描述为一种情感的、浪漫的和有性欲的经历。身体的吸引、兴奋和对爱人的渴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资产阶级态度,是不允许被明确地表现为爱情的一个方面的。然而,这些可以是反面教育的内容。规定什么样的行为,对对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和愉快的,同时也是在建立和鼓励某些行为模式,而其他的则被谴责为是不道德的和有害的。
-
MoonyLee2022-04-14自我约束对于为将来成年后的婚姻生活保存能量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点决定了给青春期的建议中所普及的健康模式。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一男性的手淫、遗精和对自然欲望的自我控制,女性的月经和生育卫生一和上一章节中讨论的性差别是一致的。然而,在讨论青春期性问题时对女孩子的特别强调——无论是对生育卫生的建议还是对过早性行为的警告——使女性成为性行为普遍标准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要求女孩子们在健康和卫生方面的自我监督,主要是为了保护她们的生育能力,确保她们顺利地完成她们的社会任务。女孩子们被命令监督自己的性行为这一现象,说明了避免过早地有性行为和感情生活对社会的稳定——防止犯罪和混乱和自身的利益是同样重要的。
-
MoonyLee2022-04-1450年代的中国妇女继承了女性的美强调传观・英(Esther Cheo Ying)在她的《红色中国的黑色乡下姑娘》中所写到的,中国女性的乳房即使显出了一点点,都会被认为是道德败坏,除非是在哺乳期,平时她们都花很长时间用结实的棉布将她们的胸部束得紧紧的(齐奥·英1980,33)。
-
MoonyLee2022-04-14把青春期视为一种女性问题,是在现代父权制背景中将性和性别不加鉴别地相混淆的结果。最后一章中写到了80年代初以来占主要地位的话语始终坚持自然的性差异和性别等级,几乎没有例外。实际上,不久前专家们特别解释了荷尔蒙的变化是为什么女性的智力可能看起来要比男性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申文江等,1987,48一9)。这些话语的传播者一教师、医生、律师和父母都没有特别的信念或动力来表示对解构性别等级从而挑战其权威性的兴趣。根据生物医学而形成的二元等级规定了性和性别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整个性别话语的基础,它将女性和男性隔离在不同的表现和行为领域之中。如下一章所说,将女性定义为某些特征,从温和到温柔、从服务到支持、从感性到容易误入歧途等等,为些描述都是把她们置于种个人关注和兴趣的领域之内的。于是,二元分割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界限甚至比50年代时更加明显,当时虽然天生的因素把女性归为是情绪性的,是对心事有兴趣的,但对性平等的宣传仍然将她们融入社会中,以体现“解放”女性的观点。从这一点上说,青春期问题化的中性别不平衡是一个例子,用孟悦的话说,“女性就好比是社会和个人融合的一个场所”(孟悦,见白露1993,8),它同时也是国家将个人公共化的场所。
-
MoonyLee2022-04-14生理发育把性别化的、对情感和性问题的兴趣纳入私人的、女性化的范畴,而把公共领域专业化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内容纳入男性的范畴,从而使女孩子们服从于她们生殖器官的支配之中。
-
MoonyLee2022-04-14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青春期是影响一个人的体格、心理和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尽管青春期时身体的抵抗力强于儿童时期,但(许多疾病)仍然会产生并且神经紊乱更加多见。因此,这二时期的卫生是不容忽视的。”(申文江等1987,3一4)从理论上说,年轻人应该利用这一“黄金时期”来达到他们生活中的社会知识和情感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平衡,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是对恋爱和结婚作出成熟的选择不可或缺的条件。于是,青春期便成为年轻人作为性主体加入以后的婚姻生活的最初阶段。在这一时期形成“正确”的性观点对个人对他们将来的配偶和子女从而也对社会有着长久的意义。青春期成为国家未来健康的一个象征。
-
MoonyLee2022-04-14朱迪思·斯坦赛(Judith Stacey)在《中国的父权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提到,“新的民主主义道德不是把性和生育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和谐的婚姻关系联系起来,进而与社会主义结构联系起来(斯坦赛1983,188)。实际上,“没有孩子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婚姻生活。这和身体有缺陷而不能有性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摘自梅杰1971,219)。在20世纪50年代失业率增长的时期里,开始推行家庭主妇和控制生育政策,同时在很短的时期里也强调了和谐的性生活以及拒绝生育可以作为合法的离婚理由,但并没有对人为生育是性的基本和天生的目的的观点提出质疑。有评论提出性和增对婚姻生活的好处,同时也有文章坚持妇女对社会的首要天聊是生孩子,说明了和谐的性关系和生育被认为是婚姻的补充而不是对照。
-
Gawiel2012-09-08对“老姑娘”的重视,忽略了对另一类独身人士的关注,他们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未婚男性的数字更高,而且代表了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地区之间的妇女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男性的需要维持着,对他们来说买一个新娘可能是他们找到妻子生育后代的唯一途径。与这一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婚姻和法律困难相比,为什么公众的眼睛总是盯着单身的女性呢?
-
Gawiel2012-09-08在归纳婚外关系的责任中的性别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在对“第三者”的描述上。媒体对婚外情的报道总是在强调女性扮演的“第三者”的角色来分析婚姻破裂的原因。在解释男性涉入婚外关系是总是强调社会经济因素,与之相比,在批评女性“第三者”违背了一夫一妻原则的时候则更强调她的性特征。。。。产生婚外情的男性的情人们常常被描写为诡计多端的性侵犯者,使意志薄弱和易受感动的男性误入歧途,而对可能会破坏美满婚姻的后果无动于衷。(刘乐群1955)
-
Gawiel2012-07-24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来源于这种以城市为背景的话语与乡村做法之间的差距。作为一种对婚前性别关系的提倡性的——甚至是理想化的——描述,把“交朋友”看作年轻男女之间“正常”社会接触的一种令人满意的模式,但这和乡村行为方式的标准是毫无关系的。只有在城市地区谈恋爱才能被人接受,那里的年轻人通常对婚姻的选择更加主动,那里的居住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真正有可能去认识以后的结婚对象。事实上,中国政府把谈恋爱的做法习惯化与乡村民众对它的敌视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
Gawiel2012-06-22斯大林主义中严格的道德规范越来越多的对早期有关性和“自由恋爱”的讨论,列宁时期颁布的条例中的自由的因素以及1926年的家庭法置之不理……新保守主义代替了早先立法中的认为家庭是压迫的根源的观点。新的道德观认为性是一种退化,是“对精力的浪费,最好把它运用到共产主义建设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性纳入性别平等的讨论的努力受到了谴责,理由是这是在鼓励性乱交和企图破坏革命。”
-
Gawiel2012-06-22然而,在判别女性的性行为时,自我牺牲的概念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由烈女传统发展而来的对女性贞洁的标准有时对自我牺牲的形式有着特殊和极端的要求,其中包括自我损伤和自杀。如田汝康所说的,妇女的自我否定成了纯洁、勇气和自我牺牲的普遍标准的一种象征,特别是在社会和国家处于危机的极端时期更是如此
-
Gawiel2012-09-08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物话的建构,否定了将独身或者不生育解释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的可能性。虽然这一论点对男女都同样适用——毕竟婚姻对男性和女性是同样自然的事情——但对独身女性的特征的描述却暗示她代表着对“正常”女性性行为的扭曲。她们必然对自然化的女性性行为建构形成了挑战,她代表着违背了女性的天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要求。……她对于婚姻和生育引起的关系中的权力的性别分配——整个性别等级制——提出了质疑,从根本上她是对父权制的权威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