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借我

• 布拉伯巴卜

  2024-04-30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二O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罗大佑在小巨蛋舞台上奋力唱出这首他二十九岁写的歌。当年那帧唱片封面，一身黑的罗大佑孤傲地站在夜色之中，几乎与背景的暗夜融为一体。你再怎样逼视他的脸，都永远望不穿那副墨镜后面的眼神——彼时他不分昼夜永远戴一副墨镜，得再过好几年，我们才等到他摘下墨镜，露出灼灼的双眼。我们觉得他酷毙了，罗大佑后来却告诉我：戴墨镜是因为他怕羞，不习惯和众人目光交接。一九八三，那确实是一个已然十分遥远的时代：麦当芳还没登陆台湾，李登辉还没被蒋经国提拔成“副总统~，“江南案”、金融弊案“十信案”、扫荡黑道的“一清专案”都还没发生，美丽岛事件刚过三年，民进党则还有三年才要成立，唱片行犹摆着一排排的黑胶唱片，我们都还不知道卡拉OK是什么东西。这片岛屿刚刚历经七O年代的一连串颠簸，正摇摇晃晃迎向一波波更为激烈的大浪。许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解释这一切的全新语言，于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启蒙的神谕，一张唱片也可以是一桩文化事件。一个音乐人不但可以是艺术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罗大佑自己未必乐意被贴上那么多的标签，他曾对我说他希望自己墓碑上的头衔是“作曲家”。论思想，罗大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者，他更从未打算当什么革命家。当年国民党查禁他许多歌，“党外”又嫌他不够激进。大佑回顾旧事，只淡淡地说：歌从来都不是反革命的武器，枪炮才是。小巨蛋的舞台上，五十七岁的罗大佑唱了三个多小时、三十几首歌，直到最后一秒都元气饱满，而且坚持不用“提词机”——他对我说；人在舞台上，得把“安全网”撤掉，把自己抛进那带着几分危险的状态，才能保持警醒。这话说得分量不轻：我们都知道，大佑奇崛曲折、意象绵密的歌词，恐怕是中文流行乐史上最难熟背的一批文本。他的确唱错了几处，然而谁忍心苛责呢？对一个愿意拆去安...
• 布拉伯巴卜

  2024-04-30
  书写所谓音乐文字，总想把听觉具象化，企图“翻译聆听当下从耳轮直抵灵魂的那股激动，这样的尝试或许注定徒劳。比方这几年和生祥互为师徒的大竹研的弹奏——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形容他那舒朗、细腻、沉着的吉他。若让我描述脑中浮现的画面，那是黎明时分一幅张挂在树林里结满了露珠的蜘蛛网：点串成线、织成面，晨光熹微，微风拂过，千百颗晶莹的水珠摇曳生姿，将落未落。每粒水珠都映照着一个大世界，包容着一个小世界。二O一一年三月一个寒冷的春夜，我在台北西门町的“河岸留言”看生祥乐队演出。每个乐手既是主奏也互为伴奏，每样乐器既是节奏也是旋律，他们同时solo同时相互支持，声线交织穿梭，在台上各据一方，每次眼神交换都是一波小小的核爆，能量不断增幅，耳朵简直来不及消化不断涌上来的细节，但一波波音浪又是如此从容、如此温暖。这样的音乐无意于炫耀、无意于讨巧、无意于煽动，它甚至无意于说服——你自然就被卷进去，被包围，被充满。你自然就变成这音乐的一部分，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流泪。我没有办法形容当《南方》唱到“雷公像小孩蹦跳/中午一过就抨天顶/弄得大人心头乱扯扯/乱扯扯乱扯扯”，大竹研的吉他随生祥的吟咏擦刮出几声雷响，那声音如何咬在我的心口。我没有办法形容重新编曲的《风神一二五》，早川彻的贝斯怎样像飓风横扫一切，把这首已经够伟大的歌变得更伟大。就像我没有办法形容白云笼罩着的大武山的颜色，你只能亲自站到它的前面，用你自己的眼晴去看。当时我以为，生祥乐队要超越这个三重奏的境界是不容易的。然而，好戏还在后头。
• 布拉伯巴卜

  2024-04-30
  蓝调是一把椅子，不是椅子的设计，不是一把更好的椅子。它是第一把椅子。它是让人坐的椅子，不是让人看的。你坐在那音乐上。约翰·列侬列侬此言，不只适用于蓝调。所谓民谣，亦可作如是观——有人喜欢沙发椅，有人标榜高脚椅，有人坚持复古的条凳，有人日夜争辩椅子的真谛，有人情愿坐在地上……以“民谣”二字招摇过市者多矣，却只有极其少数的歌者“坐在那音乐上”。民谣的重点，不在乐器形制，不在曲式风格。民谣的重点，是它必须直接从地里长出来：深山野林的浆果，田里的庄稼、公园的路树、臭水沟里的青苔。形容词和副词不是民谣，感叹词更不是。它们都不是地里长出来的。林生祥坐在那音乐上。他的歌是地里长出来的。他是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生祥一路走来的音乐演化，恐怕是近年台湾创作音乐圈意义最深远的探索之旅。这是一条曲折蜿蜒的路径，近可回溯到生祥学生时代的乐团“观子音乐坑”乃至后来“交工乐队”融民乐入摇滚的实验，远可追到七○年代“民歌运动”时期开展的“寻根”意识，从而连到台湾庶民文化另一片深邃、广袤，而我代人多感陌生的姑且可称之为“草根音乐”的领域。然而对我来说，考察历史脉络犹其余事。拿盖房子来比喻：一张唱片若是一栋房子，那么这盖了又拆、拆了又盖的“工程纪录”，最最令我着迷。不妨这么理解：生祥从“观子音乐坑”到“交工乐队”到“瓦窑坑3”，反复修改房屋设计，盖出了一栋栋形貌规模各异的房子。迨《种树》和《野生》，编曲瘦到只剩两把木吉他，剥除装潢、敲去板壁，只剩地基与梁柱，结构几已无可再减。然而间架恢宏、顶天立地，一点儿都不心虚。到了《大地书房》，他又重新开始“盖房子”：“交工乐队”解散后睽违近十年的月琴回来了，“瓦窑坑3”之后放弃了七年的贝斯回来了，乐队变成了三重奏。贝斯手早川彻让它的角色有了新的意义：早川彻和生祥长年合作的日本吉他手大竹研是多年老友，爵士...
• 樹海-Hugo

  2015-06-27
  要是无法伸出援手，就请让到一边去，毕竟时代正在改变——鲍勃·迪伦
• 布拉伯巴卜

  2024-04-30
  The Wall演出前一天，万青刚下飞机不久，我便约了采访，和董亚千、姬赓、史立在永和一间泡沫红茶店面对面坐下，一时无话，彼此都很拘谨。为了打破尴尬，我和姬赓聊起《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几个细节：“八角柜台”是专有名词吗？（不是的，只是个意象，想象出来的，其实人民商场没有八角形的柜台。）人民商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小时候石家庄最热闹的百货商场，现在破落了。）河北师大附中是顶好的学校吗？（说不上顶好，也就是还行吧。）……弄清楚了这些，就能更完整地理解这首歌吗？好像也不见得。诗的魅力，往往在于那些不能解释、不该解释的，就像这首歌与世纪初那场实有其事的靳如超爆炸案`若即若离的牵连，未必需要坐实。歌里这样的句子，即使从未去过彼地、不知那间教室的模样，也不妨碍它在心里激起的干层巨浪：河北师大附中乒兵少年背向我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姬赓倒是解说了几句：乒乓球在对岸素有“国球”之称，是师长眼中不妨提倡的正当活动。于是在这儿，“乒乓少年”暗喻着一个压抑的乖乖牌，打球或许是他郁闷的青春时光唯一的宣泄。言罢，唱过这首歌无数次的董亚千笑道：“唉唷，原来还有这层意思！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这段儿！”话说万青大概真的是很红了一听说有乐迷自己组了石家庄观光团，设计“万青主题之旅”，一一造访歌里提到的景点，徘徊留影。或许，多年之后，它们都将因为万青的歌而不朽：河北师大附中，疯狂的人民商场、秦皇岛那座“分割世界的桥”，甚至林立的洗浴中心。他们在自己的歌里预示过的：肥胖的城市驱赶着所有拒绝沉没的人那首疯狂的歌又响起……
• 布拉伯巴卜

  2024-04-30
  这是万青的故事。主角是吉他手、作曲兼主唱董亚千（大家叫他“二千”）和他多年的哥们儿，贝斯手兼作词者姬赓。从社会人的眼光看来，董亚千和姬赓几乎是彼此的反面：一个是不事生产的社会边缘人，“十多年加起来挣不到几百块钱”，一个是河北师大作育英才的英语教师（学生之中不乏万青乐迷，在网络社群兴奋分享亲炙“姬老师”风采的故事）。然而他俩的搭档，就像约翰·列侬 / 保罗·麦卡特尼John Lennon / Paul McCartney）、米克·贾格尔/基斯·理查兹（Mick Jagger / Keith Richards）、莫里西/约翰尼·玛尔（Morrissey / Johnny Marr）……两人互为阴阳表里，缺了谁就不是那回事了。他俩中学时代便一起组了团，那还是九零年代，网络尚未普及，舶来摇滚的来源主要是“打口带”——西方国家把滞销的库存唱片、卡带作为塑胶废料论吨运到中国做“最终处理”，外壳都打了洞或者剪了口子以示报废。这些回收废料在有识之士发掘之下，竟成了不只一代人的启蒙材料。通过打口带，他们聆听了大量的西洋摇滚经典，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每个玩乐队孩子的必经之路，只不过他们听得更多一些、深一些。花了好几年，董亚千戮力练琴，苦追那些西方摇滚宗师。他的吉他师承并不仅仅止于九O年代的美国另类摇滚风潮，而是一路回溯史蒂夫·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杜安•奥尔曼（Duane Allma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直追芝加哥，远眺密西西比三角洲，一派正统的蓝调底气。
• 布拉伯巴卜

  2024-04-30
  一位因为工作走遍大陆许多城镇的上海朋友对我说她不大能明白“万能青年旅店”为什么在台湾也能红成这样。她的意思是：若是没有在石家庄那样的二三线大陆城市生活过，莫说隔着海峡的台湾，即连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大城的文青，也未必真能体会“万青”那种浸透骨子的，二线城市青年的混混气质。我不曾去过石家庄，我也不曾去过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Asbury Park，或是喜悦分队（Joy Division）的曼彻斯特。说来惭愧，我甚至不曾登上胡德夫和巴奈的大武山。陈升和“新宝岛康乐队”在海峡对岸粉丝极多，我亦不无纳闷：他那属于潮热南岛的土台味，在冬雪封城的北国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呢？或许我的朋友要说的是：万青之走红，并不等于千万人便都理解了那音乐的来处，他们其实始终都是尴尬而寂寞的，他们红了，也只不过把这份尴尬和寂寞复制放大了千千万万倍一摇滚核心的矛盾，似乎始终如此。你把整副青春献给了这辈子你自认唯一能做的事，从“正常社会”的缝隙掉落出去，一心觉得自己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你遍听历代经典名盘，疯了一样地练琴，反复“和磁带上的外国人较劲”，五年过去，你练出一身绝活，仍然没没无闻，穷得有一顿没一顿。十年过去，团员来了又走，有人后来加入主流乐坛，功成名就，你却跌入忧郁症的深渊，开始认真怀疑自己不属于这颗行星，呆望天空想着UFO什么时候来接你回家。你不再年轻，渐渐活过了摇滚史那些早天神人的岁数。十多年不离不弃的哥们儿替你弹出来的旋律填上了如蜜如梦如刀的诗句，你开始认真把那些歌录下。剩下两人玩团未免太寒碜，你们邀了同在这混账的城里编摇滚杂志的一哥们儿人团，那哥们儿说他什么都不会就只会吹小号，于是你们的团便有了小号。然后你们拉来一个小伙子，让他坐上了鼓凳。几个人在平常练团的破烂砖房就着东拼西凑的器材录着那几首歌，毫无工业标准可言，土...
• 迪

  2015-08-19
  重听《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知道：创作人在全新的时代，骤临无穷的机会与风险，他们几乎没有前例可循，仍企图以“大众娱乐”为载体，“偷渡”理念，实现理想。禁忌松动，民智渐开，大家对任何新鲜的文化产品都充满好奇，近乎饥渴，我们还来不及体会后来“信息过剩”引致的饱胀、厌烦与虚无。“流行歌曲”作为“创作门类”的潜能获得社会共识，“唱片人”亦得以拥有“文化人 ”的自尊与气魄。对跃跃欲试的创作者，那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作品一旦多起来，台湾流行音乐遂能挟其跨界混搭之杂色，以庶民文化“火车头”的姿态向整个汉语文化圈辐射，终于成为这片岛屿有史以来影响最深最巨的“文化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