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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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她是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她却知道想要得到什么。”当英芝义无反顾地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获得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时，她的举动终究是一次更拙劣的模仿，甚至在她彻底失败之后，她仍然坚信自己诱人的身体能为她盖一栋房子。面对梦想破灭的英芝，我们不禁要问：除了身体，你还拥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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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在冬天里试穿衣服颇具象征意味，英芝先是一件一件脱下日常生活中的棉袄、毛衣、棉毛衫，再穿上唱歌时的裙子，在一脱一穿之间，贵清的媳妇又变回了“三伙班”的歌手。也许在英芝的自我认知中没有内外之分，当她对着镜子时，那种从观看自我中获得的快乐是非常真实的，她的内心充盈而饱满，打量自我的目光昂扬且明媚。就在我们几乎快要肯定这份发自内心的喜悦时，却不能忘记这些衣服是英芝的“生产工具”，是和她那被看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的。尽管衣服给英芝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然而下一秒钟我们却意识到市场的逻辑已通过衣服进入她的身体，并将英芝彻底“客体化”，给予与获得的背后其实是深深的沦陷，尽管自足与匮乏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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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衣服与衣服是不同的：“可不可以上身”和“能不能穿”是两回事。“上身的衣服”是专门穿来唱歌的，塑造城里人的“性感”是衣服最大的功效。从县城买来的衣服穿在身上，让英芝“觉得她这辈子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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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当她拿到演出赚来的153块钱时，“身体”与“钱”产生了直接的对应关系，并催生了她的自我认同和肯定：“这是什么？这就是说她有本事！本事是天生的，而不是学来的。这么想过，她自己就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无比骄傲……”同样是透过“物”——这里直接表现为“钱”——而获得“个人意识”：“她自己就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无比骄傲”，但建立在买与卖的机制中的“骄傲”注定是难以持久的，它需要用更多的“物”——也就是“钱”——来维护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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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英芝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好了迎接自己歌星生涯到来的准备。她第一次唱歌，歌单上的歌差不多都会，举手投足之间所有的要领也已谙熟于心，与舞台相得益彰的知识和技能，则在学校门口有卖衣服的店铺“成天敞着喇叭放歌”，电视机里有衣着“很露”的女明星的环境中“自然习得”。从外面世界的“火车”到从城里买的“二手红地毯”，城市已携带着那一整套生产、消费机制以畸形、次等的形态在支离破碎的凤凰垸“显形”了，当英芝和她的身体被摆到这一位置时，留给她的空间容许她唱哪一首歌呢？这是英芝故事的起点，同时也是1990年代以来，在城市经济和文化对农村进行强大的逆向化倾销过程中，处于城乡之间的女性的故事如何被讲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透过“风景之发现”而形成的“个人意识”，只能借助“身体”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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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村子离县城不远，村里人守着不穷也不富的日子也似乎很自在，年轻人好逸恶劳，出门打工：“下广州上东北，皮都掉了三层，回来时跟出门时一样穷。其中一个还闹下了花柳病。”最后又回到了麻将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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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美好的承诺背后是香雪个人命运的改变。而这正是铅笔盒所具有的魔力：“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铅笔盒”、“读书”、“上大学”……这条路几乎成为1980年代至今农村孩子彻底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的唯一的捷径：在个人没有占有任何外在政治或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他/她的身体尤其是智力成为仅有的可供征用的资源。如果说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在教育费用（包括高中、大学）相对低廉的条件下，“读书改变命运”的口号对农村孩子还是鼓舞人心的，并能部分地兑现，那么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高校收费的激增，更别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读书，上大学”则意味着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而在香雪身上，性别的因素也变得至关紧要，因为在农村，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都明显低于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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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铅笔盒”的“现代光环”却并非自动获得的，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遗忘”和“压抑”的机制“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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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铅笔盒”的背后是“上大学”，是“坐着火车到处跑”，是“能要什么有什么”……是对台儿沟以外“另一种世界”的渴望，是一整套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向“现代”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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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铅笔盒”——“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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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用核桃、鸡蛋、大枣换“挂面、火柴、发卡、香皂”，甚至“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对于农村女孩来说，香皂、发卡、纱巾和尼龙袜……这些琐碎、贴身的小物件，成为她们想象外面世界的媒介和通道，她们沉浸在这种物的获得和讨价还价的快乐之中。有了买卖，让她们和火车上的“城里人”形成了一种“物”的关系，但透过“物”，姑娘们还幻想着建立起某种“人”与“人”的关系，譬如那位“白白净净”、“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年轻乘务员，就成了她们幻想投射的“对象”：“‘我看你是又想他又不敢说。他的脸多白呀。’一阵沉默之后，那个姑娘继续逗凤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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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姑娘们内在的“自我观看”和“自我审视”：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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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cake972024-05-14姑娘们——以凤娇为代表——用灵动的眼睛捕捉到“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比指甲盖还小的手表”, “屋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的“电扇”，当然还有香雪发现的“皮书包”。看一个“白白净净”、“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年轻乘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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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2023-01-08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但现在回过头来一想，仔细一想，就觉得不对啊，这些故事同我的经验根本没关系啊，右派的故事，农民的悲惨故事，知青的故事，被极左政治迫害得家破人亡的故事，缠绵的爱情故事，都与我个人的经验无关，与我周围的同学无关，与我的家人无关，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些故事都与我自己有关，并且还被激动得死去活来呢？为什么自己要把自己讲到一个与自己的经验无关的故事里面去，讲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面去呢？现在我才明白，我被规训了，只是这种规训采用的方式不是批斗会、忆苦会，而是靠文学的情感，靠政治无意识领域建构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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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2732012-07-10陈思和先生曾经研究50-70年代的“潜在写作”，其实“潜在写作”同样存在于80年代文学之中，许多作品因为不符合“政治正确”而被抛弃、被遗忘、被批评，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被压抑的“文学”重新打捞出来。我关注的是，在80年代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构造过程中那些被不断遗失和扭曲的东西，那些被忘记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的过程，是以这些知识和思想的被遗弃和改写作为条件和代价的，以至于我们后来对许多事物的理解是想当然的，是未加质疑的——而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消失了呢？它们是否依然作为我们的“他者”继续存在着？或许它们被转换了角色之后，就藏身在“我们”中间，如果是那样，它们对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对自身知识构造）的认识和理解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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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2732012-07-10“新时期文学”要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就不能不压抑着那些异物，那些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中所要排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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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2732012-07-09事实上，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作家最激烈的历史冲动，并不是要回到后来被阐释为历史起点的资本主义的“五四”，而是要回归“好的社会主义”的“十七年”，这一点在王蒙、张贤亮为代表的“五七作家群”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十七年文学”对“新时期文学”而言是“重放得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