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增订本）

• 夏天

  2013-06-21
  如果说红枪会刀枪不入的信仰基本上不是对文化冲突的回应，但它终究在增强反对中外侵略者的信心方面发挥了作用。不少人把它归因于军事上的孱弱，说农民缺乏武器装备，就以精神上的自卫来代替。然而，就红枪会来说，仔细推敲下去，这种传统观点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日本学者马场毅所指出的，红枪会在缴获了许多现代化武器之后，刀枪不入的信仰并没有任何减弱或消逝，他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军事孱弱的必然产物，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克服农村的地域观念，并且能够向农民灌入一种进入新生活的感觉。精心设计的礼仪程式和关于魔法神力的怪诞说教可能有助于让农民相信只有投身其中才能获得利益。在混乱不堪的民国时期，贫苦农民是否是为了自己的“客观”利益才参加红枪会，而不是加入匪帮，还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红枪会首领运用超自然的威力可能较之其他选择更简单易行。
• 夏天

  2013-06-20
  捻军运动拥有斗争的两重性，即掠夺财务和社区设防，尽管两种力量的合成使这场运动具有韧性，但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目标上，任何一种力量最终都与协调一致的反政府运动的发展是相互矛盾的。掠夺本性造成不听调令，违反纪律之风与飘忽不定、肆无忌惮的行为在捻军中盛行。防卫性圩寨掺入的结果更强化了各行其是的倾向。按血缘关系设防的圩寨就像无数个独立王国。捻军战士在防护墙后聚族而居，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背弃家族去过一种持久的叛乱生涯。 尽管捻军没有服膺太平军的末世学说，但他们的整合基础与之密切相关并受其叛乱思想的影响。虽然如此，捻军终究是损人利己、掠夺成性的匪军，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掠夺运动一样具有局限性。埃拉-拉菲所说：“一般来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是正确：土匪和地方叛乱者的存在为规模巨大的长期造反造成了恶劣的人力来源。”目光短浅的掠夺者对所在环境的良好适应使自己的活动难以圆满的转化为现代革命运动。
• 夏天

  2013-06-17
  捻军叛乱是19世纪中国仅有的一次没有宗教信仰激励的大规模叛乱运动——这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形成鲜明地对照。太平军之对于捻军叛党的出现，其真正意义与其说是直接的指导或煽动，倒不如说是由于太平军在淮北展开掠夺与防卫的水平与捻党相互促进的缘故。捻党实力的强化不仅仅依靠了长期存在的侵犯性掠夺形式，还烤了防卫机制的灵活配合。
• 夏天

  2013-06-16
  据1930年在淮北地区指导田野调查的观察者说，圩寨是极端封闭的社会，到处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无论对于掠夺者还是防卫者来说，圩寨都是一种重要武器。圩寨不啻为独立王国，寨主同时是地方自卫团的团总，操纵经济、司法诸事。在军事上，圩寨构成了对地方政府严重的挑战，寨主可指挥的枪支可能是政府枪支的数倍。一旦圩寨建筑完成，就构成农民不得不适应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圩寨在淮北乡村具有贸易和行政的双重功能，对该地区集体生存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淮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 夏天

  2013-06-16
  民团是中国重要的地方社团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对乡村居民来说，防御组织的存在可以保卫它们的生命财产不受土匪威胁。对政府而言，民团是执行政令、镇压叛乱的工具。然而，由于政府本身常常扮演从农村勒索资源的强盗角色，这种时候，民团就成为保障农民生计不受政府苛扰的有力工具。19世纪中期，团练的激增与淮北地区抗税频率和规模的戏剧性增长有关。这种关系是双重的。首先，支撑团练组织的额外费用之征集引起普遍不满；其次，这些团练转而成为抵抗政府政策的后盾。抗税风潮迭起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19世纪上半叶粮价的直线下落。粮价下跌了一半，而银价增殖几达100%，因此农民要比以前多卖近一倍的粮食才能完纳相同的税额。
• 夏天

  2013-06-16
  拥有成百上千的匪帮在淮北不足为奇。如1925年，据称山东的主要匪首有47人，拥众总计达17万人以上。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土匪集团：临时性匪帮、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它们在规模、构成、活动区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区别。临时性匪帮是最简单的土匪集团，是淮北农村常见的组织。这是地方游民小规模、经常性的聚集，他们由于经济原因而季节性地为匪为盗。他们参与抢劫常常是家庭生存策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靠年轻的儿子去偷抢扒拿的就是增加家庭收入。每到收获季节，他们便散伙归田。遇到旱涝灾年，农业歉收，临时性匪帮便会演变成第二种类型的土匪集团：半永久性匪帮。他们选择某一安全地方作为巢穴，四处抢劫，活动范围也由家乡扩展到受自然灾害冲击相对轻微的地区。更持久的匪帮活动吸引了一批新成员，领导地位上，游民被乡村豪杰取代。豪杰之士常常因某种不行的法律冲突而走入土匪行列。半永久性匪帮是以乡村豪杰和游民追随者之间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团伙。以其权力代理人的身份，匪首可与其他匪帮结成短期联盟。根据约定，每个头目对其部署具有自由支配权，但应与合作匪首的战术计划相协调。这种联盟就是土匪军队的重要构成形势。理解匪帮和匪军的构成是评价农民的生存策略转化为农民叛乱的关键。大规模的土匪活动是淮北农村社会三种不同阶层的困难组合，每一阶层都有参与土匪活动的自身理由，都不同程度地赞成把土匪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贫苦农民加入掠夺成性的匪军至少与这种生存策略有关。掠夺对他来说是弥补贫困生活的一种手段，但他不会因此而放弃原来的生活。相比之下，游民出身的匪众更热衷于以当土匪为职业，这些人将生活希望寄托在匪帮之中。最后，匪首参与这一活动并非由于暂时的或经常的贫困，而是处于一种强化其自身地位的欲望。豪杰之士委身于土匪活动是指望从比自己原先所在村子更宽广的夺得世界中获得荣誉和影响。三个投入土匪活动之中的阶层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义务，三者都不是生...
• 夏天

  2013-06-16
  自然和政治的因素为淮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朝著名将领袁甲三那里获得确证。袁在视察淮北的途中，发现一座装饰极为华丽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古代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盗跖，他感到十分惊愕。由此可见，土匪的职业在该地区享有一定的声誉。
• 夏天

  2013-06-16
  清朝时期，政府垄断了食盐贸易，禁止淮北地区农民从事运、售食盐这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清政府将全国划分成11个盐引区，规定各种食盐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按规定的价格销售。划定河南的中、东部和皖北的宿州为“长芦盐”限售区，而皖北其余各县则限食较差的“淮盐”。更糟的是，淮盐不但味苦，而且售价高昂。而芦盐不但味美，且不及淮盐半价。有胆识的淮盐区百姓因此利用农闲到长芦盐区“捆盐”，回来非法出售，获利甚巨。
• 夏天

  2013-06-16
  环境对于淮北集体暴力的形成具有双重影响。第一，危险的生态条件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又塑造出该地区群体冲突的模式。第二，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靠这类集体行动的情况会不断强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资源或防止资源流失是必不可少的。
• 夏天

  2013-06-16
  淮北农民畏惧自然，不敢与之抗争，所以，他们在通向农业和经济革新之路时往往采取保守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同时，当面对来自社会的作用时，我们可以发现一幅完全不是被动的画面。很少有地方志不提到淮北农民凶猛而野蛮的特性。这里的乡村居民被认为有极大的赌博、仇杀和为匪的癖性。农民用其可怜的积蓄来储备武器，以便在不断发生的冲突中巩固自己的地位。
• 夏天

  2013-06-16
  以国家的标准来看，淮北的田赋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都是很低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几个原因。当然，第一原因就是土地生产力有限。第二，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淮北本地人。在农民叛乱的汹涌大潮中夺取政权之后，他就宣布对其家乡实行特殊的减免税政策。减免税的实行持续了几个世纪，以致一直到1935年，许多淮北的县份仍在以减少的税率交税。最后，连续的自然灾害也引起了阶段性的减税政策，这个政策在直接的灾难过去后还会持续很久。
• 夏天

  2013-06-16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作物在淮北地区并不盛行。由于个体生存农业的制约，尽管土地可能适合种植具有更大利润的作物，但农民最大的希望莫过于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全家人的生活。如果农民放弃生存农业，他们会完全依赖与他们无法控制的市场。很少有人会专业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除非市场稳定并有良好的发展，而且其预期收入能大大超过温饱水平。
• 夏天

  2013-06-16
  在土地改革前，淮北有四种主要的租金形式。第一种非常盛行的方式是佃农完全束缚与土地之上，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农具、耕畜、种子甚至他们住的房屋都是地主的财产。在这种方式下，地主收取60%到70%的收成。第二种方式是佃农向地主借钱以购买耕畜。佃农借款不用付出利息，但是在还清债务之前，不得毁约。地主从这些佃农身上得到收成的50%到60%。第三种方式是以劳力来偿付租金。地主租给农民四到五亩地，农民不用交租。但是雇农与其家庭要担任地主的护卫，在地主家设宴或其他特殊时节担当仆人的角色。这种方式仅仅被那些相对富裕的地主所采用。第四种方式就是采取南方那样固定租金制度，这种方式在淮北最为少见。由于旱涝之灾是否发生或危害大小决定了农业收成的多少，在淮北地区，固定租金数额是不现实的，即使有也是不多见的。
• 夏天

  2013-06-16
  从整体上来说，淮北地区的土地租佃程度相对较低。在淮北三县——阜阳、凤阳和宿县，没有纯粹的佃农。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自有土地耕作者，他们靠耕种自己的土地谋生。无地的佃农是不存在的，那些耕种他人土地以补充自家不足的农民只占10%。淮北地区的土地租佃程度较低，既是因为非灌溉土壤不稳定的质量，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发育良好的市场体系。对地主来说，额外占有土地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是，租佃程度低下并不意味着淮北农民经济的繁荣。这些自耕小农经常陷入可怕的经济困境。绝大多数淮北农民不需要交租还贷也并不意味着其生活有经济保障。总体而言，自耕农根本谈不上富足。
• 夏天

  2013-06-16
  淮北地区农作物产量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少有效的灌溉系统。由于没有有效的水量调节方法，淮北农民不能指望有高而稳定的收获。不少淮北地区的地方志都提到，在遥远的古代，曾经有过水稻种植业的存在，随着灌溉系统的毁灭，稻田也消失了。
• 夏天

  2013-06-16
  淮北的农忙时间集中在秋季、春季和夏季。从十一月到来年二月末，农民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尽管在播种和收获季节，身强力壮的人很容易找到活干，但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无事可干的。在这四个月的农闲时期，过剩的劳动力对淮北地区的集体行动的形成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弥补农业收入的可选择手段的不足，无事可干的农民经常依靠暴力来获取生活必需品。
• 夏天

  2013-06-16
  拥有比淮北的集体暴力更为古老或持久的地区在中国并不多见。淮北是一个以地瘠民贫而闻名的地方。早在周朝，这一地区居民因其不断奋起反抗周朝统治者的一次次征伐而被称为“淮夷”。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被北方的国家认为是好战的堡垒。这个地区成为陈胜起义爆发的地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其领导人几乎都来自淮河地区。汉朝时期，不断发生的骚乱导致历史学家司马迁把这个地区的人民描绘为“自大傲慢，乐于犯上作乱”。西晋和南宋时期，淮河流域在驱逐外族入侵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反对元朝统治者的斗争，也是集中在这个区域。皖北地区提供的成千上万兵员组成了红巾军，最终推翻了元朝。朱元璋是这场农民起义的领袖和明王朝的缔造者，他本人就是安徽人。接下来，在明朝末年，淮河流域成了效忠明朝的人对抗满族侵略者的最后一块阵地。在整个清朝和民国时期，这个区域继续成为无数次乡村动乱的舞台。
• 风间隼

  2013-03-06
  刘（少奇）承认，有些时候，在应对那些会门武装时神话实际上被证明是一个有用的武器。刘指出，在某些地方流传着红军总司令朱德是明朝皇帝后代的传言，在那些地区，共产党和秘密社会是特别亲近的。
• 夏天

  2013-06-16
  贩私盐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打破了地域界限。淮北农民和各地人民发生了更多的联系。地域关系的打破对后来捻党起义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贩私活动为农民提供了宝贵的流动经验和逃避官府追捕的艺术。这些通过几代人实践所获得的技能的重要性在捻军与官军周旋达几十年之久的游击战术中显现出来。
• 夏天

  2013-06-16
  安徽的淮北地区仇杀成风。冲突由个人间为争夺贫乏资源如庄稼、牲畜、钱款等矛盾而引发。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成为家族械斗的理由。可以肯定地说，淮北的仇杀没有中国东南地区的大规模械斗那么复杂。尽管淮北仇杀程度比较和缓，但农民却因此而获得了集体暴力行为的经验。叛乱的出现正得利于这类冲突，从仇杀者中赢得了支持。仇杀于叛乱有二重性：一方面，使农民在群体冲突的事件中得到了训练，获得技能，他们的行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走向叛乱；另一方面，仇杀具有内在的分裂性，造成很深的仇恨，在造反过程中，这种宿怨会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