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奇迹的观念基础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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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2020-01-06p218伟大的诗人都具有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超前预察力。在西方思想史上，诗人荷尔德林先于哲人海德格尔悟察到存在主义的真谛，而与荷尔德林同年出身的华兹华斯其实也有类似的感悟（但程度上似稍逊于前者），只是他不如荷尔德林走运，身后没有一位类似于海徳格尔那样具备出色理论素养的“志同道合”的诗性哲学家。在《沮丧，一首抒情诗》里，诗人柯尔律治也先于哲人克尔凯郭尔，以他的方式揭示了存在的悖论，表明脱离了自然的温情怀抱，人类的生存状况将会沦落到何等不堪设想的无奈境地。《伊利亚特》里的宙斯并非无所不能，更非全然不受制约，他的司政武断、粗暴，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体制的制衡，不能总是我行我素。在对最高权力的运用和与之相关的有效制衡这一点上，荷马的见解与后世基督教建立在“一神论”基础上的神权理论可谓格格不入。他会欣赏梭伦在公元前七世纪推行的不惜伤及自己家族利益的政治改革；如果熟悉相关的知识背景，他或许还会比中世纪乃至以后几个世纪里出现的诸多教皇和国王们更能理解洛克和孟德斯鸠。毫无疑问，荷马的诗性描述与洛克和孟德斯鸠精细的理论表述不可进行同比。相对于十六世纪以后出现的各种国家理论，荷马的古朴和诗性情调显而易见。人们也许会说，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洛克的政制设计也不尽完备，他的理论过度突出了立法权，将行政权和涉外权归属其下，却相对忽略了司法权的重要性，没有把至关重要的司法独立当作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洛克理论的不完善与荷马的凌乱表述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平心而论，荷马的制度构想至多只能算作一块依稀显示模糊轮廓的璞玉，而洛克的国家理论则已经是一件大致打造成型的玲珑玉器。我们应该从上述有所“兼顾”的角度来公允评价荷马的贡献，客观且合理定位荷马史诗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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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2020-01-06p98重视事物和事态的普遍性，重视它们常态和顺其“自然”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认知取向本身，就是产生它的民族的一笔宝贵的观念财富。荷马站立在希腊文学的开源处，也站立在西方文学长河的源头上。考虑到它的智性品格以及百科全书式广博的知识容量，也考虑到当时尚无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哲学和历史，荷马史诗一度曾经是唯一的知识载体，所以荷马其实也站立在广义上的西方学术的源头上。荷马开启了一种甚至比当今一些学者提倡的“大文学”包容面更为广阔的“文学”传统，他的史诗涵盖当时的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知识类型，覆盖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共享的观念史源头。如果说埃斯库罗斯是西方“悲剧之父”，泰勒斯是“哲学之父”，希罗多德是历史之父”，那么荷马便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是“父亲”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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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2019-12-1798重视事物和事态的普遍性，重视它们常态和顺其“自然”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认知取向本身，就是产生它的民族的一笔宝贵的观念财富。荷马站立在希腊文学的开源处，也站立在西方文学长河的源头上。考虑到它的智性品格以及百科全书式广博的知识容量，也考虑到当时尚无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哲学和历史，荷马史诗一度曾经是唯一的知识载体，所以荷马其实也站立在广义上的西方学术的源头上。荷马开启了一种甚至比当今一些学者提倡的“大文学”包容面更为广阔的“文学”传统，他的史诗涵盖当时的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知识类型，覆盖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共享的观念史源头。如果说埃斯库罗斯是西方“悲剧之父”，泰勒斯是“哲学之父”，希罗多德是“历史之父”，那么荷马便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是“父亲”的“父亲”。“荷马是西方的父亲或祖父。”①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始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至希腊化时期，“荷马史诗依旧生机盎然”，当时的文献学家们承前启后，终于成功促成了一种最初以研究史诗自身为目的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语文科学"（ the science of philology）的“崭新学科”的诞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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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2020-03-17一个在现代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世界历史问题时，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现象，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普意义和普遍价值；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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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2020-01-07赫克托耳生活在东方的小亚细亚，因在认知理路上大概比阿开亚人更容易袭取神圣化杰出人物的倾向。阿伽门农等阿开亚将领从来不作类似的表述，尽管他们中有的人战功卓著，论资格和资历也都不在赫克托耳之下。如果说为城国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中豪杰们会受到人们敬神一般的敬待也是阿开亚人熟悉的表达方式（臂如《伊》9.155603），但普里阿摩斯在赞誉赫克托耳时的某些用词（24.258-259）、却不会见诸史诗里任何一位阿开亚父亲对儿子的赞扬。奥德修斯杀死了所有的求婚人，夺回了伊萨卡的统治权，功劳不可谓不大，但菜耳忒斯却没有作过类似的表述，甚至压根儿就不曾想到有这样说话的必要（详见《（奥》24.325以下）。奥德修斯本人也无法想象自己能成为宙斯之子。英雄们生活在一个人神杂糅的史诗社会里，因此有必要“辨识神人”（详阅陈中梅2009a：65-167）。古旧的认知习惯和思维定式室息了人们的心智活力，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形成。荷马欣赏特洛伊人对神的虔敬，但他所提供的某些事例也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了他们的保守。在消除神性因素对凡人精神生活的直接干预方面，特洛伊人有可能稍微滞后于阿开亚人。东方人的类神化倾向更为直白，神圣化（或等神化）君主和帝王的意识根深蒂固（埃及的法老们均以神灵自居），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走向科学理性的道路上势必会遇到更大的阻力，需要扫除更多的障碍。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了东方人在这条道路上的踟蹰彷徨和步履蹒跚。宗教极端势力的逐渐走强，连同其他一些因素，加大了他们在科技领域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难度。从文明竞争的角度看题，政教合一的政制模式以及类似的反分权做法，似乎很难抵挡西方以逻格斯（1ogos）和秘索思（ mythos）的対立互补为基本运作模式的文化形态的进通。荷马不可能预见到东西方人文势态日后的走向，却以结合写实与诗化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一些极富启示意义的“段子”，使我们有可能循着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