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

• 量子纠缠

  2022-08-17
  根據《魏書》的記載，當元詳的母親高氏得知元詳因行為不檢而遭到糾舉時，相當緊張，元詳卻告訴她：「如果只是行為不檢，有什麼好擔憂的。我恐怕更嚴重的控告還在後頭呢！」顯然，如果不是涉及謀反大逆之罪，通姦並不會引起太大的波瀾。不過，元詳通姦的對象，也就是他的叔母，和當朝佞倖權臣有姻親關係，權臣的政敵一狀告上朝廷，元詳的姦情就成了他的政治包袱。當元詳剛被軟禁的時候，將自己的姦情告知母親高氏。高氏大怒，痛駡元詳，說他「妻妾侍婢，少盛如花」，身邊已經有這麼多美麗的女人了，竟然會愚蠢到亂倫犯禁，於是拿起木杖就往他的背上猛打，打累了，又叫奴僕替她。一路下來，打了兩百餘杖，元詳全身瘡膿，十幾天都站不起來。接著，高氏也打了元詳的王妃劉氏幾十大板，對她説：「妳也是大家閨秀，和我家門當戶對，妳怕什麼？為什麼不管著丈夫？所有的女人都知道要妒忌，唯有妳不懂！」劉氏苦笑受罰，一句話也沒哼。
• 量子纠缠

  2022-08-17
  通姦罪人在古代中國會受到什麼懲罰？由於史料零散，其實不容易說清楚。可以確定的是，今天人們印象中犯了姦淫的婦女遭凌遲之刑或石頭打死的畫面，在古代中國的記載中，是看不到的。
• 量子纠缠

  2022-08-12
  東晉謝安的夫人劉氏，不讓謝安納妾。謝安的姪兒、學生便拿《詩經·螽斯篇》來請教劉氏，並且趁機表示：「正因為螽斯這種昆蟲有不妒忌的美德，所以才能多子多孫。」劉氏一聽，知道他們是在嘲諷自己，便問：「這首詩是誰寫的？」他們回答：「周公！」劉氏於是說了一句千古名言：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 momo

  2022-07-02
  最後，在北魏時代，妻子通姦並不表示丈夫就可以殺她而無罪。前面提到幾個暴力駙馬的下場，就可以證明。即便在唐代，法律也沒有規定丈夫可以捉姦殺死姦婦，或毆死有罪妻妾。這一點，和十三世紀元代以後的法律容許丈夫捉姦、殺死姦夫淫婦，有著天壌之別。自秦漢以來，家庭成員互相毆殺、傷害，就會受到法律制裁。但後代的法律卻規定，制裁的程度會依照家庭成員的親疏尊单關係而有所不同。譬如，父母毆傷子女比毆傷一般人處罰來得輕，但子女毆傷父母則比毆傷一般人處罰來得重。因此，夫妻之間相傷相殺的處罰是否有輕重之別，也可以用來判斷當時代的法律如何看待「夫尊妻卑」的倫理。
• 程雪衣

  2022-05-30
  不論是透過婚禮程序的分析，或是藉由夫婦倫常的討論，從上面的案例中都可以知道，傳統禮制認為：女性一旦結婚，就應改變家族認同。而針對連坐與容隱相關條文的辯論和修正，也讓我們清楚看到，魏晉南北朝的法律正朝著儒家化的方向邁進：強調已婚婦女的夫家認同。本書的重要人物，北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正是以這些前朝的案例為基礎，在為張、陳兩位兄長辯護的同時，也界定了劉輝毆主傷胎案的屬性。正因為已婚婦女的家族認同已經從娘家轉到夫家，她既不為娘家的人連坐，娘家的人也不該因她而受罰。同樣道理，公主婚嫁產育，腹中懷的，不是皇室的成員，而是劉輝的骨肉。因此，張智壽和陳慶和既不必為出嫁的妹妹受難，劉輝所犯的也不是大逆之罪。
• 程雪衣

  2022-05-30
  有人以為「性」是古代男人的特權，女人犯通姦的懲罰比男人來得嚴厲。然而，從現存的資料看起來，秦漢魏晉時代的人似乎比較重視輩分倫理，而不是男女之別。也就是説，近親亂倫或是不同輩分之間的人通姦，處罰比較嚴重，男女的差別反而看不太出來。話雖如此，古代男人有納妾的權力，可以將心儀的婚外情人，以妾的名義納入一妻多妾的婚姻正軌之中，而女人卻沒有類似的機制。因此，要以通姦罪來規範男人，相對而言，比懲罰女人來得困難。在這種不對等的情勢下，女人對自己丈夫的其他性生活，只好採取「防堵」的措施，以妒忌抵制。然而，即使這種作法，也曾經引起批評，認為妒婦會將丈夫逼上通姦之路！如此看來，通姦的罪與罰，單就法律而言，雖然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放在整個婚姻制度的脈絡中，確實是男女不平等的。
• 水色

  2022-04-13
  公元五世纪中叶，刘宋的历史学家范晔，在写《后汉·乌桓鲜卑列传》时，介绍游牧民族包桓和鲜卑的社会，他先说明乌桓的情况，然后表示两个民族的语言习俗相同。根据范晔的记载，鲜单人逐水草放牧，居无定所。每代的人各自推举勇敢强健、善于判断是非、处理斗讼的人为首领，并没有父死子继、世袭统治的制度。因此，鲜卑社会贵少而贱老，并且未必和父兄比较亲近。相反的，由于男女成婚之后，女婿会先住妻子家中居住、劳动一、二年，一般人反而和母亲以及她娘家的族人感情比较好。范晔又说，鲜卑人“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似乎女性才是运筹帷幄的枢纽人物，影响着男性是否能够决胜千里。鲜卑妇女的政治影响力，在入据中原之前，就有史为证。公元四世纪初，当拓跋氏族仍在草原游牧的时期，一位贵族妇女在政治斗争中杀了她的侄儿，也就是在位的君主，而改立自己的儿子。之后的四年，她亲自主掌政权，当时人称为“女国”。公元四世纪中，拓跋的统治者什翼犍打算定都，却遭太后王氏反对而作罢。王太后的理由是，拓跋自古以来以游牧为业，倘若筑城定居，万一敌人来犯，将丧失行动能力。北魏建国之后，太武帝计划征服柔然，内外朝臣大多不表赞同，只有崔浩支持皇帝的策略。由于太后窦氏站在群臣的一方，大加阻止，太武帝只好请崔浩和群臣在太后面前辩论，以获得太后的出兵许可。由此看来，拓跋人似乎还保持了鲜卑“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的遗风。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2-14
  “母权”究竟是不是“女权”，或者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欧美的妇女运动中曾经引起争议。在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中，“母权”也曾经被视为“父权”的代表或分身而引起质疑。……女人因为母亲的身份，优先受到法律的重视和保障，不论是放在台湾十多年来妇运的脉络中，或是放在传统中国礼法变革的脉络中，都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 卿音

  2020-10-27
  在南朝，妻子若伤害丈夫，受到的惩罚，比一般人之间的伤害罪行来得重；而在北朝，却有丈夫因为意外杀妻而被处决的例子。此外，在南方，倘若母亲损坏了父亲的议题，不论是否为了医学的理由，儿子只要不加阻止或知情不报，就会被视为不孝，而遭到弃市之刑。然而，在北方，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朝廷依旧决定给儿女一个比较宽广的空间，法律明文规定“容隐”，准许儿女对母亲杀父亲的行为三缄其口。
• Binns

  2019-02-19
  秦漢魏晉時代的人們似乎比較重視輩分倫理，而不是男女之別。也就是説，近親亂倫或不同輩分之間的人通奸，處罰比較嚴重，男女的差別反而看不太出來。
• 伊右子都

  2017-01-16
  　　东汉时就曾有三个男人合娶一妻，共生四子，遭到官府处决的命运。当时的法官范延寿表示，‘男子贵信，妇女贵贞，今三男一女，悖逆人伦。’有趣的是，由于范延寿认为他们好比禽兽，因此决定将四个儿子交给母亲继续抚养，只处死了三个男人。　　话虽如此，以现存的资料看来，魏晋南北朝的女性因为通奸而受罚的故事，仍然非常少。《魏书》在记载涉嫌通奸的贵族妇女事，绝少提到惩处的事。有些妇女明显受到法律或丈夫的容忍；有些单身的妇女，则被迫嫁给她们的情夫。前面提到，和广阳王元深通奸的于氏，似乎就逃过了法律的制裁。……然而，确实有些通奸妇女被杀，但不是受到法律制裁，而是嫉妒的丈夫所为。这些丈夫后来也必须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付出代价。……一个名叫韦融的官吏，因为怀疑自己的妻子通奸而杀了她，但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畏罪自杀了。……总而言之，通奸虽然被视为破坏家庭伦理和婚姻稳定，但在魏晋南北朝，不论男女，都没有人因为通奸而判死刑的记录，也看不出来妇女通奸会受到比男性更严厉的处罚。这样看来，父系家庭伦理中规定的“夫尊妻卑”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似乎并未全面发展。
• 太白兔

  2015-09-15
  根据《魏书》的记载，鲜卑人在古早游牧的时代，对奸夫淫妇的处罚非常严厉，凡是不在婚姻之内的性行为，都有可能判处死刑。不过，在拓跋氏南征推进和统治中原的期间，曾经六度修订法律，到六世纪初灵太后的时代，显然对通奸的处分已经逐渐减轻了。
• Sofia

  2013-06-08
  此外，传统中国法律中，还有一项“保辜”制度。所谓“保辜”，顾名思义，目的是在确认犯罪。也就是说，当斗殴事件发生后，必须针对伤者观察一段时间，一方面确定后续的病变或死亡真的是由于先前的殴打所造成，以免处罚过当，或者根本罚错了对象，另一方面也保护被殴当时看起来不太严重，但后来却伤势加重、甚至因伤而死的人。根据这个制度执行的话，殴打妻子以致妻子流产的男人，应当无所遁形才对。然而，法律规定，必须由流产的妻子自己提出告诉才行；只有当妻子受伤而死成了命案之后，别人才能控告这名暴力丈夫。也就是说，假如妻子不愿、不敢或不能提出告诉，那么家庭中的许多暴力行为恐怕都无法揭露。更糟糕的是，即使伤者已死，施暴者的儿女恐怕仍然不能控告他，因为中国法律自秦朝以来，就有所谓“非公室告”的传统。“非公室告”规定：一家之主倘若对子女和奴婢动用私刑，不论是剃了他们的头，或是鞭打、甚至处死他们，子女和奴婢都不能提出告诉。即使告了，官府也不会受理。假如强行提出告诉，原告反而会被判罪。这种禁制家庭中卑幼控告长上的传统，限制儿女不能控告父母，奴婢也不能控告主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即使儿女可能是婚姻暴力中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击者，恐怕也很难揭发父亲杀害母亲的事实。
• Sofia

  2013-06-08
  从生物的角度来看，公主所怀的胎本来就是她的骨肉。但是从父系家族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孩，和其他所有女人怀胎生产的小孩一样，最优先和最重要的身份，都是父亲的儿女。至于这个小孩和生他的女人，在父系家族规范下如何定位，则由这个女人和小孩父亲的关系来决定。
• Sofia

  2013-06-08
  自汉代以来，法律就明文规定：审判一个人的罪行，应该要考虑他犯罪时的心态，是过失还是故意，对故意犯罪的处罚当然要比误触法网来得严厉。
• Sofia

  2013-06-08
  话虽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故事却甚具启发性。一方面它暗示了魏晋南北朝妒风炽盛，当时的人也了解妇女可能不同意男性的观点，而对传统的礼乐制度别有看法。另一方面，它也提醒今天的读者注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伦理价值，以及记载这些标准的叙述书写，是从谁的视角和位置发言？倘若周婆也有制礼作乐的机会，她发表的成果，会和周公一样吗？
• Sofia

  2013-06-08
  其实，自汉朝以来，历代皇帝都必须仰赖正式的官僚机构统治天下，然而当官僚机构逐渐运作自如，仿佛自成体系、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时候，皇帝为了避免官僚体系违背自己的旨意，又会借由非正式的渠道介入，以确保自己的权威与利益。汉代初期的政府，由三公九卿所统领的官僚机构管理天下并对皇帝负责，然而到了东汉晚期，皇帝无法信赖百官之首的丞相，于是原本带有皇帝秘书性质的尚书，便通过与皇帝商议大事、起草诏书之类的活动，逐渐得势。尚书参与政策决定和政务施行的日子一久，便渐渐从内朝（皇宫中）的一分子变成了外朝（朝廷上）的成员。变成正式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之后，尚书就失去了随皇帝号角起舞的弹性，皇帝用得不上手，就会另谋出路，另寻秘书。于是，秘书令，也就是后来的中书令，便逐渐在曹魏的皇宫中崭露头角。自汉朝以来，历代皇帝都必须仰赖正式的官僚机构统治天下，又唯恐以宰相为首的群臣会违背自己的旨意，因此不断选用亲信担任非正式的秘书，代表皇帝与群僚折冲，却造成秘书职官一波一波由内朝转任外朝的现象。
• Sofia

  2013-06-08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儒士大夫便认为，人与禽兽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禽兽只知道顺着自己的情感冲动行事，而人却能够以礼制调节情感的作用。禽兽出生，依母而活，仰赖母兽哺育成长，因此顺着情感，只认母亲。人却不同，父系家族的礼制伦理，虽然承认母恩最亲，但家族中最尊贵的人却是父亲。这一套规范并不抹煞母亲的恩情，甚至要求母亲担负起哺育的重责大任，然而却在认可母慈子孝的同时，认为这只是生物的天性，和禽兽的舐犊之情相去不远。而人之所以为人，则是通过礼制表现“尊父”的精神。倘若生的是人的样子，行为却和禽兽一般，那么就不是文明人，而只是野人了。
• Sofia

  2013-06-08
  换句话说，一个男人不会因为婚姻而改变他和原生家庭的亲属关系，但女人结婚之后，她的家族认同应该由娘家转到夫家，并且她在夫家的地位应该低于丈夫。就这是父系家族伦理要求女性的“夫家认同”和“夫尊妻卑”。
• 芭蕾胖仙女

  2023-03-15
  东晋谢安的夫人刘氏，不让谢安纳妾。谢安的侄儿、学生便拿《诗经·螽斯篇》来请教刘氏，并且趁机表示：“正因为螽斯这种昆虫有不妒忌的美德，所以才能多子多孙。”刘氏一听，知道他们是在嘲讽自己，便问：“这首诗是谁写的？”他们回答：“周公！”刘氏于是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谢安是公元四世纪末东晋的名相，淝水之战时，坐镇京师，指挥若定，击败前秦苻坚的势力，巩固汉人在南方的统治，因而留名青史。史书记载他喜好声乐，每次出游，经常以歌伎相伴。久而久之，就有了纳伎为妾的念头。他的侄儿、学生体贴他的心意，便向刘氏进行游说。谁知刘氏一口道破他们游说的基础，认为如果是周婆作的诗，根本不会鼓励纳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