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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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4
  在12世纪的历史思想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弗赖辛的奥托。……奥托运用奥古斯丁的基本概念来发展他的历史观。世上的悠久王国在没落；神之城像清晨的太阳，逐渐兴起。神之城的兴起，是与地上之城的逐渐没落相关连的。地上之城的逐渐没落又有初步、中等程度和第三阶段（这种世界历史三阶段论到哈维堡的安瑟姆、弗洛拉的约阿金时又再次出现，其影响直持续到黑格尔、孔德以至更后的一段时期）。在12世纪德国历史思想家中最伟大的当推哈维堡的安瑟姆。……本来中世纪对历史的看法是认为历史在复原中更新，安瑟姆却树立了自觉开拓的思想。……安瑟姆第一次提出，变化是有积极含义的。这个看法本来已包含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之中，但它的潜藏力量到这时候才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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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4
  盖霍认为由于个别圣徒英雄的兴起打破了蛮族横行的黑夜。在历史的黑夜中，相当于第一更次夜祷的是基督开辟了新纪元，而后使徒们警醒祷告、争战，直到地上的帝国向基督的统治降服为止。在相当于第二更次的历史时期中，教会对最初几个世纪的重大异端争战。相当于第三更次夜祷的历史时期中，教会向它内部的愚昧腐化作斗争，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继续到格列高利七世。相当第四更次夜祷的历史时期则是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经过整个近现代，直到最后审判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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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4
  12世纪是历史观念在欧洲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一种有创造性的历史观只能产生于危机时期。当人们发现过去的标准并不正确，不足以说明客观实际，又对未来没有把握，于是就转向历史。他们想知道未来，就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修昔底德与奥古斯丁，弗赖辛的奥托与黑格尔都诞生于这样的危机时期。修昔底德面临着雅典民主制与阿蒂克城邦的崩坏，奥古斯丁经历罗马帝国的瓦解，弗赖辛的奥托想为卡洛林王朝的衰微寻找一个解释，黑格尔则目睹从卡洛林王朝开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历时千年而走向没落。12世纪的历史观是在西欧开始具有自我意识时出现的，拜占庭、伊斯兰及其希腊文化还有格列高利七世，都向旧日君王与神甫结合的体制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也促进了新历史观的形成。摆在12世纪历史学家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对旧的帝国、旧的教会如何评价。英格兰人着手写历史，因为他们的年轻的诺曼人国家正在兴起。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思考历史，则是因为他们要为自身的没落之谜寻找解答，也要为与东方精神世界的际遇寻找办法。12世纪对历史思考产生出历史哲学。它从象征神学中借来思考的手段，还运用了自奥古斯丁以来的概念。奥古斯丁一生历经沧桑，这使他形成一个有力的观念：不论地上列国怎样动乱，神是不动摇、不变的。休伊也深深服膺奥古斯丁关于“神是永恒的”这个思想。因此，历史中的任何变革对不变的乐园来说都是一种衰退。这种衰退是由于世人都犯了罪，丧失了原有的完美本性。但另一方面，休伊又服膺与此截然不同的历史进化观念，甚至以地上的王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也反映世界历史是按照基督身量的成长那样渐趋成熟的。赖谢斯堡的盖霍……对12世纪之后欧洲历史哲学的巨大影响并非由于他后期思想上的历史乐观主义，而是由于他在前期所持的完整的历史悲观主义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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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4
  近代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个事件是教皇格列高利发动的改革。这项改革导致了教廷形式的教皇制以及民族国家的形式、贵族的改革、十字军运动、人道的城市文明、经院哲学的产生，更孕育了近几个世纪中的近代欧洲神秘主义和灵性主义、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和唯物论。欧洲的神学和历史哲学，以及由13到19世纪的各种改革与革命运动，追根溯源，都与格列高利运动有不可分的关系。860年，俄罗斯人第一次进攻拜占庭取得胜利。988年，基辅王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约955-1015）与拜占庭的安娜公主结婚，因而受洗入基督教。从此，俄罗斯开始模仿拜占庭，并成为拜占庭的继承人。为对付东方的思想压力，显然有必要在思想上划出一条界线，而需要有一个尘世上的政治领域，也需要有内在的心灵自由。因此，在世俗与灵性之间要有一条界线。基督教会必须从古代社会的血缘关系和帝国对教会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获得自由。发动教皇革命的是锡尔瓦·坎迪大的枢机主教洪贝尔，……洪贝尔揭露从卡洛林王朝到奥托王朝的帝国教会都不是真正的教会。日耳曼皇帝把教会圣职作为私产，任意赏赐，这是干犯了神的教会。圣灵与教会的自由正意味着教会从世俗君主的奴役下重新获得自由，再不需要向皇帝去贿买神职。1054年，洪贝尔在君士坦丁堡索菲亚大教堂，代表罗马教会，把东方教会首脑、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阿鲁拉里乌革除出教，这是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大分裂。罗马礼文逐渐被篡改成歌颂蛮族皇帝、国王及其崇尚血统与民族神圣性法律的礼文。洪贝尔与格列高利力求恢复昔日罗马的古典质朴，不是要侍奉神圣皇帝，而是为坚持圣彼得的教会传统。作为罗马文化复兴与蛮族斗争的代表，洪贝尔与格列高利着手巩固教皇的地位。1046年，教皇克雷芒二世宣布自己是古代教皇克雷芒一世的继承人。此后一百年间，每个致力改革的教皇都取一个初期罗马主教的名字作为自己任教皇后的名字，以表明自己是古罗马主教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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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3
  10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正是那个暗昧的世纪，当匈牙利人、诺曼人、阿拉伯人从外面打进来，欧洲社会底层的力量从内部兴起，它们奠定了欧洲的真正基础。这可以说是近代欧洲的源起。自4世纪起，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蒸馏和结晶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五个世纪。到10世纪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古代传统的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浓缩过程开始了。在古代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中，只有其中有持久价值的部分才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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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2
  在这一千年之中，古老思想与村社文化构成的世界，是由农村的民间文化、宗教改革之前的修道院、神甫和旧贵族共同维护的。他们一起反对改革，反对外国事物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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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2
  这个巨大的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任务几乎出自同一家族。……这个突出的家族因素是欧洲文化史上一个基本特点的首次显示。……波伊提乌、卡西奥多鲁斯、本尼狄克和大格列高利代表了罗马贵族对当时世界的四种反应方式：有的通过政治活动，有的通过教会，有的建立修道院，有的从事哲学，都是为了在意大利土地上谋求政治、宗教、文化思想上的复兴。波伊提乌的特点是对世界上新权势的极度怀疑。……波伊提乌清醒地知道哥特人的通知威胁着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宝藏，这些宝藏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为此，他挺身维护古代文化遗产，采用的方式是大量进行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都予以翻译。……他被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处死，为他的一生加上悲剧性的华彩。在此后若干世纪中，《哲学的安慰》一书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托马斯·阿·堪庇的《效法基督》。这部书的重要性，有一部分是由于它对“个体的人”（individual）第一次作出可以令人满意的定义：个人是由自然理性的、不可再分割的实体。但这部书畅销的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它反映了此后一千年欧洲知识阶层要求对世界作出一个理性的解释。他们希望有一种对宇宙的解释，既充分依据一个明晰的法则体系，而又能容纳自古以来异教与基督教教父的智慧。552年至555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最后推翻了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卡西奥多鲁斯和他的罗马公教贵族亲人们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决定采取的抵制态度是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使意大利自6世纪这样早的时代就拒绝被拜占庭文明同化，而坚持了意大利民族的精神文明。……意大利是靠卡西奥多鲁斯的政治人文主义、本尼狄克的修道院扩张和格列高利一世在法兰西南部、西班牙、英格兰扩张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影响，才得以保持意大利的精神独立。这种拜占庭式帝国体制在此后若干世纪内都成为一种标准模式。它很早就显出是一种极权官僚、法官（quaes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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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1
  安布罗斯有民众和他站在一起，使他有力量与皇帝狄奥多西分庭抗礼，并迫使皇帝当众悔罪。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罗马教会的主教迫使在地上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破天荒地承认自己有罪。于是，390年奠定了欧洲人抵制皇帝权势的基石，若没有斯多葛-基督教“自然的造反的法权”，欧洲的内在历史就无从说起。哲罗姆留给西方的另一项遗产虽然不像上述那样明显，却具有同等重要性，这就是倡导教会培养有高贵品德的妇女，由此创立了西方妇女文化的传统。西方基督教的创立人是非洲人圣奥古斯丁。他与哲罗姆都弃绝罗马，但哲罗姆弃绝罗马是由于罗马充斥着罪恶，奥古斯丁离弃罗马却正因他了解罗马的高大地位，依古典传统来看，奥古斯丁的名言：“对我来说，一个妇人的泪珠胜过全体罗马人所有的感情。”实在惊世骇俗。奥古斯丁往往把自己的思想、论述放到一定时间范围的局限中去，这位精神上历尽艰辛、遍体鳞伤的牧人在他老年时，在426-427年再殚精竭思，编纂了两卷《再思录》（Retractationes），为自己的著作确立了在历史中的永久地位，也对它们进行订正和自我批评。这部著作为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严格要求思维的精密确定性奠定基础——因此，也是为西欧特别强调的科学精神奠定基础。到圣奥古斯丁的时代，一种属地中海西部、罗马式的积极进取的世界观开始形成。它的观念形态是现实主义的人本主义，特别重视密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常识观念，使它能够抗御东方那吞噬一切的精神漩涡，东方那种否定世界，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和灵性的狂傲在西方遭到拒绝。一部西欧历史可以说就是奥古斯丁那种理性精神、反抗精神、开明精神和灵性追求精神如何挣脱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去拥抱那种无秩序的生气蓬勃带来的自由。……于是，古代世界后期，使社会分崩离析的各种思想，在奥古斯丁尽量包容一切的思想权威与灵性权威下曾暂时得以维系在一起，又再次瓦解了。曾经强调神恩，反对强调自由意志，战胜了贝拉基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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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11
  “传统”这个字的原意是指东方秘密宗教社团里的秘传。在这里，思想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规律：每当一个宗教、政治或社会团体由于某种历史情势被迫到一个角落进行生死搏斗时，这个局势会在该团体中导致一种心理障碍，使它在此后若干世纪内，在引起痛苦争论的领域中，思想不再继续发展。基督教在圣灵光照下的神异发展，它作为“唯一教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坚持，正有赖于从它内部生长、释放出来的无数异端。……所谓异端，其实无非是想把当时理性上与宗教上的所有难题一举解决的某种尝试。民众所怕的是，他们所信奉的救主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和君王们解释得最后无从捉摸，化为乌有了。民众害怕那些有学问的人把他们的救主偷走了，这种恐惧和焦虑表现为民众运动特有的激烈行动。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对北非的多纳图教派严酷镇压，这是基督教国家对基督教派加以镇压的开始。
• Sy

  2012-12-10
  1673年的《测中法案》（Test Act）又重申：一切官员必须按英国国教会礼仪领受圣餐，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否认天主教教义关于圣体的“实体转化”（Transubstantiation）说法，并宣认在神职人员祝饼酒成圣后，饼酒的实质依然存在。这些事件对此后英国文化思想史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自古以来认为圣事中有魔法的看法，在英国人头脑中淡化了。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在本体上的联系也被打破了。英国成了一个极端冷静又有稀奇古怪狂想的国家。宗教和教会由国家与社会管理、支持。大众精神上的神秘主义需要，企求把神与世界、自然与超自然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连接起来，这在英国是以相信鬼怪来解决的。由于信仰神迹被禁止，英国人就代之以对鬼怪、不寻常事物的偏爱。神经质、怪癖和性的热情，对事物不喜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看见艺术和以性感来表现美就紧张不安（视觉上追求美是不道德行为），其根源都在此。视觉上追求美被认为是道德上危险的表现……为这种难以弥补的损失，英国诗歌、散文就极力在人的心灵上给予补偿。
• Sy

  2012-12-10
  在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中贯串着一条线索，就是为贵族领主写作。他们的道德和不道德，他们的思想观点决定了戏剧中的人物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民众只是陪衬，以他们的插科打诨、跳舞滚翻供领主观众们娱乐消遣。在《理查二世》第三幕第二场里有一句道白：“不要以为凡是那狂暴大海里的水就能拿来涤除国王身上高贵的油污。”这是理解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一把钥匙。在它后面有一种真正的君主政体理论，这是莎士比亚在间接灌输给他的老板们的：一个真正祝圣的君王，就有蒙神赐福的标记，这是任何罚恶不幸都涂抹不掉的。……我们只有记住莎士比亚表现出的对王权的牢固信念，才能理解英国历史的下一页发展。莎士比亚敢于对英国国王定罪，有的是杀人犯，有的是卖国贼，有的作伪证，正因为国王有不可侵犯的权力，这是他的任何罪行都改变不了的（与德国历史对比一下，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争夺主教的任命权，被教皇革除教藉后，国王就成为和罪犯一样，失去了救恩）。
• Sy

  2012-12-09
  康帕内拉以一种属灵热情派的出神的清醒（ecstatic sobriety）在纯科学的面具下问道：人们训练犬马，为什么对训练出一种新人类却漠不关心？掌管仁爱的大臣便负责培训新人类，从婴儿在胎中刚一成形，便有宗教和星象科学的仪式，以确保生出高质量的人类新材料。妇女是社会的共同财产。男女都实行军事化，随身携带武器，并以科学和各种技术把自己装备起来。最关键一点是要随时准备为公共利益服务。国家向男女劳动英雄、战争英雄发奖授勋。为向全球推广这种极权制度，对外战争是必要的，而且是神圣的举动，一切祭司官都要参加。不仅如此，国内也有战争。康帕内拉描绘的人民法院有点类似柯斯勒（1905—1983，当代英国作家）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中描绘的景象，人们与罪犯辩论，直到罪犯认罪，接受刑罚为止。任何人若是反对自由、上帝或国家主要官员，便被无情处死。康帕内拉曾被囚禁在西班牙异端法庭的地牢里，他为自己的新国家构想的异端法庭却更严酷，良心的罪与行为犯罪没有区别。至高君王和祭司官员们的职责便是对良心的清洗。民众要向官员们坦白供认良心中的罪恶，官员们掌握国内犯罪的情况，然后由至高君王——太阳神——通过可怕的赎罪仪式（效仿天主教弥撒献祭仪式），最后清洗全国。这个乌托邦的基本思想史一种属灵的世界人。在康帕内拉的思想中已包含了哲学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要用纯粹的精神改变纯粹的物质。康帕内拉从一个属灵主义者的立场主张财产和妇女应属全社会。在他的思想里，最粗俗的生物主义和属灵主义，跟宗教狂热的教派社团可以并行不悖。康帕内拉想把他的新国家的所有国民都变成国僧，他们完全赤贫、完全顺服，去执行基督和自然的律法。基督已经树立了一个完美的国度，康帕内拉想以他心目中这个由纯思维和纯理性产生的国家来证明基督的福音与自然是一致的。性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也不矛盾，因为它并未违反自然。康帕内拉经常把牛、马、鸡的交配与人作比较，...
• Sy

  2012-12-09
  耶稣会士发展出“智力观念模糊”论，指出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是不真实的，越容易为人接受。莫林纳已经认识到，关于道德原则的阐述，越是想包罗广泛就越不正确。耶稣会士得出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思想结论，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中从事各种活动，他们每天看到普通信徒在各种危险和机会中要选择方向、要作抉择。这种抉择往往只能是两恶相权取其轻。由这里开始，他们逐步推演到他们著名的遭到猛烈抨击的“或然论”神学和伦理学，它大体接近于近代的相对主义和功能主义。人们怎么形成一个信念呢？其基础是事物的可能性，但人们却要以此为根据而采取行动。很显然，人们所能做的伦理道德判断只可能是因事而变的。在作出这些决定时的考虑只是相对正确。莫林纳的伦理学或可称作“情境决定论”。
• Sy

  2012-11-29
  宗教热诚派和帕拉塞尔苏要把救恩和与此有关的知识传播给大众。《圣经》中预言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宏伟的大教堂，也不是罗马城，也不是某个帝国，而是以自由、平等、公义、良善为基础的人间新秩序。为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宗教生活、政治生活中都贯彻兄弟友爱的精神。兄弟友爱就要求人与人之间、各社会组织之间平等，为此应当有一种新的劳动制度，贫苦大众能有工作，也能拥有产业。帕拉塞尔苏反对慈善事业，认为慈善事业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相反的，倒成为一种自我欺骗。当代社会的问题只有靠理性的通盘规划和社会立法来解决。对懒人要强制他们劳动，他们有义务为社会服务。一切人都应本着兄弟友爱的精神，共同劳动。
• Sy

  2012-11-26
  托马斯把个人、家庭从属于政治社会这个“公众的善”（bonum commune）。社会里自然形成的秩序先于个人而存在，因为它是神的理性精神秩序在地上的代表。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从托马斯受益。这种理性的政治秩序离不开奴役、战争和死刑，因为普世秩序（ordo rerum）、必要的秩序（debitus ordo）必须赏罚俱全而且运用公平，为此，地狱永罚是必不可少的。在世俗社会里，为了洁净社会，对有些人就必须判处终生流放。这样“把坏人隔离出去，就使好人的社会更纯洁了”。公众的善永远高于个体的善（bonum particulare）。“少数人传染了恶，阻碍了公众的善，……因此有必要处死，把他们从人类社会中清除出去。”至于有人认为应当挽救那些人，托马斯则认为那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容许恶人活着，肯定将造成危险，这危险比挽救他们、指望他们能行的善事要大得多。既然世人是神的高贵的创造，人就必须以禁欲和心灵修炼来纯洁自己，如果他拒绝悔罪和洁净自己，神灵以及一切正人君子的官方代表就只能把他清除出去，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 Sy

  2012-11-07
  马克西米安的具有西方头脑的继承人安杰鲁（Angellus），小心地重建阿波利奈尔新教堂时，反映了罗马人的长方形教堂的建筑观念的罗马风格，使它成为政治人文主义的庙堂，欧洲自由民主的第一座庙堂。从5世纪到15世纪，它成为城邦居民的议事厅，也用以选举教皇、主教和城市机构，也是政治演说鼓励的场所。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人文主义活动，萨沃纳罗拉与马基雅维利都在圣马丁教堂中活动。在利奥一世到格列高利一世期间，罗马大教堂是罗马城政府的庇护所。它是全城的代表，但要得到民众的一致支持。民众是包括每一个人的大社团。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要对全社团负责，全社团则在上帝面前，在光天化日下行事。在大教堂里，无论选举教皇或主教，都要得到民众同意。另一方面，查士丁尼的帝国之神则独断一切，在拜占庭神学中根本没有个人的地位，血肉之躯的世人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他们的灵魂飞升到天庭才算数。这样一种神的观念和人的观念连同查士丁尼想在政治上重新征服背叛了的西欧，都是狄奥多里克手下的大臣所不能接受的。“哥特人的荣耀在于以政治是受托付去治理。”（Gothorum laus est civilitas custodita.）卡西奥多鲁斯虽然知道哥特国王们已经不再能维护其政制（这是意大利法制的原型），却仍然拒绝以东方的皇帝来替代哥特国王。他因拒绝为查士丁尼效劳，而退隐到自己建立的修道院中去。由于哥特人已经无力，而拜占庭皇帝又不愿维护罗马文化传统，卡西奥多鲁斯希望在修道院中保存罗马传统的、公民个人的、人文主义文化。在修道院里，修士们每天活动包括祈祷、劳动、读《圣经》和其他世俗书籍。卡西奥多鲁斯的基本哲学思想是：“哲学是对死亡的思考”，人的灵魂是有理性的、不朽的，它以肉体为居所，“要警醒思念永恒的、理性的事情”。这是欧洲二元论的开端。维护这样一种个人劳作、崇尚个人理性的世界，以对抗东方集权主义...
• Sy

  2012-11-07
  古老欧洲在政治体制、经济组织的一致，社会结构中贵族和城市公民作用的一致，是由于思想上的共同理念的一致。无论是初期的修道院、大教堂及其附属学校或后来的大学、罗马教廷、教会法庭；无论是它的初期代表——修道僧或教区神职人员，或后来12、15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教会法专家、有文化素养的廷臣、罗马公教会的学者或路德派的教授，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从9世纪知书识字的神职人员到18、19世纪的学者和受教育阶层，其间没有中断。同样的，那些蛮族的淳朴的神甫则是19世纪末受教育的社会阶层的精神先驱。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是欧洲思想史上连绵不断的现象，双方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古老欧洲的文化是各种辉煌形式组成的一个封闭世界。它的文化、科学与宗教信仰的传统都是遵照一个神圣的古代模式，以其最初一代创立人为最高权威，世代相传。这种古代的权威成为每次复兴运动、每次保守传统的革命的典范和模式。在这个贵族文化世界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义务按这种权威的要求教育自己和别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洛蒂诺和普罗克洛斯，西塞罗、塞内加、维吉尔、奥维德、贺拉斯、普鲁塔克和萨勒斯特、希波克拉底和加伦，欧几里得、维特鲁威和托勒密，教父从奥古斯丁起到托马斯和苏亚雷斯以及正统的新教徒，这些都被接受为文化教育领域中的楷模。宇宙是神作为第一动因而治理的。留给人去做的只是按照外部世界中神定下来的模式，在世界内部（亦即低一级的人间世界）进行建设。欧洲中世纪强调学习古典拉丁文、修辞学、研读古典著作，其原因就在于此。E.R.寇蒂斯曾搜集了十分丰富的资料，说明由10到19世纪欧洲经院文化和文学中的连贯性。拉丁文被奉为神圣的语言，因为欧洲人的文化、科学、信仰渊源都要靠拉丁文著作加以阐发。蛮族或一般民众被认为歪曲亵渎文化，要靠精研拉丁文的学者来保卫文化、科学、信仰。从11到18世纪，《圣经》被译成各民族通俗语言，各种学术问题以致诗歌文学都以通俗语言来...
• Sy

  2012-12-09
  马基雅维利思想在欧洲风行一时，无疑与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引起欧洲国家震惊，惧怕来自亚洲的进攻有关。大变动的冲击、战争和惧怕社会动乱更促进了绝对主义哲学的传播，因为人们都焦虑指望一位救星、领袖、一支武力或一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