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思无所限

• 无机元素

  2021-07-18
  因此，从古拉丁语箴言“人民之声，即为上帝之声”（vox populi，vox dei）的精确意义上来看，神圣暴力应该被构想为神圣的：不是从“我们正在将其作为‘人民意志’的纯粹工具”的反常意义上来看，而是作为一种孤注一掷式的假定，在这种假定下，主权决断是由一个人独自进行的。它是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决断（要去杀戮，要让某人自身去冒生命危险），并未涉及大他者。如果说它具有超道德性（extra-moral）的话，那么它就不具有“非道德性”（immoral），它并没有给行动者颁发杀人执照，尽管这种杀戮是在某种天使般的天真无邪中展开的。在要求和展现即刻的正义/复仇的过程中，那些身处结构化的社会场域之外的人“盲目地”进行攻击。就在此时，这就是神圣暴力。（Žižek 2008：202）
• 蓝道_RANDALL

  2020-08-01
  最后、我想要回到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关系的一般性议题上来。在检视这五位思想家之后，我想要用我自己的言说方式，论述从他们那里汲取到的经验教训。我将会讨论三个议题：（1）暴力的持久性和变幻性（2）暴力的限度；（3）暴力、非暴力与政治。
• 蓝道_RANDALL

  2020-08-01
  那么，何为宗教暴力呢？对于这个术语，我的解释是一种源自宗教意义上的朋友和死敌之分的暴力。这种区分的宗教含义基于真假之分…宗教暴力…的矛头指向异教徒、无信仰者以及离经叛道者。这些人要么不会皈依真理，要么已经背了它，并因此被视为上帝的敌人。在怀疑宗教暴力的起源的过程中，我的目的是要通过谱系重构来解构宗教和暴力之间的关系。（ Assmann2008：14）
• 蓝道_RANDALL

  2020-08-01
  如果说在当下的时代中，神话的支配地位能够被间或性地打破，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对法律的攻讦就将全然徒劳无功，而这种时代并非不可思议地遥不可及。但是，如果法律之外的暴カ（作为纯粹的直接暴力）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就不但证明革命暴カ（就人类所施加的纯正暴力而言，革命暴力是最高级别的显现）可能发生，而且说明它会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得以发生。然而，对于入类来说，不太可能也不太迫切的，是要判断纯正暴力已于何时在具体的情况下实现39
• 蓝道_RANDALL

  2020-08-01
  人类本身无法发动战争，因为它没有敌人，至少在这个星球上是没有的。人类的概念排斥了敌人的概念，因为敌人并非不再是个人所以，在人类这个概念中就没有了特定的区别。那种以人类为名义而发动的战争，与这条简单的道理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政治性含意。当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上的敢人进行战斗时，这并不是一场为了人类利益的战争，而是另外一场战争，在其中，某个特定的国家企图盗用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以打击它的军事对手。以牺牲它的对手为代价，该国カ图将它自己等同于人类，这与人们如下的做法如出一撤：人们会滥用和平、正义、进步以及文明，以便声称这些特性属于他们自身，并否认敌人拥有它们。在帝国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人类的概念尤其是一种有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且，对经济帝国主义来说，它所呈现出来的伦理一人道主义形式是一种特殊的手段没收“人类”这个词语，调用并垄断这个术语，这很可能会产生某些不可估量的后果，比如，否定歃人作为人的特性，并宣称他是人类的罪犯；由此，一场战争就会被推进到惨绝人寰的地步。（ Schmitt1996a：54）
• 蓝道_RANDALL

  2020-08-01
  某些政治理论家发现，施密特研究政治的整个路径，不仅让人耳目新。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基调。施密特规避了“理性主义”、“规范主义”以及“道德主义”，而这些主义被认为困扰着非常多的当代政治理论。他不但简练地指出，“朋友和敌人之分能够把政治行动和动机化约为特定的政治性划分”，而且精辟地认为，“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意味着最大化的整合度或分裂度”。他以上这些著名（有些人会说臭名昭著）的声称，一直被解读为是在倡议一种新的政治研究路径，这种现实而具体的路径可以使政治研究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施密特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实话实说”，并且毫无保留。左派思想家为施密特所吸引，部分原因在于，他为批判和揭露约輸・罗尔斯、于尔根・哈贝马斯之类的思想家的规范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提供了尖锐的武器。2他是“令人窒息”的康德哲学的一剂解药，而现今，在如此多的政治理论和哲学中，康德哲学独领风骚。他揭示了协商民主理论的不当之处，在做出政治决断的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但过分强调协商的角色，而且过分强调对理性的诉求。施密特的拥趸主张，现实政治（甚至民主政治）的本质，并非协商或者寻求达成“理性的”共识，而是剧烈对抗的冲突和敌意。所以有人会说，施密特已经洞察到，这就是“现实政治”的核心之所在。
• 蓝道_RANDALL

  2020-08-01
  染、单单靠种族主义、仇恨、怨气以及“复仇的正当要求”，是不能育出一场解放战争的。这些意识的闪现把身躯投入一个骚乱的地带，使它陷入一种几乎是病理性的如梦状态。在这种如梦的状23态中，一看到他人就会诱发眩晕，我的血液需要他人的血液，我那仅仅因惯性而致的死亡召唤着他人的死亡。对于这种热忱在开始阶段的爆发来说，如果它被置于自食其力的境地的话，那么它就会土崩瓦解。当然，由殖民主义军队持续施加的不计其数的虐待，再次把情绪化的因素引入解放斗争，这不但进一步导致激进分子的仇恨，而且给予激进分子新的理由，以便他们动身搜寻“可以杀死的殖民者”。然而，一天天地，领导人将逐渐认识到，仇恨并非一种议程。（89，黑体为原文强调内容）
• 恩醯NX

  2024-04-04
  很久以后，在1947年，正如索罗普所指出的那样，当施密特在狱中被讯问他的纳粹过往的时候，他写下了《从囹圄解救》。在其中，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谁是我的敌人？” “谁能质疑我？”“谁是‘他者’？” 并且，他通过援引奥多尔·道贝尔关于敌人的定义来进行回答：“敌人就是之一我们自己的‘格式塔’（Gestalt）的人。” 在他的《游击队理论》中，他又详尽阐述了这个观点：“敌人并不是某物，我们可能会为了某种理由将其弄死或毁灭，就好像它毫无价值可言……敌人把他自己置于我们自身的标准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必须与势不两立的敌人展开斗争，以便真正确立我自己的尺度，我自己的边界，我自己的‘格式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