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家庭经济学

• MoonyLee

  2022-10-19
  多拉在《西斯廷圣母》面前的沉思，并不取决于她的性的不可分割性，毋宁说，这是一种对于女人（Weib）如何与愉悦感的不断丢失与再度获取之循环相和解的反思。这是对贞洁母亲之形象的着迷，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才如此喜爱她，也喜爱着那种贞洁的观念，无论其辩解有多么微不足道。这一贞洁母亲并不是多拉所想象的偶像。她并不代表那种性欲倒错（eroticism）的完美的自恋式的身体。要用这一方式来理解她的那幅圣像，就会忽略玛利亚对于上帝之言的赞成、基督的诞生，以及在她那受难的儿子躺在她膝头那一刻之前，她在神圣家庭中的生活。换句话说，爱的身体就是苦难的身体，以及愉悦感的身体，这是因为该身体乃是家庭的身体，从未真正摆脱过作为双重劳作的工作与出生的代际之债。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故事来讲述。这一讲述的前提条件仅仅是，我们并未退出我们的生命/生活，并没有失去我们在各自戏剧中的位置，当然，也并没有执着于那种拒绝向彼此屈服的静止生活。
• MoonyLee

  2022-10-19
  在这一爱与性之中，菲乐斯/阳具崇拜式的上帝（Phallic God）已经在为了人类的神圣之爱的经济中，被牺牲掉了。圣人与天使都只能将自己插入到这一经济中一正如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所代表的。毋宁说，他/她必须要相信此种状态，正如要相信在被救赎的社会关系中的世俗性意识形态一样。最终，在这一体系中有一个幽灵，就好像手中或者是口中的那只鸟一样进进出出。我们从未厌倦于听取这一故事，更不用说遗忘它了。精神分析或许可以就像我们的母亲那样，为了让我们记住它，而再说一遍。弗洛伊德、多拉、弗劳·卡以及多拉的母亲，都因此而具有了可供分享的一个秘密。弗洛伊德承认，他看到了自己与女人有着共同之处，正如这些女人或许也曾看到她们与男人们之间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在异性恋的游戏中，以及在其作为倒转之性或倒错之性的同性恋次游戏中，她们全都被引诱着背叛了其超验的想象。如果弗洛伊德丢失了其对于永恒女性（eternal feminine）的留置权，那是因为他必须要去谋杀他的父亲，以作为通往母亲身体的必然路径。只有这一可怕的行为，才能够让这位儿子将母亲身体呈交出来，以供“分析”，亦即解剖这一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属于真正的黑暗大陆的无意识所梦想着的身体。进入无意识这一大陆，就是要再次进人它一一返回到母亲那里，了解她，但是同时也是要在母性的微笑中迷失，因为她的愉悦感（jouissance)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理解……
• MoonyLee

  2022-10-19
  当她站在圣母前长时间思考时，以及当她追求一种远距离的崇拜者的角色时，多拉被迫选择了这样一种结局，即基督教已经通过将女人变为神圣欲求的客体/对象，又或是欲望的超验性客体/对象（二者是一回事），从而将这一主体性逼入绝境。（Lacan，1985：99）事实上，弗洛伊德与拉康都从那被移置进入《西斯廷圣母》这位沉默记录者的欲望那里转身离去；毕竟，无论这欲望遭遇到了何种口腔挫折、愤怒、嫉妒与爱恨交织，它都拒绝放弃母亲的身体。
• MoonyLee

  2022-10-19
  多拉要么被看作女权主义者的姐妹，要么被看作受诱惑的女儿，但只有这两种可能吗？这会淡化多拉对于围绕在她身边的异性恋游戏以及在女性游戏者彼此之间竞争的一身体的与家庭的—双重归顺。它排除了多拉的母亲，也排除了她关于被玷污的性经济的经验。地从这一经济中抽身而出，并将自己投身于一种洁癖之中。这一洁癖当然并非是她的愚蠢或者缺乏文化的自然表达。实际上，这位母亲对洁白的珍珠耳坠的向往，代表了她对类似于圣母形象的洁白无瑕概念的愿望。这两种想象都含有一种针对异性恋经济的、在神话学意义上的备选项。我们都身处这一异性恋经济之中，受制于生殖的律法，也就是列维一施特劳斯、弗洛伊德与卡尔·马克思总结为文化与生物性生殖的结构性律法的东西。任何女性、任何工作的男性都熟知这一点，亦即任何家庭都熟知这一点，爱与劳动是其两个面向。当然，我们或可从一种叙述的视角来看这一结构（它是如何出现的？它能够变化吗？）；或者从一种主体性视角来看（它是如何影响女人、男人和儿童的）；或者从反讽的视角来看（就好像在《圣经》或者是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体现的那样）。我们所不能做到的，是去论证，“男人们”创造了性与劳动的境况，就好像它们是人类在历史开端处所面临的低俗选项一样。
• MoonyLee

  2022-10-19
  在埃伦娜·西苏与凯瑟琳·克莱曼之间那场关于在权力/知识之问题化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应持何种立场的宏大论辩里（Cixous，and Catherine，1986），已经讨论过多拉的画像是否应该悬挂在女权主义者名人堂之中这一问题。多拉到底是像西苏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反抗布尔乔亚式父权文化的女权主义者呢，还是像克莱曼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位失败的保守主义者，当她的家庭失败的时候，她也深陷其中了呢？这两位争辩者不仅结论彼此不同，而且其认知方式也大相径庭。克莱曼承认，她更愿意去从事一种传统的学问，而西苏则对其痛加驳斥，认为这一方式陈腐不堪，充斥着一种主人话语（master discourse）的意识形态，并因此而无法让女性们自我享用。克莱曼在对女魔法师、女巫与癔症患者进行了历史学研究、仔细权衡了在每一种形象中女性排除的问题化之后，才得出了她在多拉问题上的立场。她的结论是，癔症无法飞翔一习俗在关于飞翔/盗窃（violer）的狂喜中接过了这一挑战……而西苏对克莱曼的回应方式，是踩踏那个（摩西）律法（the Law），是逃离语言，是对其征用，是用解释与诠释来打破它！飞翔/盗窃是女性的姿态。偷偷潜入语言，让其飞翔。我们都已熟知飞翔/盗窃，这一艺术有着不计其数的技巧，因为在有史以来，我们都只能通过偷盗/飞翔的方法来拥有；我们生活在飞翔/盗窃之中，偷/飞，发现中介，合拢通往欲望的道路。如果“飞/盗窃”（voler）这个词，临空于盗贼的“偷”（vol）与飞翔的“飞”（Vol）之间，在两方面都愉悦快意，并能够令各方都达致其意，那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这不只是一种巧合：女性分担了飞鸟与盗贼的性质，正如盗贼分担了女性与飞鸟的性质：他她着其通路，他她着其飞过，他她着其快乐，快乐在对空间秩序的扰乱里，在迷乱里，移动家具、各类事物以及相关的价值，破门而入，清空结构，倒转一致之处、打破舒服适意。p95
• MoonyLee

  2022-10-19
  弗洛伊德为这一诊所肖像所做的总结性句子，表明他难于认清这位处于该家庭背叛性悲剧之核心的嫉妒成性的女主角。弗洛伊德本人，一旦为该故事作出了评判，也就再无法逃脱这出悲剧：一位女性的嫉妒之情，在无意识之中与本可能由一位男子所感受到的嫉妒关联了起来。这类的男性气质，或者更恰当地说，男子气概（gynaecophilic）的感情流，可以看作癔症女孩们典型的无意识情欲生活。多拉的症状里包含了一个双重认同：首先是认同于受到她父亲感染的母亲，其次是认同于她父亲在性爱场景中的呼吸性障碍，而实际上她所扮演的是第三者（参见图2.4）p75
• MoonyLee

  2022-10-19
  进而，在这一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诸多困难的躯体化（somatization）里，某种疾病被历史化并且被柳制，而由此导致（无）意识则只有通过俄狄浦斯化了的身体才能得到最佳地理解。而这一俄狄浦斯化的身体，则竭力要处于这三元组合的三个尖角之处，正如多拉寻求在每一个与她互动的家魔中以及当然是在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性互动中，各自要成为一位母亲，父亲与孩童那样。因此，多拉就成了一出戏剧中的多重主角。在这出戏剧中，处为其难地粉演若各种角色，早已不堪重负，直到有一天，当地站在《西斯廷圣母》（母亲一妻子与儿童一妻子二者所欲求的重合[desired fusion]）前，心力交瘁。这一刻的复杂性，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讨论。因此，多拉的身体是每一个身体的苦难的癔症性场所，这一点直到她去世为止。关于多拉革命性地抵抗其处境的所有女权主义的解读，都务必要将这一点作为界限而牢记于心。她的享乐，毋宁说存在于她的苦难重负之中，也存在于她对弗洛伊德那粗拙的治疗努力一弗洛伊德试图通过表明多拉希望通过成为她的父亲，以拥有她的母亲（或者是成为她的母亲，以便拥有她的父亲？）的拒斥之中。p62
• MoonyLee

  2022-10-19
  这一文本解释了弗洛伊德同时作为艺术家与科学家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每一方都力图形塑生命/生活的纠缠牵连与瓜葛；于其中，权力、秘密与性共同为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幸运的时刻，以便其展示自己对于不幸的掌控：迄今为止，这是唯一一篇既通过了医疗裁量权的要求，又不会受到恶意环境之影响的案例史。在本文中，我将尽量坦诚地讨论性的问题，以确切的概念来称呼性生活中的各类器官及其功能……我将只做维护科学家来生命自己的诸种权利……只有极少数性情乖张、有意作对的隐晦好色之人，才会把此类谈话想像成一种激起或满足性欲的有效方式。由于这一治疗所涉及的身体性接触，仅包括双方口头/听觉（oral/aural）意义上的性/交流（intercourse），所以弗洛伊德假扮成一名妇科医生，是有些演过了。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双重危险一正如任何讲下流笑话的人都会招致的危险那样，即，要么他那形式化的艺术会得到承认，要么这一下流笑话的内容就会被映射到他自己身上。假如弗洛伊德无法以炉火纯青之技艺来建构起这一案例史，那他就会被认为是在制造医学的下流故事，然而如果他的工作过于巧妙，人们就会批评他只不过是在写作一种性爱小说，是在为他的读者们提供一个可供窥视的钥匙孔，而非显微镜。后一种批评尤为令人苦恼，因为我们稍后将会发现，弗洛伊德本人提供了可以打开保存多拉的（性）秘密之盒子的钥匙，并夸口说精神分析乃是多拉案例的钥匙/关键（key），亦即那个我们无法对其无动于衷的著名问题的钥匙/关键：一位妇女是否是“打开的/开放的”（open）？p54-55
• MoonyLee

  2022-10-19
  弗洛伊德并未考察，这一案例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在他的理论性视角当中那冥顽不灵的偏见，而是在致力于反驳汉斯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儿童的判词一一这些批判之词认为，这个精神分析所能够表明的，不外是弗洛伊德经由父亲而灌输给某位易受影响的儿童的“诸种偏见”而已。弗洛伊德回复说：这些讨论的基础是对于在此发挥作用的“暗示”这一概念的含混理解，此外还牵涉了关于儿童的易感性（impressionability）的沿袭成见。他认为，在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原因在于，无论他们是谎话连篇、表里如一还是过于放纵自己的想象力，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重点在于这一行动在其经验的整体经济中的分量。这一经验的整体经济功能，就是要在被报告的那些经验的特定阶段里，制造内部的检查与平衡：在精神生活中不存在随意性。因此，不可能根据在某一阶段所出现的那些荒诞不经或性倒错的因素，来判断某位儿童或成人的整体特性。这些因素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的生命史当中，其意义只能通过案例史分析的方法才能辨别。当然，无意识的发现意味着在病人的所说与所思之间会发生分裂。然而，这并非有意的欺骗，而正是精神生活牵涉进了无意识进程的标记。这些无意识的进程反过来又是决定我们在社会中的命运的必要经验。可以说，它们是家庭生活的材料，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以某种“被给予的”性来与之打交道。尽管关于这种性的意义，正如从小汉斯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的，也只能被赋予或者“学到”。p40对于阉割的恐惧，无论是作为焦虑的基本因素，还是像兰克（Rak，1924）说的那样，仅仅作为一种从出生创伤就开始的、更具有生存性质的焦虑之表达，都在弗洛伊德的心中悬而未决。然而，弗洛伊德拒绝了兰克的观点，除了他要在这一主题中宜示自己的优势地位之外，他的理由还在于，婴儿的自恋性过强，无法体会到任何其他的客体/对象。因此，分离与聚合，是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后遗效应（after...
• MoonyLee

  2022-10-19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真正的精妙绝伦之处在于，他观察到了小汉斯的性学研究是如何将其送人精神分析之手的。小汉斯尝试理解他的小妹妹的方法是，通过把他自己的名祖（eponym）的一部分交换出去，并且赋予汉娜她所缺失的部分，来裁决她实际上是“小的”。而汉娜实际上缺失的那部分，正构成了在“汉斯”（Hans）与“汉娜”（Hanna）之间的“那个差异”，亦即，对于“同一个名字”的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形式 p23
• MoonyLee

  2022-10-19
  本书名为《灵魂的家庭经济学》。它所讨论的，其实是一出关于想象斗争的戏剧。这出戏剧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发生在分析师与屈从的病人之间。成败的关键在于抵抗弗洛伊德建立俄狄浦斯式家庭的努力。这一努力的关键，是重新发现养育式（mothered）家庭，在所有的谋杀与篡夺的遗产之外，对于一名儿童的重新接受。不过，这一接受却也同时存在着痛苦与艰难。p1所思所想，无非徘徊于经济/秩序和越界之间，踟蹰于优雅自矜和无止无境之间。要将这些极端的状态分离开，思想需要一条通路、一片森林、一个湖泊、一处洞穴、一位女神，正如爱欲和死欲必须要二元分立、不能重叠一样。以此方式，思想或可将死亡（Death）或爱（Love）设为自己的目标，作为其灵魂的女士（Lady）。不过，灵魂自身当然也会被它自己的梦境，幻觉和知识所猎取，所困扰。这些梦境、幻觉和知识从灵魂的无意识亦即它的创造体中生发而出。我决定运用“灵魂”这个术语以强调精神分析的恰当场所，就在于行为举止的心灵与肉体要素彼此弥合为一处的地方。p3艺术、音乐与文学通过把受难的肉体在智识与共同体的层面上精准表达出来，从而拯救身体一灵魂，使其免于疾病之苦。在这中间，欲望会被任何身体可以丢掉的细微之物所唤醒一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恋物。丢掉它会令人绝望，在其中，则会令人欢欣。疾病要求一种神话学，一种表达出来的抱怨。p4弗洛伊德相信，未来是延迟了的过去。我们的自我理解，并非经由我们当下的所说所做，而是通过我们行为之中的种种缝隙才得以成为可能。这些缝隙能够用“另一种语言”，或者用我们表达中的种种特质，来揭示一种过往的愿望/欲望：“快乐是一种对于史前愿望/欲望延迟了的（nachtraglich）满足”（1997）。弗洛伊德发现，癔症的身体并不具备对于自身的直接知觉。这一知觉只有经过其欲望的种种符号才得以可能。然而，对于身体各种空间而言，这些符号却并非以一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