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

• 神头鬼脸小青年

  2020-03-31
  蒋介石最早找中共谈判，发生在1935年。当时中共已经被迫退入边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南京政府已经将大半个中国统一在自己的权カ之下。相反，日本人却在接连侵占了东北三省及热河和察哈尔大部分地区之后，又向绥远、内蒙甚至平津地区推进了。为设法阻止日本人进一步染指华北乃至全中国，務介石这时十分希望能够与苏联政府签订一项军事互助条约。他10月份向苏联大使提出此议，恰好这时苏联极为担心日本可能首先进攻外蒙，进而进攻苏联，因此反应颇为积极，12月中旬苏联政府就明确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讨论军事互助问题。
• 神头鬼脸小青年

  2020-03-31
  不过，张学良的顺虑看来与王以哲等人的顾虑还有某些不同，因为张在参加国民党五用二中全会之间，发现国民党上层联俄呼声甚高，就连蒋介石也明确向他表示决心联俄了。这种情况颇使张感到困感。刚从南京回来时，张心急如焚，立即接见潘汉年，通知中共中央，决心提早在西北发动，率先联俄。但事过之后，借病静思半月余，思想上又不免十分犹豫。因为，他张学良决心发动西北国防政府，本意原在藉联俄联共举出抗日反蒋旗帜，一来打破蒋借刀杀人的“安内接外”政策，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二来也可以设法借苏联之力，争取有朝一日重回东北。如今若蒋也开始积极联苏，苏联必定更看重蒋而不会帮他张学良。自己若在这个时候去另立局面与南京对立，岂不自找麻烦，还给国人以居心不良之口实？这种情况显然使张学良一下子又变得犹豫起来。
• 神头鬼脸小青年

  2020-03-30
  第五，他再次调西北发动要由张学良来领导，但担心张部复杂，且担心因张继父业，未经艰苦经营，关键时可能靠不住。
• 神头鬼脸小青年

  2020-03-27
  红军一向相信对付地方军阀武装有把握，但对付中央军则无把握。问题是，南京政府过去兵不及西南无非囿于二因：一是中心地区尚未现固，战事频仍，无多兵可调；二是西南各省军阀名义上均已归顺南京，南京虽鞭长不及马腹，却也师出无名。如今，中共南方根据地被全面拨除，国民党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口实。因此，红军长征不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借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提供了重要机遇，而且熟悉红军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与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军队合为气，也使中央红军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四川或西南其他各省并不像斯大林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容易立足。
• 陈世乐土

  2020-02-28
  杨虎城显然不了解莫斯科中国政策的本质特点。他不清楚，纯粹只是从阶级观点看问题的那些莫斯科的决策者，之所以毫不在意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做的牺牲，根本上是因为它们从来都把中国的军阀看成是不可信任的投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有可能放弃对自己的同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暗中支持。即使是在这时，在他们从自身的外交利益出发，希望看到共产党尽可能快的与南京政府大亨政治妥协的情况下，它们也仍旧在坚持这种妥协不能影响中共与红军的日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 陈世乐土

  2020-02-28
  正因为如此，张学良于二十六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 陈世乐土

  2020-02-28
  多少让周恩来感到可以高位中共中央的是，蒋介石在临行前专门召见了杨虎城，讲了一些颇有诚意的话。据杨事后告诉周恩来，蒋曾当面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 陈世乐土

  2020-02-27
  在整个中国都受到日本进一步大举侵略的严重威胁前，杨虎城像张学良一样也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极为方案。因此，他在政治上很显然是中共抗日反蒋主张的同情者。但不应当忽视的是，中国近代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之所以能够称雄一方，靠的都是军队。在这方面，杨虎城也不例外。因此，像这时所有的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一样，杨同样最看重自己的军队。而蒋介石同众多地方实力派之间之所以矛盾重重，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立志统一天下的蒋介石，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地方派手里的兵权。
• 陈世乐土

  2020-02-27
  面对遥遥无期的剿共战争，张学良深知以东北军继续硬撑下去只能拼光老本，从而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人民的啐骂。张学良已再无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有可能回家乡，也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东征北站、抛头颅撒热血的十几万东北军人，和许许多多流亡关外的东北人。
• 希夷子

  2013-06-02
  　指阎锡山为卖国贼，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红军这时军事行动的一种需要。至于阎锡山这时对抗日态度如何，其与张学良有何种共鸣，中共方面自然一无所知。实际上，阎锡山此前与张学良一样，也在“找国际（指共产国际）及党（指中共）的关系”。据中共北方党部军委负责人王世英此后几天的报告看，阎锡山自年初起就在想方设法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络，至2月红军东征之前，阎本人至少已经与北方党部的代表有过三次谈话。
• 懒残僧

  2024-02-02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1935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作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但反过来，只要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他就注定要以消灭红军和清除各种地方势力为首要目的。为此，他不仅不得不暂时牺牲中国东北等地的领土主权，而且很难不把东北军或其他地方军队派去“剿共”，因此也就很难不使东北军的张学良或其他地方势力的领导人因力量损失而对蒋产生反感。只要存在这种情况，而中共又改行了统一战线政策，那么，不论它在哪里，它都会注意到这一矛盾，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来削弱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结果，西安事变，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事变的发生，多半就很难避免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和矛盾。
• 老虎 wong

  2022-01-21
  蒋介石最早找中共谈判是在1935年底。当时，共产党已经被迫退人边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南京政府已经将大半个中国统在自己的权力之下；相反，日本人却在接连侵占了东北三省及热河和察哈尔大部分地区之后，又向绥远、内蒙古甚至平津地区推进了。为了设法阻止日本人进一步染指华北乃至全中国，蒋介石这时十分希望能够与苏联政府签订一项军事互助条约。他10月份向苏联大使提出此议，恰好这时苏联极为担心日本可能首先进攻外蒙，进而进攻苏联，因此反应颇为积极，12月中旬苏联政府就明确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讨论军事互助问题。①苏联政府赞同商定两国军事互助协定，这当然使蒋介石非常高兴。但蒋介石更感兴奋的，似乎还不是苏联政府的积极反应，而是透过这种积极态度，他注意到苏联政府对其地位及南京正统的积极肯定。与苏联人缔结军事互助条约，至少在蒋看来，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苏联必须切实以他的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因此，苏联绝不能再以任何形式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苏联政府的积极反应看起来使蒋介石产生了一个错觉，误以为苏联有可能放弃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他可以利用此点要求苏联政府向中共施加压力，帮助他解决国内的共产党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蒋介石一接到苏联同意讨论军事互助协定的答复，就立即向苏联大使提出了他关于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而他所提出解决的方法，说到底就是要共产党放弃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则南京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
• 一万件事吧～

  2021-01-03
  他所以敢冒此大不韪，甚至敢立下捐七尺之躯在所不惜的雄心，准备战败“自杀”或“入山为匪”，恰恰是因为他相信，经过“再三再三地考虑”，其所作所为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
• 神头鬼脸小青年

  2020-03-31
  想不到，在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虽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警告苏联必须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中国的方式，来取得他的信任。而鲍格莫洛夫却丝毫不为所动，这位大使甚至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见中，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竟全无结果。
• 神头鬼脸小青年

  2020-03-31
  既然中共没有能力将蒋系军队吸引过来，而蒋介石又已经将三分之二的中国统一了起来，那么共产国际，或者说斯大林也就只好下决心要中共中央改变既定的一心要让蒋介石“崩溃”的“抗日反方、改行“抗日”的方针了。既然要千方百计地联合務介石，那么，那种以“抗日反蒋”为旗帜的西北大联合或日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理论上也就应当随之取消。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季米特洛夫7月23日的讲话里，还是在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指示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共与张学良的西北发动计划是否应当完全放弃的问题。结果，无论是中共代表团，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即既然共产国际直截了当地提出联合蒋介石的方针，自然也就否定了西北大联合计划了。
• 神头鬼脸小青年

  2020-03-31
  在发布这样一个态度颇不寻常的“政治指示”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次会议上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很年轻，他们很会打仗，但他们在政治方面却不够成熟，没有能够很好地应付他们所遇到的复杂局面，以致在对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使得政策转变晚了两三年的时间。他并非不知道，“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也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民族“斗士”，但他认为，在蒋介石“已经把全民族的四分之三组织起来”以后，共产党对蒋介石没有其他的选择可能，必须主动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让蒋介石把民族统一的资本都捞到手，要想方设法迫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所发起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的既成事实。因此，继续在事实上同蒋介石对抗，支持甚至鼓动国内反蒋运动，在抗日统一间题上排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这都是共产国际所不能同意的。
• 陈世乐土

  2020-02-27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后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卡农一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
• 翳生

  2012-07-13
  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枪击，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都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
• 漆

  2021-08-04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已经不得不做好长期与蒋介石打下去的准备了他们一边将蒋介石来西安大谈“匪不剿灭决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一边告诉苏联方面：“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但由苏联寄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并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共产国际虽想尽办法,立即从美国分两批汇款15万美元和5万美元至上海宋庆龄处,并进一步告诉中共中央,仅在目前可以直接用于援助中国红军的款项就在8o万美元以上,然而所有这些在时间上都不能满足中共中央之所需。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来自天津和上海接收到共产国际第一笔汇款的消息,弛闻天更是沉不住气了,又去电讯问王明等:“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入九万人靠此吃饭!”②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1937年2月才到。因此,为解红军燃眉之急, 1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又从张学良那里再借10万元以救急。中共和红军得张学良帮助之大,可想而知。②《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见中心档案,195/74/282 ③中共中央这时还曾从宋庆龄的那里借款3万元以救急。
• 希夷子

  2013-06-02
  我敢说，当前西安事变研究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地依赖当事人的回忆。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像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而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的唯一根据更是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确实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