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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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之2023-12-05人们总是说“官僚惰性”，这些词只会让人昏昏入睡，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我想说的权利与特权的逻辑，在于利用介于严格与纵容之间的一切可能。具体说来，我可以抱着极度严格或者极度纵容的态度去玩弄一项规则并从中获利，而手持权力的每一个人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策略，这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哪怕是营业窗口后面的人也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权力。不要忘了，当人们只有这点权力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利用它。……中国有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理解官僚制度中的恒定不变的东西：决定升迁或罢免与否的评语。它们提供了将影响转化为资本的机会，提供了积累象征资本的机会，因为在这时，通过实施检查，人们就可以利用宽容或者严苛来积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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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之2023-12-05这些“清官”更多存在于高层：清廉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亚里士多德说美德必须以一定程度的富足为前提[8]……下级官吏中有“清官”，但他们更多被视为幼稚，而且他们收效甚微，因为会被调走。（……）“清官”打破了与职务腐败相关联的平衡，因为百分百的廉正具有揭露效果：它能揭露系统的全部真相，并且会构成对其他所有人的指责。“清官”之所以为人所诟病，是因为他是一种“活生生的指责”：（……）他暗示其他人他们有多么可憎。“清官”是泄密者、叛徒，他们尤其背叛了自己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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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之2023-12-05这些居间人的权力一方面源于他们可以向上级出售自己掌握的极为重要的信息。主事人不知道谁干活谁没干活，居间人可以拒绝或者同意说出来。居间人就可以通过控制自己掌握的信息来侵吞一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向主人、主事人封锁消息来行使一种权力。变通一下的话，秘书也经常处在这一居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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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之2023-12-05公元前4世纪一整群被魏丕信称作“法家”（légalistes）的思想家、战国诸雄之国君试图抵制这种用孝道为腐败正名的做法。他们试图发明一种话语，使对皇帝的服从优先于对家庭义务的服从。总的来说，他们提出了二者之间折中的方案，体现为各种规范，例如“回避法” ——我上次提到过，根据这项法律，官员不可在其原籍为官，以避免腐败。然而奇怪的是，这条旨在避免腐败的法律却助长了腐败。非我同类，剥削起来就更容易——家内理性的把戏数不胜数。在帝制中国，官吏俸禄相对较低，在顶端是很小一部分通过官吏考试的人，然后就是许多下级官吏，他们靠当地征收的财物生活。魏丕信描述了这种结构，他谈到“制度性腐败”，因为人人都知道下级官吏只能靠这些非法征收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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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吉诃德2023-07-03如果他们在理论上一以贯之，他们会和涂尔干一样，如我前面所引，认为国家同时强制推行逻辑上和道德上的顺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也做了这样的区分：他所谓的逻辑顺从（conformisme logique），是指由掌握共同逻辑范畴而实现的精神认同：道德顺从（conformisme morale），则是在伦理层面上的同样的事情，即参与到一个共享价值的共同领域之中）。因此，涂尔干认为，逻辑范畴是转变为心智范畴的社会范畴——群体、帮派。逻辑顺从是对世界的根本认同，是行动者之间达成的一致，而这一切通过参与到一个共同的逻辑范畴领域中得以实现。（科里根和塞耶认为）国家的生成联系这样一项工作，它旨在“鼓励和约束人们优先从国籍角度自我认同、自我感知，而不是以更为局部的方式，将自己指认为某位君王的臣民，或者更宽泛些，指认为基督教徒一分子”。因此，与国家的生成相关联的，是向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体强加一种对自身身份优先持有的观点，这个优先的观点便是民族的观点：他们将自己视为法兰西人，而不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成员，或者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人们确定了一个身份认同的优先层级，在通过国家和民族崇拜输入的这层身份认同上，联系着一整套被强加给接受这一身份认同的人的次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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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吉诃德2023-06-05历史科学中特有的一大错误是，让自身比自身研究的对象更精确，让关于研究对象的话语比研究对象自身蕴含更大的精准性，从而迎合有关研究对象的话语的生产场的精确性要求而非研究对象自身的精确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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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gyfoner2023-05-26因此作为开场白，我想说，当心，所有以国家做主语的句子都是神学语句，但这不意味着它们是错的，因为国家就是一个神学实体，即依赖信仰而存在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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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吉诃德2023-07-05换言之，场域中若要发生争斗，就得对分歧的范围、斗争中可以正当使用的正当武器以及获胜的标准达成一致，这几乎算是一种文化了。但所有这些建立共识的工具却为分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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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noid2023-05-15借助历史学大有用处：自称历史学家让我在现场获得了人们可能会拒绝提供给社会学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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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noid2023-10-07回到源头的不确定，回到开端时刻对可能性的敞开，这对于去平庸化来说十分重要。我只是为决裂（rupture）这个概念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它想说的正是：不再将原本并非理所当然的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不再将本该成为问题的问题视为不成问题。为了跳脱平庸并克服内在于制度化之中的对开端的遗忘，必须重回最初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