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低音

• Binns

  2018-07-29
  许多时候事物的变化宛如一颗盐置放在风中，是四面八方的风作用于一颗盐。其中当然有主、从之别，但它总是受从四面八方而来的风的“熏习”，再回过头影响四面八方。
• Binns

  2018-07-28
  弱者并不只是像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那样用罢工、不合作，甚至到发起民变等方式作为武器，他们也用赞美或不赞美作为武器。
• 阿萝

  2018-09-29
  且让我再次引用郑超麟的回忆录 郑超麟说他在十五岁时第一次读了《红楼梦》 结合过去读的小说 知道结婚之外尚有爱情 又从小说中知道 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 但旧社会的道德势力太大了 认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必然要演悲剧 《红楼梦》《西厢记》就是实例 我为什么要引这一段呢 郑超麟的话提醒我们 那个时候至少有两种爱情观并存着 一种是正统派 另一种是在传统爱情 婚姻观念之外 被小说戏曲感染的爱情观念 是传统道德所不容 是要压抑下去的情感 到了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之后 这种小说式的爱情观 反而颠倒正面 成了主流 那一代许多新派的人物 便往往把原来不入流的小说中的东西变成新正统 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 如果只看到当时的主流论述 而没有注意到各个层次并存互相竞逐的方式 没有看到当时的低音 潜流 很多事情会变得没有办法理解
• Duet

  2020-12-12
  我对历史的了解是，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是像一首交响、有很多调子同时在前行。而且，历史是一个未完的牌局我们此刻则是把它凝结在一个定点来研究。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潜流就像鲍德里亚所说的地下茎（ rhizome）树与之间不能移动，但是它们的树根却可能延伸、交缠在起，“潜流”一词可能会让人们误以为它也是有意志地活动着。如果用亚里多德的“形式”（fom）与“材（mate）来区辨，有时潜流是以零散的“材料”的方式存。要了解国学的“真目”必须经过“自我坎陷”（self-negation）。以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为例，如果不经“古”这一段，难有后来的科学考古。李济（一八九六—一九七九）回忆说，没有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绝不会产生近代中国的考古学。我们也相信如果没有晚清以来的“名学”，恐怕人们也不可能广泛、深入地了解先秦诸子的论证方法。同样地，如果没有近代西方传来的数学，恐也不容易了解、评估中国古代的数学的。所以要用一切学术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要把西方个化，也把中国个案化，不是西方普遍化，把中国个案化，也不只是西方个案化，中国普遍化。
• Duet

  2020-12-12
  除了上述之外，在这里我还想对“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再作一些申述。我想先强调二点：第一，应充分体认社会的不透明性，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性。不能总是假设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着窗户，而窗户总是打开的。第二，时间之流像一环一环切片，环与环之间往往是绝缘的，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递不一定自动发生，先一代流行的书下一代不一定会再重印，先前的传统不一定会自动传递到下一代人身上，而是需要靠辛苦学习。事件逻辑（A-Z），史学逻辑（Z-A）。由未知推未知，不能站在已知推已知。因此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时，如果只是倒扣回去看，就看不到旁边空气的部分，而只看到实质的部分。我们都想追潮王阳明思想的兴起，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件工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能倒扣回去，找到连续性的部分，但是“风”的部分却很难把握，而这个整体才是影响后来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大的漏斗下面的一部分，大的漏斗里面有个氛围，可是我们研究历史时，往往忘了整体氛围。只是从已知推未知，而不是从未知看未来的发展。当然也有人会问，该如何解释历史中的人物的方向性？年鉴学派的“长时段”（ longue duree）又该如何解释？我个人认为，历史人物当然有方向性，历史的“长时段”还是可能存在的，但我们对这两者要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它们是在许许多多复杂的过程中才慢慢落实的，不是像射箭一样，一箭就射到对岸。所以不是没有方向性或长时段，而是需要经过许曲折、努力、克服，加上整体社会、气氛的支持才有可能。在这里我想引用诗人艾略特（T。S。Eiot，1881965）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r）一文，它说当伟大的作品出现时，不仅是简单地放入一个新东西而已，古今所有文学史中的作品的相对位置都要因它而进行形形色色的调整。（ Thomas Stearns Eliot， Tradition c the Ind...
• Duet

  2020-12-12
  前述的学科反思潮流也发生在佛学。欧阳竟无（一八七——一九四三）在一九二二年讲《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由王恩洋〔一八九七ー九六四〕笔记。该文载于《民铎》三卷三号），强调“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他说：“宗教、哲学二字，原系西洋名词，译过中国来，勉强比附在佛法上面。但彼二者，意义既各殊，范围又极隘，如何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正名定辞，所以宗教、哲学二名都用不着。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 欧阳竟无为何认为佛法不是宗教？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皆具有四个条件，而佛法皆与之相反。第一，“凡宗教皆崇仰神或多数神，及其开创彼教之教主”；第二，“凡一种宗教必有其所守之圣经，此之圣经，但当信从，不许讨论”；第三，“凡一宗教家，必有其必守之信条与必守之戒约。信条戒约即其立教之根本，此而若犯，其教乃不成”；第四，“凡宗教家类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宗教式之信仰为何？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评者是也。”而佛法最终皆反对这四条。所以欧阳竟无说，你不要讲佛法是哲学、是宗教，佛法就是佛法，佛法的名称叫做佛法；佛法不能仅以哲学或宗教去定义它。他又说，佛法不是哲学。第一，“哲学家唯一之要求在求真理，所谓真理者，执定必有一个什么东西为一切事物之究竟本质，及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者是也。”第二，“哲学之所探讨，即知识问题，所谓知识之起源、知识之效力、知识本质，认识论中种种主张，皆不出计度分别。佛法不然。”第三，“哲学家之所探讨，为对于宇宙之说明，在昔则有唯心、唯物，一元、二元论，后复有原子、电子论……夫既无本体，现象复何由而生？”“总而言之，彼诸哲学家者所见所知，于地不过此世界，于时不过数十年间，不求多闻，故其量，故其慧。若夫佛法，则异乎此。”
• Duet

  2020-12-12
  傅斯年对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古代本无“哲学”，只可称为“方术”。我推测傅斯年可能认为一称为“哲学”，把它视为纯粹的思辨，起码要有一个层次又ー个层次的抽象化特质，但那不符合中国古代学术之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一九三年代以后逐渐放弃“哲学”或“哲学史”的用法，与对这个学科的反思有关。早期的梁启超常常用“哲学”一词，但是到了后期，他与王国维一样，认为这里面应该有分寸感，不能用后来的概念倒扣回去了解古代中国相关的东西。如他在家哲学》这本书中（清华国学院的讲课稿，周传儒一九 OO——一九八八〕记录），虽然标题上用的是“儒家暂学”，可是他在正文，尤其是《序》里面说：“哲学”一词不能符合中国思想之特质，应该称作“道术”比较恰当这个想法和傅斯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只有“方术”的说法很像。所以梁书中提到戴震、章学诚等人的贡献时，往往说他们对儒家的“道术”有如何的影响，而不再说他们对儒家“哲学”有如何的影响。所以梁启超说由此言之，本学程的名称，实在以“儒家道术”四字最好。”另外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九二二年东南大学演讲稿）的《序论》中，也一改以前的做法，主张突出中国思想的特殊性。梁氏早期总好把中国的思想说得跟西方思想一样，可是在这里他却说：“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又说：“国故之学，易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这段话的前半部说明近代国故学的进步，是...
• Duet

  2020-12-12
  经提过，古代文献中“历史”连用的情况很少。中国古代通常单用“史”来表述今天的“史学”，“历”是“历”、“史”是“史”，“历史”一词并不常见的。不过清末民初受了日本的影响（王国维说过，日本好将单字叠成词。见《论新学语之输入》），“历史”一词变得非常流行。除了“历史”一词的流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转换，即对“历史”给予一种新的定义。古来关于“史”的定义，如《说文解字》上说：“史记事者也，但新一代史学及新一代的教科书大都定义说“历史是记载进化的轨迹”。在这方面梁启超的史学观点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中国史序论》里再三强调，“历史就是记载进化的痕迹”。而梁启超在新史学的里程碑文献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也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当时很多相当杰出的史学家，如吕思勉（一八八四——一九五七）等，在历史书籍第一课定义“历史”时和梁启超看法都是一样的，认为有进化才算是历史，没有进化的不算是历史。天然物没有历史，因为天然物没有进化；铀不会进化成石油，所以它没有历史。自觉的、有目的、会进化的东西，才叫“历史的”，“历史”就是记录其进化的轨迹。又如清光绪年间，汪荣宝（一八七八——一九三三）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说：“（旧史）要之事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可以为历史。历史之要义，在于钩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对“历史”这个学科的新定义隐含了不是进化的，看不出线性的、向上发展轨迹的林林总总的事物是“非历史的”把事情组合在线性进化的发展中，很多摆荡来回就看不到，很多的低音也不见了，能放入这一种架构中就是“历史；而不相干的、不关联的部分就不会在历史叙述里，不成为历史学的重点，使得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造成很多的扭曲...
• Duet

  2020-12-12
  黄侃说：“经学者，中国特有之大本学说也。毁之无伤，尊之无益。故治经为四字读，日文、日义、日制曰事。盖明文以通其词法，知义以宣其意理，核制以观其典章，稽事以研其故实。然经书文采，不必尽善，制度不必尽备，史事不必尽详。故治经者，不可以史事求之，不可以制度求之，不可以文采求之。惟经有制度，其制度可考；经有文采，其文采可法；经有史事，其史事可信耳。”这一段话相当曲折，它深刻地说明了传统的“经学”的本质，与现代人文领域的“分科之学”一一不管是文学、史学、政治学、哲学有根本不同处。黄侃认为经里面有制度，其制度可考；经里面有文采，其文采可法；经里面有史事，其史事可信。但它不只是哲学、不只是历史，也不只是文学，它自为一体，里面的东西可以拿来作文学、哲学、历史等研究之用，但经学还有自己的性质。如果我们只是用制度、文学、史事去讲某一部经，事实上已经迷失了它原来作为“大本之学”的特质。前述这段话说明了经学可以被研究，但不可仅以“研究之材料”视之；经学是“大本学说”，提供“大经大法”。黄季刚又说：中国学向，有大特质，不可不知，即有“生是也。试观古圣先贤立言，无不以实用为归，虽老庄之徒，道法虚无，亦由有而来，非全然无稽。至于中国以农为本，生活极艰，征之史事，种族之得有今日，努力求生，良非易易。 蒙文通在一九四O年代的《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中亦说：“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身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蒙文通文集》第三卷，巴蜀书社一九九五年，页150.蒙文通与黄侃的话有相当的仿佛性，他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强烈，表示经学是一种特有之学，...
• Duet

  2020-12-12
  “学”是什么？“学”到底是什么？“学”是分析的，还是所有相关综合有机体的其中一面的表显？加拿大哲学家查理斯・泰勒（ Charles Tayler，1931）的《黑格尔与现代社会》里说，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有两种真理的观念，种是分析式的，一种是认为学问是一个整体。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体中一部分的呈现，当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呈现时，不要忘了它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现代学术中所谓的“学”，基本上是以客观的、研究的角度，把我们研究的东西客观化，然后取一“研究的态度”。我感觉“取研究之态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观念。熊十力（一八八五ー一九六八）在有些地方便反复提到，“取研究之态度”使得知识和思想矿物化，剥离它原有的一些心性的、伦理的意义，或难以言明的、很微妙的层面。综上所述，从古代到现代的学问观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在将古代学问转换成现代学科的过程中，把价值、生活、带有现实意涵的部分打散开来，而且赋予太多定律化、规律化的了解，这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时应有的觉知。
• Duet

  2020-12-12
  阿道还认为物理是作为精神锻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于哲学是生活的一种艺术，有实存的、活动的面向，而不只是纯粹的概念或理论的东西。因此，古希腊时代所有的学问都带有“存在”的向度，带有“生活”的层面。这些学问都是有机的整体，每次显现的只是全体的一部分，用抽离分析的观点去了解古希腊哲学，是十八、十九世以后才产生的做法。
• Duet

  2020-12-12
  阿道又说：“哲学化是为了学会如何对话”（To philosophize is to learn how to dialogue），所以对话的形式是非常优先、非常重要的。另外，精神的锻炼（ spiritual exercise）也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将哲学当作纯知识的探索（ doctrinal exposition），不只是为了得到抽象的知识，而是为了生活。哲学活动不只是智识的（ intellectual），同时也是精神的（ spiritual），人们要学习过哲学的生活。除了逻辑（ logic）、物理（ physics）、伦理学（ ethics）等等之外，还有实存的逻辑（ lived logic）、实存的物理（ived physics）、实存的伦理学（ lived ethics），意思就是不能把逻辑、物理、伦理学当作纯粹的知识来追求。换句话说，哲学不只追求原创性思考，同时也是灵魂的展现。
• 桃童默默呛

  2015-10-04
  对于“人事学”，《“风”——》中提及刘咸炘说史学不应采取“人中心主义”，而应采取“事中心主义”，史最重要的不是在讲人，而是在讲事情。捕捉一种“风”，必须要注意何时兆之，何时成之，因何而有，因何而止。何人开之，何人变之。 而不是记录进化的轨迹。
• 桃童默默呛

  2015-10-04
  四、在“事实”之外，要能把握“虚风” 刘咸炘“又后史无综合之势，且忽虚风，必以子、集辅之”。 刘在《道家史观说》：史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观变”，而道家的方法是“御变”，所以史家必用道家之术。 除此之外，我（王汎森老师）认为道家有一种忽略史“迹”而讲变通大势的特质。这与刘所谓的“风”有关，刘“能入必虚心观其始终，此即黄老家秉要执虚以御物变之术，故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五、“宇宙如网”的史学观念 刘咸炘：史之所以无所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互关系，而不可离析，《易》之所谓感也。史固以人事为中心。然人生宇宙间，与万物互相感应。人以心应万物，万物亦感其心；人与人之间的离合，事与事之交互，尤为显著。佛氏说“宇宙如网”，诚确譬也。群书之所明者，各端也。史之所明者，各端之关系也。群书分详，而史则纵贯也。综合者，史学之原理也。无分详不能成纵贯；而但合其分详，不可以成纵贯。盖纵贯者自成一浑全之体，其部分不可离立，非徒删分详为简本而已。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专门之书，止事实而已，不能明大风势也。综观成体，是为撰述。专门之书，多止记注，而非撰述。即是撰述，亦部分而已。明此三别，则史之独据者可见矣。以下为王汎森老师对上文作的注解和归纳：1、史之事即宇宙之事，无不互为关系，不可离析。现代史学的分析处理并不合理。而且食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事“感”是无间断的“交互”，而不是简单的作用方式。2、“史”与群书的不同之处，是“群书”所体现的各个面的问题，而“史”是一个大综合，“史”史全体事业的学问，是刘咸炘所谓的“人事学”（人类世界全部现象之学），故必须把握每一个时代的全体才能把握此“浑全之体”。3、 在此，“浑全之体”中的部分不可分立。
• 桃童默默呛

  2015-10-04
  三、破除史目之分，从前后左右进行综合。“观历代史书志，传事目之增减，而史识之渐隘，史法之渐亡可见矣”刘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史目”太过狭隘，太过道德化，而且变化太小。所以为人写传的时候，往往要先看他是不是孝义、贤宦等等，是不是能塞到一个特定的史目里去。刘氏认为这些“史目”的确定使得它们没有办法记载人事的纷纭万状。这使我（王汎森老师）想起美国思想家Kenneth Burke(1897-1993)，他说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要in terms of，事象通常并不能自我呈现自己是什么，所以人们总是用一些范畴来了解它们、状述它们。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方便—方便下笔、描摹，但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缚，使得史家用不变的框架去状述纷纭万状的人事世界。如果我没有误解刘咸炘的意思，这些具有高度道德意味的“史目”使得历史上的史官，将所有事情都先往这些已有的框架里塞，而不是看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再创造适合于它的分类，所以“史”变得不能察“风”，而这些筛选的框架，事实上也是维持古代的道德风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人们要受到它的陶冶，也很自然地在行为上督促自己去往那些理想的行为去靠。eg：王汎森老师读明清地方的乡、镇志“史目”与国史、通史或府州县志往往大同小异。所以历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框架。一方面产生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不太能体现事象的风势和变化。（这里补充方志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刘认为历史贵能见“生民”与“风俗”，而能否见“生民”与“风俗”，与“史体”之好坏有关。史家要有“综合之识”，历史的书写要跳脱独立的各自，广为综合，才能捕捉到“风” 其中浏览杂书，也有“当杂考群书之旁见侧出者而综合之”
• 桃童默默呛

  2015-10-04
  二：“纵”、“横”、“时风”、“土风”之间的相互作用。章学诚的名言“方智圆神”，将史学分为“记住”和“撰述”，“方”就是记住，是客观之学，是记录、整理、考证史料。“圆”则是撰述。在章学诚看来，清代考据之学就是“方以智”。我想刘咸炘深受这个影响，他认为如果要观风势，就不能像清朝学者那样只满足于记住、考辨史料，写出一条又一条非常深入而有见解的札记，而是要综合左右的东西写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想用“圆而神”的方法来描述一代风势的变化。 收集史料、研究史料的客观之学只是史学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主观之学，也就是撰述描绘“风”的观势之学。 其中刘咸炘也分析史体的变化，看其对“风”的影响：《史记》的汇传体——将好几个相近人物归入列传之中，表现一种风。 《汉书》《后汉书》之后，注重风俗的体裁慢慢就没有了。 《资治通鉴》可见“唐以来私家传记多止留意官曹仪制、贤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风俗，盖史识之日隘”、“然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 宋史：刘咸炘认为其太好一人一事褒贬，而非整个风势的褒贬；过度注重朝廷风俗，而忽视民间风俗，“万人一篇”，所有人面貌都一样。但刘咸炘认为“史”不该有定体，应该根据所描述的“风”而创设新的史体。他认为能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不能以一个朝廷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纵观”，要重“时风”。但他同时也讲“左右”，讲“横”观，讲“土风”，一个地域的风。因为重“横风”，讲“土风”，所以他的著作重特别强调方志的作用。他说“方志自有方志之精神，与国史异也”、“盖缘向来于方志止视为国史横剖之一部分，以为一方不似一代。无所谓自成面目者，既无其事，作者何由强造一贯。吾今以土俗贯论。”他认为方志的作用不只是国...
• 桃童默默呛

  2015-10-04
  “无不有风”——“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一代之中，此三者有多端，每一端为一事，即为史识之一义”
• 桃童默默呛

  2015-10-04
  然而在历史上，人们见识过多少风潮，他们倏忽而起，倏忽而落。最初可能只是几个好事之徒，或小书斋的几个读书人所发动。可是当他如日中天时，即使人们觉得不合理，即使许多人心中不认同，却也不敢违反它的势力，而且不敢公开说什么。以学术为例，当一种学风流行之时，即使心中对自己所做的学问感到怀疑，仍然跟着大众拼命向前，用胡适的话说：“虽有智者，亦逃不出。”（诸桥辙次说：“但外来思想输入之一事，果能足启发宋代自由讨论自由欤？期间尚不能无可疑。且邵、周二子之学虽非无禅学影响，其主要原因，宁似得之于《易》学者。宋儒由来所读，才不过《楞严经》一部。一书之影响，岂如斯深且多乎？敢请教。”胡适说：“邵、周之《易》，又道家之影响也。宋时，中国之空气已成一禅学之空气。虽有智者，亦逃不出。非一部《楞严经》之力，此乃’空气’之力也。”）
• 桃童默默呛

  2015-10-04
  一、“风”除了是指风俗及风俗对政治、社会、人事等无所不在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无不有风”。每件事都有风，而政事、人才等无时不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