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开端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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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倪2024-12-12当黑格尔重拾这种学说时,他明显依然停留于由自我意识的自主性所设立的界限之内,这种自我意识属于某种文化,相对于现实而言,这种文化所依赖的乃是以自身为反思对象的主体的独立性。近代科学的“激进主义”(aggressiveness))正是源自这种文化,近代科学总想以各种手段,达到控制客体的目的,因而排除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参与性,而这恰恰是希腊哲学至高无上的纲领,它确保我们在美、善、正义之中的参与得以可能,也确保我们在人类公共生活的价值之中的参与得以可能。对希腊人而言,知识的本质是对话,而不是以自主的主体性为出发点的对客体的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近代科学的胜利导致了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些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胡塞尔(以其对时间意识的分析)及其之后的《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为当代哲学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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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倪2024-12-12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人的存在与神的存在之间的差别。神的存在,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在场的持续性,即存在之整全。其超越性体现为认知的无限和无碍,体现为没有疾病、没有疲劳、无需睡眠。与此相反,就人的存在而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存在的界限,这一切伴随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亚里士多德本人强调,反思总以某一直接行动为前提;它总是一种parergon,即某种随即产生并加到直接性之上的东西。反思首先需要我们服从于某种假定的东西——此即反思之对象——然后我们转身朝向假定的起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联结着人的有限性,例如,遗忘的巨大秘密。计算机是贫乏的东西,就因为它不会遗忘,因此它也不会创造。创造依赖于我们的理性和思考力所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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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倪2024-12-11柏拉图对话的另一个特点是,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多以一种很平淡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们说“是”“否”“或许”“当然”,缺乏更详细的角色特征。这不是偶然,而是作者有意为之。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对话的参与者看作一个确定类型,好像我们正在处理一幕戏剧。在柏拉图对话中,对话者更像是一个影子,每位读者都在这个影子之中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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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倪2024-12-09我们回到希腊语言:希腊语本身就已经提供了二种特殊的思辨和哲学的可能性。这儿我只想说两点:第一是广为人知的希腊语最有成就的特性(顺便说一句,德语也如此),即中性名词的使用,它使思想的意向对象可以作为主体表达出来。……事实上,通过中性词的使用表明的不是某种在这里或那里的具体东西,而是一般性地针对所有东西。在希腊诗中,正如在德语诗中,中性词表示的是无所不在,表示的是气氛的在场。它不涉及某种存在者(a being)的某种品质,而是涉及所有存在物在其中得以显现的整个空间,即“存在”(being,dasSein)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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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不是瓦塔西2021-10-12相应于狄尔泰及问题史,我现在怎样定义我自己的方法和解释呢?我在这里提到“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和“效果历史意识”(historically effective consciousness)。这首先意味着,对文本或传统的研究并不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决断力。这样一种自由,这样一种与探查对象保持距离的旁观,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身处传统的生命之流中,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了操作实验和构建理论而与传统保持一定距离。确实,在近代科学中,例如量子力学,操作主体与纯粹客体化的观察者扮演不同角色。但这与身处传统之流截然不同,身处传统之流者,亦即处于某种具体条件之中,他对别人的认识和看法,必须以自身的条件性作为基础。这种辩证法不仅适用于文化传统和哲学,而且也适用于道德问题。事实上,一个从外部“客观地”研究伦理习俗的专家,与另一个深深打上这些习俗烙印的人,两者截然不同,后者乃是一个处于社会、时代、偏见结构和世界经验之中的人。在我们面对特殊观点和解释学说时,以上所说这一切都具有效果和决定性的作用。效果这个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在某方面它是历史的属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意识的属性。我们没有意识到,意识是被历史确定性所制约的。我们不是历史的远距离眺望者;毋宁说,我们是历史的创造物,我们身处于我们所试图理解的历史里面。这里面包含这类意识的特殊性——这乃是无法通约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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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不是瓦塔西2021-10-19相反,我们看《斐多》。它显然不属于论文,而是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包括生活的写实描述,而且熔理论论证与戏剧情节于一炉。因此,《斐多》关于灵魂不朽的激烈论证根本不是真正的论证,毋宁说是一个事实是苏格拉底自始至终保持信念,并以自己的生和死来证实该信念的一个事实。在这里,情节本身的过程就扮演了论证的角色。对话结尾讲述了一个神话,描述了一个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大地,以及这个大地如何能够成为正当生活的场面。对以善的原则为基础的世界构造的疑问,我们不可能给出满意的论证来作答。但神话却以其独有的力量具备此功能。柏拉图本人用以警醒我们而采取的神话方式,不仅包含单纯的叙述,而且把概念和反思也嵌入其中。它们就像是辩证论证的扩展在概念和逻辑证明无法理解的方向上进行的扩展。甚至苏格拉底的无知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形象。它是帮助苏格拉底引导对话伙伴与他自己的无知进行对照的一种方式。《吕西斯》(Lysis)的结尾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典型。美尼克塞诺斯(Menexenos)和吕西斯都没有成功定义什么是友爱,对话却因老师要带小伙子们回家而戛然而止。在所有反诘论证的对话中,我们都可以同样看到这种否定性的结束模式。它们所涉及的总是同一问题,即,为了实践德性,必须以理论方式指引人们朝向德性。从这一角度,我们的确可以谈论希腊人的理性主义,不过我们得进一步补充说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根本没有与之相称的概念。在柏拉图这位足以同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相媲美的作家那里,如果概念不充分,他就采用对话情节来表达他的意图就《吕西斯》而言,就是苏格拉底与两个年轻朋友间的对话关系。……柏拉图对话的另一个特点是,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多以一种很平淡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们说“是”“否”“或许”“当然”,缺乏更详细的角色特征。这不是偶然,而是作者有意为之。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对话的参与者看作一个确定类型,好像我们正在处理一幕戏剧。在柏拉图对话中,对话者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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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不是瓦塔西2021-10-12但是,发展的观念完全与历史无关。严格地说,发展是否认历史的。事实上,发展就意味着,在开端那里,一切均已被给出包含在它的开端里。往后,发展仅只是把包含在开端里的东西展现出来,正如植物或动物的生长成熟过程。这就是“发展”一词所隐含的言外之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的发展”一词所标示的乃是矛盾的含义。一旦历史开始上演,它的内容不是事先预设好的,而是一切都是新鲜的。如果没有任何新鲜事情,没有任何革新,以及没有什么不能被预见,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历史可以被叙述。命运往往是指不可预见性。因此,发展这个概念表明了自然的过程特征与人类生活的波动及偶然之间的基本差别。这里所涉及的这组对立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对立乃是原初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