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 冬日漱石

  2022-04-15
  洛维特觉得，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历史意识取代了自然意识，虚无主义是历史意识的必然结果，克服这一结果，必须让基督教一现代的历史道义意识回复到古代希腊的历史自然意识，恢复“自然的人性”（naturliche Humanitat）。尼采在批判基督教形而上学时提出，人的生存应走出自我中心，进入“永恒复归”的自然状态，与因基督教世界观的出现而失去的此世重订婚约，这就是尼采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方案。同样，洛维特也想通过古希腊的无限整体的世界观来克服“现代主体主义的世界论虚无主义”。人和世界的生存原则应遵从自然秩序，而非历史的道义，因而应当恢复古希腊的自然经验的名誉，以自然之在的冥思式敬拜原则代替源于基督教的历史哲学的自我原则，调整“世界与世界历史之间真正的、自然的对称”。这一主张中的自然观与启蒙运动思想的形而上学化的自然概念明显有分别，甚至是根本上反启蒙思想，因为，机械论的自然观基于形而上学的上帝观，促成了启蒙哲学的历史行动的魔法。
• 冬日漱石

  2022-04-15
  现代性意味着源于基督教而反基督教的历史哲学重设历史道义及其解答。洛维特对近代历史哲学的溯源剖析像是在对历史形而上学实施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批判：海德格尔通过还原近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前提，以解构近代形而上学，恢复前苏格拉底的自然本体论；洛维特通过还原近代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以拆除近代历史哲学，力图恢复希腊宇宙神学的历史观，解构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历史道义论。基督教末世论否认现世历史本身的道义，近代的历史形而上学把基督教末世论的超世道义转移到现世的历史之中，可谓基督教历史神学的创造性转化。
• 冬日漱石

  2022-04-15
  历史观世俗化的深层含义是：历史的道义不再由超世的上帝之义（神义论）来负担，而是由现世的人之义（人义论）来负担。历史中的道义问题尤其与人世中的苦难问题相关。基督教认为，人的在世受苦是由人与上帝关系的断裂造成的，并把受苦问题视为在体性的，其解决则移交给上帝之手；希腊思想以为，受苦是自然性的，从中引不出道义问题。近代思想与两者皆异：受苦是道义问题，但解决苦难由历史正道来承担。现世历史与其道义并未因此而自然性地同一，两者之间仍有差异。
• 冬日漱石

  2022-04-15
  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是超世取向的，近代历史哲学将此取向扭转为现世的（希腊式的），因此是基督教历史观的此世转化（世俗化）；反过来说，近代历史的世俗化表现为，近代哲学的历史观把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改写成进步论的现世历史观。重要的是，没有末世论历史神学，也就不会有现世进步论的历史哲学。现世进步论的历史哲学的开端因此是约阿希姆的历史神学。
• 冬日漱石

  2022-04-15
  古希腊历史思想的基础是自然本体论，基督教历史思想的基础是神一人主体论，两者构成了欧洲历史思想发展的内在张力：融构了从奥古斯丁、约阿希姆的历史神学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嬗变动力。无论欧洲历史观如何变化，在洛维特看来，欧洲历史思想的结构都是受希腊一基督教思想规定的。近代历史哲学就其想在现世历史中实现旧约的终极救赎历史而言，是基督教式的历史观；但就近代历史哲学把《圣经》中的末世期待和预定信仰转换成现世历史的未来式进步意识而言，它又是反基督教的。
• 冬日漱石

  2022-04-15
  在洛维特看来，古代时期有两种历史时间观念，古典希腊的循环周期论的历史时间和基督教末世目的论的历史时间，近代历史思想单义的进步历史时间观在结构上类似于基督教的历史时间观。从犹太基督教传统土壤上发展出来的人的神学（eine Anthropo-Theologie）与希腊式世界神学（die griechische Kosmos-theologie）不同：人的神学把世界理解为溶合上帝和人的硫磺（0eov），理解为神的创造（natura arsdei），即理解为为了人的意愿的世界（Welt umwillen des Men-schen）。基督教的历史理解出现时，人的神学以超世的创造主观念取代了世界之内的目的理性，古希腊以自然世界秩序为架构的“历史”（historia）随之被改造成天定的（providualen）救赎历史，从而赋予历史以普遍的末世论道义。古代历史观的这一转变所系甚大，其主要结果是：历史的自然性生成与历史的道义相分离，历史中失望与希望的交织激起的道义问题被转移到末世的未来，并从超世的维度来获得解答。基督教的末世信仰要求从可见的外部世界转向自我，建立与上帝的内在性关系，从基本取向上更改了对人的生存在世的历史的感受方式。
• 余叶知秋

  2014-03-28
  现代对历史、对作为“历史”的“世界”的过高评价 ，是我们背离古代的自然神学和基督教的超自然神学的结果。它既缺乏智慧，也缺乏信仰。经典古代把历史看做是与人的本性和宇宙密不可分的；《旧约》教导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基督教教义则把仿效基督置于中心。按照《旧约》，基督降临虽然是一个非常的事实，但并不是世界历史连续性内部的一个特殊事实，而是独一无二的事件。他通过闯入历史和自然的进程，即罪与死的链条，而一劳永逸地使整个历史程序和自然程序成了问题。精确地与人同上帝和自身发生关联的强度相比，这个世界的历史失去了意义。我们被世界的历史所淹没，在宗教上变得枯竭了，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却不包含一点认真参与世界事务的暗示。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基督教只是被拖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由天意规定的上帝意图，也只是作为被世俗化和理性化的原则，才成为一个体系。作为超验的原则，上帝的意志永远不能成为一种在各个国家，甚至教会的前后相继和命运中说明历史意义的系统阐释的对象。按照基督教的理解，只是就上帝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启示自己而言，历史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与历史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不同，历史上福音书中的耶稣首先不是一个历史教师，而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只有我们这些超出对基督的信仰在“基督教”的概念中，并超出基督在“历史”的概念中思考的现代人，才习惯称这一启示为历史的启示。这里不仅包含了过去的现实，而且包含了两千年未实现的末世论。从《新约》的立场出发来看，上帝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的启示是他在“人子”身上的自我显现，而这个人子借助复活超越了任何历史人物的生与死，为自己是上帝之子或者一个神人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对于信徒来说，历史不是人的努力和进步的自律王国，而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与死的王国。在这一考察方式的范围内，历史的进程自身不可能被体验为决定性的。对历史的绝对重要性的信仰使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著作成为畅销书，这...
• 雪

  2012-05-28
  （亚里士多德）没有一部作品是探讨历史的，与诗相比，他对历史的评价很低。因为历史只探讨一次性的事情和偶然的事情，而哲学和诗却探讨永远如此的存在者。对于古希腊的思想家来说，“历史哲学”是一个悖论。历史是政治的历史，作为这样的历史，也就是政治家和政治史学家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