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5-06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相继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甚至连蒋介石也暗示部属可以截留国税。······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樑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将财政部的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宋还公开预言孙科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借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黄汉樑本事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但因其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严厉攻击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黄氏上任后第一次赴上海筹款时曾向金融界保证：“竭尽一切努力来严格支持赔偿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偿还债券的责任。”但黄的努力成效有限，他原本计划先筹1000万元，经多方奔走，只得300万元。照中央军费核减后每月1800万元计算，仅够5天开销。而当时各军代表40多人，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但军政部的军需在一月前已宣告破产”，何应钦曾对亲自上门索饷的京沪卫戍部队蔡廷锴表示“伙食问题尚无确实办法”，只是口头答应倘“军需稍有着落，即先给你部”。······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当1月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孙科和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6个月为期...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5-06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致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1932年元旦，刚刚改组的国民政府举行就职典礼，却是一派凄凉景象，“到者寥寥，本定旧诗行礼，乃迟至十二时半始得举行”。······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介石辞职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2000万元。······同时，在蒋、宋的暗中支持下，“财政全体简任人员十七人，二十三日提总辞职，全体科长二十余人亦总辞职，二十四日各署长已不到署办公，并未因事务官之故依然工作。······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27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氏还一度动摇过是否继续同粤方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不能否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丧失国土之耻，他是不能忍受的。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统治，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蛸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27
  此时的中国，正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战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谈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的行为草拟了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俾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宣言谓：“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听任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绝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五亿善其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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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4-26
  （1931年）10月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会商。“对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是日下午1时，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彼此握手，互道问候后，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16人。······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24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甚至连胡汉民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蒋介石在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所以蒋介石很难再以军阀反叛为借口，直接采取武力讨伐。他不得不力争政治解决。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23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派的关系一直是个重要问题。·······地方势力派在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周旋中，最看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效忠中央，实际上各有怀抱，对蒋介石的统治也并非忠心不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蒋的南京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在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经济上的有力保障。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22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最早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根据该组织法，选举汪精卫为国府主席，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国府委员。蒋介石此时还未当选国府委员。虽然汪精卫为国府主席，但按该法规定，处理国务时“由委员会议执行”，实际上采取的是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主席没有实权。1927年3月11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全会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它同原来最大的不同是取消国府主席一职，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5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等23人为国府委员。武汉政府时期的国民政府，合议制精神比广州政府时期还要明显。同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未颁布组织法，只是推举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宁汉合作后，由特别委员会推举产生了新的国民政府。这一时期（1927年9——12月），国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大致延用二届三中全会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不设国府主席一职。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国府主席和常务委员权利相当，处理政务时仍采取委员合议制。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汉民提出的《训政大纲》，表面上结束了军政统治，进入训政时期。······政府主席除对外为国家代表外，其权力地位，莫不与其他常务委员同。10月8日，蒋介石接替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于同日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共48条，涉及的内容已相当完备。按该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都是国府委员，国府主席仅在外交礼仪上代表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经过五会议议决，有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此时国府主席的实际职权，大体同五院院长相当，仍采取委员合议制。······唯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涉及有关军事方面依该法第9条规定：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22
  在《太原约法》的起草过程中，军事反蒋实际上已宣告失败，因此起草委员深知该法根本不具备实施的可能，之所以继续完成起草工作，是希图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借此打击南京中央政权。因此《太原约法》包含了许多中国法制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思想和还政于民的内容。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19
  1906年孙中山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的目的是建立民权。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怎样才能做到“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呢？孙中山认为，这中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的膨胀，不致抑制民权的发展。······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又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它同《革命方略》规定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一致的，只是鉴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规定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的那段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是近代中国“以党治国”思想的由来。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17
  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从“容共”到“联共”有一个过程，其转折就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该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而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国民党首次以大会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正是通过上述手段，蒋介石成功夺取了汪精卫在党内的左派领袖地位。此后，汪精卫深感回天乏力，遂从广州隐居之地不告而别；而胡汉民因受鲍罗廷的打击，并发现蒋的左倾而无能为力，也只好悄然离穗赴港。或许是历史有意同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汪、胡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天、同一条船离穗赴港。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4-17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剪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 殿前不检点

  2015-03-28
  只有完成统一，才能彻底改变他在党内仅“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的状况。
• 半岛铁盒的等待

  2018-05-13
  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
• 殿前不检点

  2015-03-27
  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胡汉民）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
• 半岛铁盒的等待

  2018-05-10
  胡汉民回忆说：“加拉罕和鲍罗廷拟定孙中山的接班人选三人，认为对其评语为‘难相与’，对戴季陶为‘拿不定’，对汪精卫为‘有野心，可利用’。”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5-07
  相较于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体系松散，外延广阔；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高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人脉关系；他们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如果说前期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换言之，往往是无派无系之行政官僚，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员描述，故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认作政学系之人往来、共取暖，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政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学者型官僚。从“政学系”三个字来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学，引学辅政”，能够给予蒋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帮助。而学者治政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清流不尚党谋。······1949年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政学系成员真正随蒋撤至台湾的并不多。他们政治上既反对国民党独裁，也不认同共产党专政，且台湾舞台太小，蒋介石也不再需要这批中央大员，因此他们大多移居海外。只有张群、王世杰一直追随蒋介石，并得到一定重用。从此，政学系之名不再延续。
• 希夷子

  2013-10-02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深谙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从此他便放弃了反蒋。谭氏处世圆滑，善于察言观色而后动。北伐期间，当蒋同武汉方面因迁都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陈公博曾焦虑地请求谭延闿设法弥补。双方有如下一段对话，颇能显示谭氏的经世之道。 “谭先生，我们所虑的危机已到了，这样怎么得了呢？” 我在判断之后，忍不住叹气 以为他经验深，或者可以给我一个内心的解救。 “你说怎么得了，又怎么才算得了呢？”谭先生虽然有些着急，但这是他的一种经验。 “不是这样说，不得了，应该想出些办法。”我真急极。 “得了也就这样了，不得了也就这样了，难道得了真就这样了吗？不得了真就不了吗？”谭先生提出他的经世哲学，末后更叹说：“公博，你到底还是年轻，中国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时候，终归会了的，若勉强想去了，反而不能了。”
• 殿前不检点

  2015-03-28
  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此时所最需要的。
• 殿前不检点

  2015-03-27
  陈伯达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二书，他将国民党统治集团简单地划分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