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芒狂欢节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5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与农村的对抗中，城市并未自然而然地与贵族和教会站在一边。城市考虑到将来必定要展开针对贵族和教会特权的斗争，因而不愿在反对农民的冲突中卷入太深。…………城市有了发展，城市居民纷纷购置农村土地，这就促使“乡巴佬”更加关注被购土地的免税问题。城市的扩展带来了就业机会，农民纷纷进人城市安家立业，这一来，直接税给农村造成的重负显得更加不合情理。……从1552年开始，城市和乡村的第三等级开始联手，为的是更好地对抗特权等级的免税优惠，特别是教会享受的优待（此时胡格诺派开始骚动，反教会人员的议题已经摆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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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就此而言，16世纪中叶的冲突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间依然存放在罗芒地区。……人口増长导致土地分散和工资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农民的贫困化。城市显贵在农村购置、攫取并整合土地，扮演着推进农村资本主义的角色。税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16世纪的头三十余年中，税收长期处于相对温和状态，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与德皇查理五世再度开战，查理五世的军队侵入普罗旺斯后，税额开始显著提高。从1536年到1538年，无论以货币（图尔利弗尔）或是以实物（小麦）计算，所有直接税部疯狂地増长，每年的増幅高达5至8倍。税收压力此后虽然有所缓和和减轻，但始终没能回复到1536年之前的水平。高税收门槛已经最终设置完成。……然而在1530——1540年间，受到冲击的不只是蒙特利马尔和加普这两个城市。农村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怀有敌意，原因之一是城市显贵购买的农村土地享受免税优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及此事。城市放肆和无所顾忌的态度也是惹恼农村的原因。城市利用其在该省各个机构中的主宰地位，把城市的某些负担转嫁给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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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这就是说，真正因税收而形成尖锐对立的地方在北部，也就是事实上实行个人直接税的地区，其中包括罗芒、维埃纳、格勒诺布尔。税制不同的地区彼此相邻，对比鲜明，维埃纳和格勒诺布尔等实行个人直接税地区的纳税人清楚地知道，同为多菲内人，几十里甚至几里以外的瓦松山人和加榜赛人就生活在公正的税制下，所以他们更为不满，冲突愈加激烈。就此而言，形势岌岌可危的多菲内省与北部的诺曼底和大巴黎地区不尽相同，那些地方的形势虽然也令人担忧，但尚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为，那里的农民固然喘息在税收的重压之下，但毗邻地区的农民同样遭遇不公，贵族也都享有免缴直接税的特权。与毗邻地区的对比令多菲内农民愈加愤怒，以至于一触即发，北部的农民则因感受不到地区差异而不像多菲内农民那样怒不可遏。……享受部分免税的人是城市居民，而乡间的纳税人则处于超额税收的重压之下；另一部分享受免税的人属于特权等级（贵族、教会人士、高官），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承受税收重压的下层平民（包括农民和下层市民）。由此形成了两对敌对阵营，一对是城市与乡村，另一对是特权享受者与平民，两者相互对立，彼此争斗，城乡对立从1530年代起日趋严重，特权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则从1550年代起日趋严重。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5
  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这些陈情书指斥特权享有者逃避纳税义务。鉴于战事紧迫，人人理应为捍卫本省的居民和利益尽一份力，必要时还应贡献武器，此时此刻逃避纳税义务格外令人不齿。（皮耶蒙，第64页）凡是能够断文识字的头领，都把这些诉求写成文字，以多菲内地区古老的特权为据，要求贵族和教会与平民共同担负纳税义务；这是以地区性的特权对抗社会性的特权，恰好是一种拨乱反正。这些头领自称属于第三等级，即为城乡的民众代言的城市和乡村的平民。可是，这里所说的平民并不包括其中最显赫的那些人，不包括第三等级中最孚名望的上层人物，即坐享年金的市民、殷实的显贵、富商和放债人，这些人或多或少已经倾向贵族，指望着福星高照，让自己或是他们的子女有朝一日变成新贵族。……在1579年4月的格勒诺布尔三级会议上，德布尔格宣布了此次罢税的原则。这次“客观”反叛的开端具有浓重的臣服于在位国王亨利三世的色彩，人们“一群一群地秘密宣誓：向国王陛下进呈谦卑的谏言，为达到陈情书中所表达的愿望而生，为达到陈情中所表达的愿望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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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在那个时期，税收之重压得老百姓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们干脆管税收叫“压榨”。1578年8月，在整个多菲内地区，每户缴税4埃居，用以支付亏欠的税收和敌对双方（天主教派和胡格诺派）尚未清偿的债务。人人都得掏钱，就连上帝也认账。……安托万镇上的公证人厄斯塔什·皮耶蒙，好斗的多菲内地区的这位“好兵帅克”，他曾断断续续地谈起这次缴税事件。据他说，每家每户后来都如数缴了4埃居，而且并没有怨声载道。不过，很快又要求缴纳一种新的税，那就是必须在1578年10月缴纳的每户2埃居40苏。（皮耶蒙，第63页）众人都老老实实地缴了。不久之后，又要每户缴15埃居7苏3锝，说是为了本乡事务，实际上就是供本地区和本省还债和开销。这次可是忍无可忍了。“战争已经造成了这么多灾难，这次收税还如此紧逼，老百姓真的被通急了。”（皮耶蒙，第63页）激烈的冲突已经让人难以面对，居然还要出钱去维持这样的冲突，这不是为车轴润滑，而是火上浇油……在多菲内地区，和平的希望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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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这就是说，胡格诺派在这件事情上并非铁板一块。倘若不是由于民怨鼎沸，骚乱一触即发，单凭胡格诺派的活动是不可能在维埃纳地区和罗芒地区制造不和的。引发民怨的元凶是士兵的暴行；自从1560年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战争打响之后，20年来多菲内地区一直因士兵的烧杀掳掠而民不聊生。匿名作者（其实就是盖兰）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胡格诺派以乡民们遭受欺凌和压榨为唯一借口，挑动反叛的乡民进行大规模的对抗，他们提醒乡民说，“过去这几年，一批又一批的丘八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反反复复地烧杀掳掠，把他们的家乡糟蹋得满目疮痍。”（盖兰，第29页）……兵痞们强抢农民和市民（市民其实依然是半个乡民）的牲畜和粮食，但这并非牲畜和粮食大量损失的唯一原因，民众还被迫向官兵们供应包括肉类在内的食物，这些家伙不但大啖大嚼，而且还挥霍浪费，每人每年消耗肉类80公斤，比今天巴黎人的消费量还高。1577年7月22日，“司务总长穆瓦蒂厄先生下令，罗芒必须向戈尔德率领下围困蓬昂鲁瓦扬的队伍供应牛、羊、面包和葡萄酒。没想到，蓬昂鲁瓦扬突然解围，罗芒供应的4500个面包用不着了，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浪费比比皆是……就连金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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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1579——1580年冬春罗芒狂欢节期间发生的市民和农民反叛，是否起因于胡格诺派的阴谋? 法官盖兰好像就是这样想的，至少他希望说服别人这样想：他留下的那些重要记述掲示了他的这个心思，尽管这些记述没有留下讲述者的姓名，但毫无疑问是出自盖兰法官之口。据他说，在下多菲内和维埃纳地区（当然是里昂南面的那个维埃纳），始终有一只不知疲倦的新教之手在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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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即使是针对贵族和世俗领主的斗争，也不应过度解读。在1579——1580年间的反贵族斗争乃至反领主斗争中，世俗领主征收的领主税也并非农民的主要抗争对象，尽管领主税比什一税重得多。农民的矛头所指主要是领主和非领主贵族在赋税方面所享有的特权，贵族被免除的赋税都转嫁到第三等级头上，从而激起农民对这种不公正的极度愤恨。农民骚乱最初就是因为贵族免税而引发的，一旦形成规模之后，农民就无所顾忌地放火烧毁领主的邸堡和税册。……罗芒狂欢节发生在1579——1580年间多菲内地区局势处于至关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堪称革命的时刻，我将在下面慢慢道来。一群又一群为数众多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拿起武器，反对掠夺成性的贵族，反对领主统治中的某些举措，尤其反对贵族享有的免税特权。城镇资产者在不同程度上也参与斗争，反对两个特权等级。城市中的工匠和小民百姓则与富有的资产者展开斗争。贵族内部因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分道扬镳而出现分裂，团结一致的贵族不复存在。于是，劳伦斯·斯通所说的“革命形势”的各种元素便次第出现并聚合在一起，旧制度下的革命就此发生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展开斗争，精英内部因分裂而彼此恶斗。此外，还有中央（国王驻跸巴黎或布卢瓦）与外围各省（例如以享受免税为荣的多菲内省）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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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在拥有土地的那些贵族中，因其新贵族身份而享有免税权的那伙人构成了一个强势小集团。他们在成为贵族之前必须缴纳的税，如今都转移到其他农民身上了，所以农民非常嫉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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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乡村将会从头到尾出现在本书中，罗芒狂欢节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展示在城市里的一个橱窗，或者说是一座建筑物的外墙。……就此而言，当时的城市斗争具有先驱性，它顶示着近代以反对资产阶级为主旨的城市阶级斗争。反之，早在过去久远的岁月中，对立和冲突就已经扎根于乡村，只是由于近代的乡村斗争把矛头指向政府，有人便误以为乡村的对立和冲突肇始于近代。当我在思索乡村中的对立和冲突时，我把目光投向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初期，即第一个千年，那时几乎所有城市都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于是想到了菲斯泰尔·德·古朗治的见解，他写道：“农村庄园即使不是社会生活的唯ー机构，至少也是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机构。一切社会劳动都在农村庄园中进行，财富在农村庄园中积累，贪婪和凯觎的目标也是农村庄园。实力来自农村庄同，不同的阶级彼此相遇的地点也是农村庄园。人与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就是为了土地和由于土地而产生的。”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5
  狂欢节之后是封斋期，封斋期之后则是复活节。……我们不应忘记，自天主教会在第一个千年创设封斋期起，封斋期的首要使命就是让初入教者（此前的“不信教者”）迎接复活节和为接受洗礼做好准备，同时也让已经迈入教门的教徒开始经受苦行的考验。为期四十天的封斋期是信徒们以苦行来净化自己心灵的时间。与此相反，对于即将在封斋期中成为教徒的人而言，封斋期前的狂欢节只不过是他们与另一些人一道，“埋葬他们的不信教者的岁月”的日子。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5
  1516年修建了一个耶稣受难的髑髅地，沿着一条十字架大道，仿造了耶稣在耶路撒冷受难的各个阶段的场景；修建在罗芒近旁的这个髑髅地，从此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方，多次出现幼童死而复生等圣迹。这批文艺复兴的狂热分子出现之后，从相反的方向出现了一批新教改革派的狂热分子，这些人早在宗教战争发生之前的1560年，就已经扎根在罗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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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让我们说下去。在当地黑社会势力的支持下，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于1542年在罗芒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小型政变。尽管这次政变并未消除既有的各种冲突，但对于各种力量的对抗毕竟起到了某些抑制作用，在早已过时却又不容置疑的罗芒民主政治中，人口在“美好的16世纪”中的增长，促使心怀不满的工匠阶级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正是这个阶级的壮大催生了各种冲突。10名显贵和10名商人都是有钱人，但是，商人们半公开地把食租者和贵族看作寄生虫，所以，这两伙人之间逐渐显露的紧张关系不容小视。不过，基本问题依然与过去一样。1542年，彼此恶言相向的商人和食租者捐弃前嫌，结成了一个小集团，二十来个工匠师傅和富农作为二流人物也加人了这个小集团，这伙人对于罗芒过去只有一半控制权，如今则把整个罗芒掌控在他们手中。这个小集团此后通过推举头领进行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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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0
  然而，以我之见，罗芒狂欢节事件中彼此对抗的双方，一方是房产主——商人等罗芒社会的上层显贵，另一方则是在工匠中属于中层的小房产主，我在后面还将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参阅本书第七章）。这个阶层在需要出头露面的重要关头，显示了引领非房产主下层平民（工匠和农民）的能力，但却没能让下层平民在民众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平民领导几乎全都出自工匠的中层，这些人的富有程度足以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住房。平民领导人几乎全都属于中层工匠这一事实，既是他们威望的源泉之一，也是他们软弱乃至陷于孤立的原因，因为到了紧要关头，富人们可以利用造反派领导人并非城市中的赤贫者房客这一点，把贫穷的无产者原本指向富人的怨愤，引向与富人作对的领导民众的中层工匠，化富人的敌人为穷人的敌人，从而使造反派领导人失去民众的支持。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0
  我们现在只谈那些“双重下层”人，即社会地位属于下层等级（工匠和农民），经济上年纳税额不足0.8埃居的那些人。……从统计数字上看，他们组成了罗芒最贫困的人群。……不少穷人零零星星地参与了1580年民众造反的狂欢节事件，但是，他们在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真正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工匠和农民的中下层，而不是赤贫者。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0
  在罗芒，富裕家庭在扩大家庭中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富裕家庭条件较好，除了夫妇和子女外，还有能力供养一位单身汉或上了年纪的长辈，让他们以族人身份在同一个屋檐下体面地过日子。……总之，三分之一的扩大家庭、七分之一的普通家庭、十分之一的寡妇家庭雇有住家佣人，由此可见，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差异大得惊人。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0
  这是躁动不安、绚丽多彩和血腥杀戮的十五天，有必要追述这场悲剧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阐明事件发生的环境及其意义，必要时还应该对周边的城市和村庄进行一番审视，其中包括从比较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20-11-20
  罗芒狂欢节前后盛极一时的多菲内（Dauphiné）起义民众联会的首领，除极少数例外，既非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是僧侣，而是工匠、农民和资产者，他们都致力于捍卫各自的行业和社会利益，准备必要时为此而战。就其基础层面而言，罗芒狂欢节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地区性起义中的高潮阶段，是一场对抗政府和税收的反叛。
• 麻烦你，我要鱼丸粗面。

  2020-07-07
  针对领主的造反。那时候，威廉・退尔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主张民主反对贵族的人物形象，在瑞士广为传播，几乎尽人皆知，不但如此，这个名字还越出国境，开始在法兰西的多菲内和萨瓦地区民间流传。带着木号角、绿树枝和耙子的加莫，活脱脱一个从瑞士进口的威廉・退尔，他是穷人的威廉・退尔，是决心灭绝贵族的传奇性象征，而不是人民所真正需要的人物，然而，凡是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呐喊的人，都把他当作块红布拼命挥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