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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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1
  发展话语能够系统地形成它所讲述的事物，并以某些方式将这些事物分组安排并赋予它们整体性。正是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使对象、概念和战略的系统化建立成为可能，它决定了在发展的范畴内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什么是可以言说的。这些关系建立起了一个话语实践，为游戏制定了规则：谁拥有发言权，从哪些角度发言，具有什么样的权威，根据什么专业标准来判断。人们必须遵循这些规则来认识问题、建立理论、对事物命名、进行分析，并最终转化为一项政策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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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1
  而在发展经济学向新自由主义正统回归的过程中，理论家们宣扬，不要为人民的生活标准下降到史无前例的最低点而担忧，这只是进行结构调整时暂时需要付出的代价，此时，人民的福利被认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哪怕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另外，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转变过程中抛弃了增长和分配这些概念，摒弃了劳动价值论，除了分配问题以及阶级和财产关系的问题，将完全竟争和完全理性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再者，在处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家根据权力集团的统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对知识和科学工具的运用挥酒自如，游刃有余，唯有是否心手相应令人生疑。埃斯科瓦尔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一切话语和话语形变完全是为霸权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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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1
  而埃斯科瓦尔则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发展研究领域，对控制和统治社会的发展体制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剖析和批判。埃斯科瓦尔指出，应该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一种历史的产物。当西方的专家和政客们开始把亚非拉地区的某些情况看作是问题，将其中大部分题视为贫穷和落后，并将亚非拉地区按照西方的概念和标准表征为第三世界和欠发达时，一个新的思维和行动的领域，即发展，就此诞生了。因此，应将发展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思想和行动领域来考察，对发展的分析就是对其表征体制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描述发展的知识形式、控制发展实践的制度和权力体系以及由发展话语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形式才能厘清发展的含义。也就是说，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开始运行的，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只有特定的事物可以被言说，甚至是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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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1
  定义一，发展是指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可简称为发展的“社会转型说”。这一定义看似价值中立，其实质离不开冷战期间的一种“元叙事”和社会转型的宏大蓝图，即对现代化的渴望和“欠发达”地区的解放，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尤其是指它们选择的通向工业化社会的路径。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实践证明，这种元叙事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倡导现代化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大多使用这一定义。定义二，发展是指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的活动，可简称为发展的“干预行动说”。这一定义显然较窄，带有鲜明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和强烈的工具性。例如，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反贫困行动均属这里所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其目标往往偏离广大民众的期望，而变成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的需要真正的目标人口常常不能从发展中受益。定义三，发展是指西方现代性的统治性话语，可简称为发展的“西方话语说”。这一定义与前两种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是指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强加给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地区，因而导致了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很多后现代的理论家和反全球化的行动者坚持这一定义……而埃斯科瓦尔对这一定义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本书就是对这一定义最为全面和最为彻底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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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1
  然而，埃斯科瓦尔通过对二战后的世界发展战略进行知识考古学分析发现，“发展”并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发展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规模的贫困现象才开始被西方“发现”，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地区成为了“欠发达”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在194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是二战后衍生出来的话语产物，而发明这些概念的西方国家将此视为重新界定自身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作原则，其目的是将穷人和第三世界变成其知识和管理的对象。全球贫困的问题化带来了制定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理念与标准的新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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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发展采用了一种目的论，这使它提出“本地人”迟早会被改造的思想。然而同时它又始终坚信，与完美的欧洲相比，第三世界是另类的、低等的、人性受到限制的地区。在这个前提之下，发展不断再生产出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分离与间隔。发展正是依存于这种永不停止地对差异的认同和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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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这种建构（将第三世界国家建构为落后国家）依赖于三个主要特征：其一，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与世界市场相脱离的土著经济体；其二，把这个国家的人口描绘成农民，将它的农业生产描述为传统型；其三，假设这个国家是一个国民经济体，发展这个国家是中央政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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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或者说，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能以日益深入和广泛的方式对国家和人民进行整合、管理和控制。就算它没有解决欠发达的基本问题，或许我们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说，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欠发达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政治和技术手段加以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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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对发展作为话语这一本质的探究可以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发展所做的一些基本假设中找到切入点。其中，一个组织性前提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即无论以怎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成本为代价，现代化是唯一能够摧毁陈旧的迷信与关系的力量。工业化和城市化被看作是通往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进步之路。只有通过物质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进步。这种观点决定了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与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因此，贫困国家的进步从一开始就被认为需要依赖大量的资本支持，以用于基础设施、工业化以及社会的整体现代化。这些资本从何而来？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国内储蓄。但是这些国家已经陷人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它们缺少资本，因此相当一部分“急需”的资本不得不从国外引入（参见第三章）。而且，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也是极为必要的，他们可以推动和协调必需的力量来克服普遍的倒退和经济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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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开始运行的，也就是说，它创造了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只有特定的事物可以被言说，甚至是想象。这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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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最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影响着发展新战略的形成，即经济领域中公共干预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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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对经济系统运行方式的更深入和更广泛的了解使人们更有信心将物质繁荣遍及世界其他地区。这样一来，对经济增长置疑的渴望就与重新进发出的对科学技术的信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经济增长预示了存在着从穷国到富国连续的统一体，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社会环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的增加以及较高的知识水平）因此也可以复制到贫穷落后国家。发展被看作是从一个境况到另一种境况转变的过程。这个理念使积累和发展的过程被赋予了一种进步、有序和稳定的特性，这个特性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现代化理论与“经济增长的阶段”（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理论中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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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人们相信，技术不仅会增进物质进步，还会赋予这种进步以方向感和意义。在关于现代化的社会学的浩瀚文献中，技术被理论化为一种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通过为创新、收益和成果制定道德规范来进行运作。技术也因此促进了现代化理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及时进行技术转移的概念最终会成为发展项目中的重要构成要素。人们从未意识到这种转移不仅要依靠技术因素，还要依靠社会和文化因素。技术被看作是中立的、必然有益的，而不是一种创建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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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反法西斯情绪很快就被战后的反共产主义浪潮所取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成了发展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认的观点就是，如果贫穷国家不能从自身的贫困中被解救出来的话，它们就会倒向共产主义。早期关于发展的大部分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这种偏见。当时不仅军界和学术圈信奉将经济发展作为击败共产主义的手段，甚至美国政府部门、无数的小型组织和美国民众都更为热烈地拥护这一信条。随着对朝作战的结東，美国在重新审视第三世界时所考虑的方面主要包括：对共产主义实施控制；为防止前欧洲殖民地区倒向苏联阵营而作出让步，尽管心存矛盾，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独立；以及对第三世界重要原材料的长久占有和使用，美国经济已经愈加离不开这些原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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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在这之后的1945~1955年间，美国的霸权地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得到了现固。为美国产品扩展和深化海外市场，以及为美国剩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场所，成为这一时期极为紧迫的需求。美国的经济扩张需要获得廉价的原材料来支持日益增长的工业产能，尤其是新生的跨国公司的生产。在这个阶段，有一个经济因素越来越值得注意，那就是工业生产与粮食和原材料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粮食和原材料的生产在这种变化中受到损害。因此有必要制订行之有效的计划，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初级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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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判定哪些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主要出于战略性考虑和对第三世界原材料的获取的话，那么这些地区如何融入到战争后期出现的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从1945年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到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期，非工业化地区的命运成为了谈判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而且，关于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出的话语产物，在1945年之前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这些概念是西方国家在重新界定自身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作原则，东方国家也使用这些概念，但方式不同。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三个世界的概念已经巩固：第一世界是自由的工业化国家，第二世界是共产主义的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贫困的、非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在第二世界国家解体之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北方和南方）仍然是地缘政治制度的一种表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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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发展的历史意味着这种社会的历史在其他地方的延续。这也是拉纳玛所提到的贫困史上的第二次突变：在1945年之后，世界上2/3的人口被界定为穷人，由此而造成了贫困的全球化。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穷人被定义为缺少富人所拥有的金钱和物质财产的话，那么贫困国家也是根据经济更发达国家的财富标准来界定。年人均收入成了界定贫困的经济概念最理想的准绳。在全球范围内来理解贫困“只是一个对比统计数据后的结果，这种操作最早在1940年开始进行”。当1948年世界银行将年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的国家界定为贫困国家时，一纸法令就使世界上2/3的人口成了贫困人口。如果贫困问题是收入不足所造成，那么解决的对策无疑就是经济增长。于是贫困就成了一个组织性概念（ organizing concept），成了新的被问题化的对象。就像任何一个被问题化了的例子一样，贫困的问题化也带来了新的话语和实践，并形塑着它们所涉及的社会现实。第三世界的本质特征就是贫困，而消除贫困的方法就是经济增长，发展就成了不言自明的、必然的、通用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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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社会着手解决贫困问题，也由此开始攻克新的领域。新生的资本主义秩序和现代性或许更多地依赖于贫困政治学，而不是工业和技术的力量。贫因政治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更多的消费者，而且还包括通过将穷人变成知识和管理的对象来改变整个社会。在这种运作中所包含的是“一种使攻克贫困、创造贫困政治学成为可能的技术一话语手段。普罗卡奇解释说，姑且不论是对是错，贫困总是与一些特征相联系，例如流动、漂泊、独立、节俭、生活糜烂、无知、拒绝承担社会责任、不工作，以及拒绝服从“需求”扩张的逻辑。与之相应的，对贫困的管理就需要在教育、健康、卫生、道德、就业方面进行干预，并逐渐向他们灌输合作、储蓄、育儿等方面的好习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全套的、全方位的干预，这些干预创造出了个全新的领域，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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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慈善事业在这一次转变中至关重要。穷人成为了受助者，这一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贫困的“现代化”不仅标志着地方性关系的破裂，也标志着新的控制机制的产生穷人越来越像是一个需要社会采取新型干预方式的社会题。的确，关于生命的意义、经济、权利以及社会管理的现代思维都是和贫困相关联而开始出现的。“贫困、政治经济以及对社会群体的发现都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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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2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市场经济的扩割裂了人们与社区之间业已建立的组带，并且剥夺了千百万人民使用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权利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贫困才开始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系统性的贫困化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